滕文公实践孟子的“迂腐思想”,使弱小的滕国成就文明史上的传奇

在孟子的指点下,滕文公按照周礼,圆满地安葬了他的父亲滕定公,获得了朝堂众臣和广大百姓的高度赞扬。这使得滕文公对孟子更加钦佩,对治理国家更有信心了。

于是,滕文公派人携厚礼把孟子迎到滕国,请教具体的治国方略。孟子说,行仁政并不复杂,主要做好三件事,一曰分田,二曰制禄,三曰教育。

这看似简单的回答,竟然使得弱小的滕国成就了一段耀眼的传奇。

有恒产者有恒心

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这是一句非常暖心的话,也是一句非常紧切的话。圣人对待百姓,犹如父母对待子女,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所谓民事,便是民生。百姓的生计是头等大事,最为要紧。孟子引用《诗经·豳风·七月》中的诗句,大意是:白天割取茅草,晚上绞成绳索,赶紧修缮房屋啊,因为很快就到播种的时节了。

华夏文明是农业文明,农事是百姓的生存之本,凡事都要为农事让路。所以,修缮房屋只能在农闲的时候进行,一般是在开春之前。

经历整个冬季数次积雪的重压和侵蚀,农人们的茅草屋顶已经有些损坏了。如果不及时修缮,到了雨季,屋顶很可能坍塌。而此时距离春季播种已经很近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对屋顶进行修补和加固。

孟子引诗,是为了说明农事的紧急,引起滕文公的重视。国君如果真能懂得“民事不可缓”,他的仁政便成功一半了。

孟子又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人类有一种普遍的规律,有产业作为生存的保障,才有安全感。没有生存的保障,就缺乏安全感。如果百姓的心中没有安全感,便会焦虑不安,胡思乱想,甚至违法乱纪。等他们犯了罪,然后加以处罚,岂不是相当于设下罗网来陷害百姓吗?

这是《孟子》书中第二次出现关于“恒产”与“恒心”的论述。第一次是在“梁惠王章句”中,孟子对齐宣王说过同样的话。当然,从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对滕文公说“恒产”论应该早于齐宣王。由此可以体会孟子的仁政思想对“恒产”的重视。

所谓恒产,无非三样东西,一是房产,二是田产,三是财产,统称私产。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自由以拥有私产为前提。”这句话与孟子的“恒产论”异曲同工,都是让人获得安全感。如果没有安全感,道德便无从谈起,自由也无从谈起。

现代社会同样适用“恒产论”。虽然所谓恒产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其本质仍然是获得安全感。换句话说,也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这便是孟子为滕文公制定的治国第一策,分田制产,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放心地生活。

收税的目的是养君子

治国第二个大问题,是税收。孟子要求滕文公“取于民有制”,不可以追求国家财富。为此,他特别引用了阳虎的名言,“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阳虎本是孔子时期鲁国季氏的家臣,通过玩弄权术上位为鲁国宰相,显赫一时,是先儒鄙视的小人。他说为富不仁,本意是为了让国家拥有财富,就必须抛弃仁政,不可以对百姓慈悲。

孟子则强调了这句话的另一面,国家的目的是养育人民,不是追求财富。意思相当于曾子说过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所以,税收一定要有节制。

既然国家不追求财富,那么收税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养君子,也就是治理国家的士人。这里的君子,强调的是地位。古人认为,有德者方能有位,所以从理论上说,治理国家的士人,都应该是有道德的人。

包括国君在内,所有参与治理国家的士人官吏,他们的总开支要以人民总产出的10%为限。所以税率不能高于10%。具体实施办法,孟子倾向于“助法”。他引用古代贤人龙子的话来说明:“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

所谓贡,据说是大禹使用的税收方法。农官通过常年的观察,统计出平均亩产,然后按照10%确定一个固定的税收数额,长期不变。这种方法或许在夏朝是可用的,因为那时的亩产很低,丰年与凶岁的差别不大。

到了周代,贡法已经不再适用。因为随着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善,亩产也大为提高。丰年和凶年的产量波动很大,定额税收有很大弊端。特别是在战国时期,有的国家税率过高,在凶年使用定额税制,农民的产出还不够交税的。

所谓助,便是井田制。农民在耕种百亩私田的同时,还要帮助公家耕种十亩公田。如果君主行仁政,农民会热情地优先保障公田,然后再耕种私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种税收方式便称为助,它最早产生于商代,到了周代仍然被沿用。

除了助法,周代还产生了彻法。不再区别公田和私田,农民只要缴纳其产出的10%,便是彻法。西周时期,助法和彻法并存。春秋时期,鲁国发明了初税亩,是在助法的基础上,对私田也要按亩计收10%的产出,使农民的税率增加了一倍,达到20%。

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消耗大量的钱粮,导致税收不断加码。有的国家税收甚至高达五、六成,使得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老稚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

比较而言,助法最为合理,“使君子野人各有定业,而上下相安。”在孟子心中,井田制是一幅非常美丽和谐温暖的图景: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这便是孟子为滕文公制定的治国第二策,合理的税收以确保君子的俸禄。

教育的目的是获得精神生命

孔子有一次到卫国的民间去,冉有驾车。孔子发现卫国的百姓多了,便高兴地说了一句“庶矣哉”,人口变多啦。冉有趁机请教治国之道,人口既然多了,下一步应该如何治理?孔子说“富之”,要让他们丰衣足食。

冉有继续问,丰衣足食之后呢?孔子说“教之”,要教育百姓。可见儒家主张的仁政,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养民,二是教民。

孟子为滕文公制定的治国第三策,便是教育。而之前的分田制禄,都属于养民的范畴。

儒家为什么将教育放在与人类生存同等重要的位置?朱子曾在《大学章句序》里有过论述。“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天地生人,为每个人都赋予了人性,便是仁义礼智之性,意即每个人天生都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德性,这就是人的天性,也称为明德,或者叫良知。现在也可以称之为精神生命。

但是由于每个人所禀受的天地之气有所不同,有深有厚有纯有杂,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全面开启自己本有的天性。

一旦有一个人天生聪明睿智,能完全发掘发挥出人的天性,天必将命他来做天下人的领袖和导师,让他引导和教化百姓,恢复本有的仁、义、礼、智之性。

所以,才有了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这些古代的圣人承担天交给他的责任,成为所有人效法的典范,并且设置司徒、乐师等官员来对百姓施以教化,通过礼乐把人性应有的秩序与和谐传布到民间。

按朱子的观点,儒家教民,是为了让人获得人性,也可说是让人获得精神生命。

人的生命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如果只有物质生命,人便无异于禽兽了。在物质生命的基础上,还要获得精神生命,这才是完整的人。所以,仅仅养民是不够的,必须要教民。

孟子对滕文公说: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夏商周三代,人性(精神生命)教育的体制和方法已经很完备,从天子的王宫到诸侯国的国都以及乡邑街道,都有学校。村的学校称塾,乡的学校称庠,州的学校称序,国的学校称学,天子的学校称辟雍。

不仅孩童要上学,成年的百姓也要学习。每到农闲,乡大夫就会把百姓召集到一起,明人伦以教之,使得百姓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写在最后

其实,孟子指点滕文公的治国方略,与他对齐宣王、梁惠王讲的内容是一样的。在战国时代,这样的思想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过于理想主义,太不现实了。

但是,无人能否认,养民和教民是治理国家的大经大本。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等等,一切事业都要建立在“养”和“教”的根本之上。如果这个根本丢失了,再辉煌的成就也只能是“梦幻泡影”。

或许有人怀疑,滕国这么弱小,在虎狼之国巧取豪夺的时代,就算行仁政,养民和教民都做得好,最终能有活路吗?孟子如此热心地指导滕文公,有什么意义呢?

从滕国的结局来看,它与当时许多国家一样,难逃覆灭的命运。在滕文公去世逝仅仅20多年后,滕国就被宋国灭掉了。但是,在华夏文明史上,乃至人类文明史上,滕文公对孟子学说的实践,始终是非常明亮而又温暖的瞬间。

短短数年,滕国面貌为之一新,百姓生活富足,礼乐文化复兴,民间学术自由,四方之民慕名而来,国家人口迅速增加。在那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代,滕国成为天下百姓向往的世外桃源。甚至许多国家专门派人到滕国观摩学习,了解他们的治国之道。

当然,在盛名之下,耀眼的滕国也引起了周围强国的疑惧,招致各种打压和排挤。又加上滕文公英年早逝,使得仁政的光辉犹如烟花一般,那璀璨的光芒转瞬即逝。

滕国被灭那一年,孟子已经75岁了。不知这位心忧天下的风烛老人,看着自己寄予厚望的仁政成果骤然幻灭,会是怎样的心情。他会难过吗?或许会。他会消沉吗?绝对不会。

他一定会想起自己对滕文公说的话: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这就够了。滕国的实践,让后世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看到了仁政的希望。它犹如历史深处的一座灯塔,为后来的明君和豪杰指引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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