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7篇  正本清源：考证“红山文化”的前世今生2

（续）话又说回来，就是在贡桑诺尔布亲王聘请日本人鸟居龙藏来到喀喇沁王府传播文化、教授学生的同时，这位被誉为人类学家、考古学者的鸟氏，在业余之时盗挖了位于赤峰红山后的远古人类遗址。据日本学者回忆说：鸟居龙藏当年是从今巴林左旗的辽代上京城（可以理解为历史上契丹和辽国的国都）遗址等地，南下来到昭乌达盟的红山一带，并有案可稽地记录了鸟氏在赤峰红山后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可能随后，鸟氏即在赤峰的西拉木伦河、英金河、老哈河以及辽西等地从事考古挖掘活动，而这一带恰恰就是后来证明的红山文化的重心区域。鸟居龙藏在赤峰市北郊英金河畔“红山后”等地总计发现了6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言称见到了环绕着石头的古墓（积石冢）。其实，鸟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积石冢”和“金字塔”式的祭坛，都是组成红山文化墓葬群的主要建造遗迹。有人曾表示惋惜，认为鸟氏没有进行深入调查，于1908年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喇沁，似乎假如鸟氏继续挖掘下去，红山文化就可能提前发现。其实，我们有理由怀疑，鸟居龙藏1914年发表的《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并不是他在没有深入调研或因为时间仓促难以深入等客观因素而导致所谓的成果简单，并与后来所谓的红山文化这一震惊世界的考古文化探索研究浅尝辄止。而是，鸟氏此次的中国之行，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调查和挖掘有关蒙古利亚人种先祖的遗物，或为日满同祖同宗寻找物据和文物。鸟居龙藏成果总结的情报价值，远远大于科研深入价值；其目的侧重点不同，又何必要为他人做嫁衣。试想，鸟氏逗留于该地区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日本人秋山進午认为：鸟居龙藏是在日本明治40年（1903年）来中国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鸟氏逗留此地时间就长达六年之久），而日后的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扑奔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这块神奇的土地。为何侵略者的大队人马中都有所谓的考古学家带队？包括所谓的考古专家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为何直奔当时荒无人烟的巴林草原的纵深腹地？又为何目标异常明确地直奔辽上京、辽祖陵——耶律阿保机隐藏于深山里的陵墓？甚至连巴林右旗北部草原深处高达49米索伯力嘎的辽代白塔也遭受盗掘（日本盗空白塔宝藏之后，感到罪孽深重，于是就在白塔的前面入口处，修建了一幢藏式小塔以示谢罪。这幢藏式小塔的壶门里都可以容纳蹲客休憩）。要知道 日本侵略者都是大队武装的长驱直入，目标如此明确而不计劳工费用和给养开销之巨，如果没有事先详细的调查测绘，就不可能实行日后的盗掘辽祖陵、辽祖州、辽上京等大批文化遗址的抢劫盗挖行动！好在老天有眼，侵略者始终没有找到辽祖陵的入口才使得耶律阿保机得以幸免于难，否则，北方两河流域这一带的文化遗址岂能幸存于今日？要知道，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流淌着中国北方的两河——西拉木伦河水系的老哈河等辽河上游流域；以及——大凌河水系等另一支母亲河流。这些河流孕育了中国北方的民族及其文化，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原始文化、东胡文化（东胡人发源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契丹和辽金文化（辽代国都在巴林左旗），元代及其北元文化（塞北草原的蒙古族文化），满清文化（大清皇帝与塞北兀良哈氏蒙古贵族的文化交融）。直至今日，在赤峰市的旗县大部分范围之内都严禁私自动土。假如自家挖个菜窖，完全有可能会遇到古墓文物。即便是刮了大风、下了暴雨，都可能出土文物。因为，这一带文化遗址叠压、交融，从原始社会直至明清历时整个古代文明历程，各阶段的历史文化都有出土的案例和被保护的对象。
我们怎么就没有看出来鸟居龙藏对红山文化的贡献在哪呢？如果说，仔细寻找鸟氏对我们红山文化有何贡献的话，那么，就是鸟氏的文章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力，使得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北方这块神奇的土地，客观上对于后来的学者也起到了提示作用。把他们在中国非法盗挖的红山文化及其其他文物在日本大学研究展示，这对于中国的学术进步又有何益可言？然而，日本军队叮咬辽西和赤峰的真正目的，早在1932年日本内阁制定的所谓《大陆政策》就已经说明：“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因此，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历史考古研究和挖掘工作，这些都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所属的滥调和制造“满蒙独立论，”而积极寻找所谓的历史和文化依据在忙碌。日本的学者们在华这些看似复杂的伪装表演，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不过是一句话概括：“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初识红山阶段的文物地位
倘若从红山文化中心区的地图来看，赤峰市和红山文化的重要出土地的敖汉旗，正处在辽宁西部的包裹之内，或者换言之，辽西的红山文化重要出土地，包括震惊世界的朝阳市牛河梁的红山文化遗址群，如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文化遗址、古城遗址，都与赤峰市的敖汉旗界桩互为介入融合。早在建国以后，我国众多的考古工作者都对红山遗址及邻近地区、其他具有相同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和试掘。最初研究的目标亦即是出土的文物只是红山文化的石器、印纹陶器、彩陶等，还包括少量的人体的遗骨。然而，正式的发掘报告中还没有发现并提到红山文化玉器。既是偶尔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大多是散失于民间或被野外捡拾的玉器雕刻小件，倘若探索断代的话，这些玉器多被认为商周时期的素面文物，或认为是战国要么就挂靠在汉代的素面装饰品玉饰范围之内。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辽宁省义县万佛堂（北魏时期的摩崖石造像群及其石窟寺）附近对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始进行调查。1954年，汪宇平先生来到昭乌达盟对红山细石器遗址进行了调查。同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将自己撰写并准备发表的部分学术论文《中国新石器时代》请梁思永作序。梁思永建议他把昭乌达盟红山新石器内容写进文稿。12月，尹达先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在权威的考古学杂志《考古学报》上发表。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先生作为补充并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篇幅很短的论考，简洁地分析了“赤峰第一期文化”的陶器和石器。正如尹达先生的后记中所谓：正是由于校阅此书原稿的梁思永先生的提示他才动笔的，把本来应纳入论考中的内容另立一篇，作为论考的补说。尹达先生认为：“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从陶器和石器的特点分析，这种文化遗存，很可能是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影响之后所发生的新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是含有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文化遗存，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这是红山文化作为考古学的文化概念首次在学术论文中出现，也为红山文化的正式命名奠定了基础。而此时，尽管梁思永先生已经病逝一年有余，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红山文化的这一考古文化概念的提出，是以尹达、梁思永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家多年探研的结果，时间是1954年12月，在《考古学报·中国新石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