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宗乘之庙老照片 年代不详
领导的职责是出主意，用干部，路线方针制定好了以后，干部决定一切。乾隆皇帝也懂这个道理，所以，就在他刚刚接见完渥巴锡的当天，就对在接待工作中出现失误的官员进行了处罚。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九，在木兰围场之伊绵峪，乾隆皇帝谕:
“渥巴锡过境时不照章程预备的怀安知县何燧，革职，留直隶自备斧资效力三年；口北道明琦交部严加议处；直隶总督杨廷璋虽在河工，也有失饬之责，交部议处。”
很显然，怀安知县是七品小干部，他根本没有乾隆皇帝的大局意识，理解不到土尔扈特回归的重要和深远意义，接待工作肯定是没有做好，估计是标准降低了，因为乾隆皇帝在《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中开篇就是“始逆命而终徕服，谓之归降；弗加征而自臣属，谓之归顺”。这说明朝廷内部对土尔扈特的身份开始是有争议的。革职不算，还要自带斧资效力三年，乾隆皇帝也够抠门的，斧资不是斧子，是旅费的意思，在这里应该是三年停发工资的意思。
“宣化总兵阿明阿、宣化镇恒德、按察史德文、口北道明琦、知府博尔敦向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渥巴锡入觐之导官)免冠叩首称'奴才’，有玷国家官爵，俱著革职，发往伊犁，自备斧资效办赎罪。”
这个御旨就有意思了，宣化的这些地方干部遇到了皇帝的女婿（额驸），也就是驸马爷，没有像包拯那样让“驸马爷，近前看端详”，而是免冠叩首称“奴才”，这事儿比较大。关于额驸参政与“奴才”的称谓问题，老羊铲史会专文解释，这里不做细说。
乾隆皇帝深知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他对土尔扈特的态度，也会影响其他少数民族，所以，齐敬之先生在给《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注释时写道：由于清政府迅速而妥善的安置，使土尔扈特部人民十分满意，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各民族的团结。碑文是文言文，很多人不愿意去看那些晦涩的古远的文字，所以还是把齐敬之先生的译文编录在这里，希望朋友们看一遍。
归降和归顺这两个词的不同概念，既然已经明确，那么归顺和归降的等级高下也就可以确定了。一般说用战争来征服别人，就不如不战而征服别人完美。使人被迫投降而来不如使人自愿来归更完善。这样说来，对自愿回归的人比投降而来的人更多地给一些优待和照顾，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关于土尔扈特部归顺的整个过程，在前一个碑文(指《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中已经说过，这里就只是记述一下对他们的安置和照顾的情况。当土尔扈特部众刚刚渡伏尔加河回归的时候，有三万三千多户，十六万九千多人。可是当他们到达伊犁时，仅仅剩下一半人了。他们这些向往祖国从远方而来的人，带领全家老小回来，意念是十分诚恳和坚定的。同时他们处境艰险极需休息，身体也都疲惫不堪。对于他们既然已经收抚接纳了，如果不去帮助解决生活问题，那就等于没有接纳。临时解决生活问题而又不做长远打算，那也等于没有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当我听说他们回来，从始至国境，直到现在，这七万多回来的土尔扈特人们的冻饿贫病情景，经常显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放心不下。我夜以继日地精心谋划。寄发公文查访，没有一刻休息，没有一刻停止过，现在已经弄清了他们的主要情况。所以除临时发给他们口粮和衣服外，对于分给土地发放种子使他们安居乐业、种地放牧这件事，就让伊犁将军舒赫德负责；拿出牧群中能繁殖的牛羊让他们饲养这件事，就由张家口都统常青负责；发给银两，运送茶叶，购买羊只和皮衣等事，则由陕西、甘肃的总督吴达善负责。对于嘉峪关外的监督和管理，则由西安巡抚文绶负责。当时的各个负责大臣把办理情况都先后用公文告知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察哈尔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原是厄鲁特四部之一)。优恤的总数是共买得马牛羊九万五千五百头，另外从达里冈爱牧场的商都达布逊牧群运去的还有十四万头，而从哈密和辟展所买的三万头还不算在内。共拨给官茶二万多封，出屯庾米麦四万一千多石，而他们刚到伊犁时发给临时救济茶和米等不在内。在甘肃境内和回部几个城镇购买了羊皮袄五万一千多套，布六万一千多匹，棉花五万九千多斤，毡庐四百多具。而发给仓库贮藏之毡、棉、衣、用具、布匹等不算在内。
总计以上各项用银二十万两，而过去赏赐、借给的旅途费用和宴请赏赐的不算在内。他们的首领台吉渥巴锡等人来京朝见时，沿途是乘坐驿站的传车和受到免费招待。到了以后又都给以加封爵位(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弼里克图郡王，功格为图萨图贝勒，默门图为济尔噶尔贝勒，沙喇扣肯为乌察拉尔图贝子，叶勒木丕尔为阿穆尔灵贵贝子，德尔德什达木拜扎尔桑为头等台吉，恳泽为四等台吉。没有来的巴木巴尔也封为郡王，旺丹克布腾封为贝子，拜济呼封为公，其余封为各级台吉)，赐给他们物品(都赐给备鞍的马、弓箭和弓箭袋、黄马褂。并且给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以黄辔头，舍楞、功格、默门图、沙喇扣肯紫辔头。汗王一级都赐给三眼翎。贝勒、贝子双眼翎，其余都给花翎。另外还根据他们的级别，赐给不同等级的礼服)。
对于他们的前来朝见，又考虑他们没有出过天花，不适应内陆的气候(蒙古人以出过天花为熟身，没出过天花的叫生身。生身的人很多都怕内陆气候太热容易出痘)，所以就指示边境各个台站，让他们从现行驿道以北的巴里坤走。他们来去，都派遣大臣和侍卫沿途看护照顾。这些都是为了安抚他们这些边远地方的人民，使他们不致流离失所。可能有人以为我这样优待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这种认识大概是出于过分吝啬。他们没有听说国家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无怪乎他们的见识太短了。过去我皇祖康熙时，喀尔喀，土谢图汗等因为受厄鲁特的摧残破坏，曾经率领十万群众归顺政府。皇祖怜悯他们贫穷和困苦，命令尚书阿喇尼等前去安置。发放归化城、张家口、独石口的仓库储粮，以恢复他们的体力，满足他们吃粮。同时又让内大臣费扬古、明珠等人带去白金、茶、布等供他们花用，采购牲畜以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结果他们都安居乐业，遵守国家的法令制度，愉快地生活，到今年已经八十多年了(喀尔喀族是在康熙二十七年来归的)。在这期间他们的畜牧业日益增多，人口也逐年增长，欢乐愉快，物产丰富，比当时增加了十来倍。他们的汗王、台吉等各级头面人物，世代享受爵位和俸禄。忠实地守卫边疆，就象内蒙古首领的称臣效忠一样。长久以来他们的子孙没有不感激皇祖的恩德之深入人心，使他们能够长期享受和平幸福的生活。我现在只有以皇祖的意志为我的意志，效法皇祖的作法去工作。这次土尔扈特之归来，他们穷困艰苦情况和喀尔喀一样。所以我在优恤他们方面，在筹备计划上十分详细周到，在物资方面也不吝啬，从优赈济他们，而且作了长远规划。谁能说清楚为了这件事我化了多少心血和动用了多少资金啊！这无非是希望土尔扈特部的群众，也能象过去喀尔喀那样之安居乐业，遵循法度，勤于畜牧，发展生产，后代子孙不要改变他们祖辈的忠诚。这样他们也会世世代代享受爵位和俸禄，永享和平幸福的生活。果真如此，怎么能会和令天的喀尔喀不一样呢?我用以上列举的这些事实，刻石碑于热河和伊犁两地，以便使土尔扈特的全体，都能够明白我的用心，而且也告诉以后管理他们事务的大臣们都知道这段历史史实。
乾隆三十六年岁在辛卯季秋月中旬御笔
3.
第二年，乾隆三十七年。还是在木兰围场，八月四日，皇帝谕：
去岁土尔扈特渥巴锡人等自俄罗斯来投，朕念其穷困施恩指赏游牧(地)，理藩院行文已知会俄罗斯，今来咨文内称“渥巴锡等俱系悖教匪人，不当收留”，又称“将一百五十多名俄罗斯(人)带来，恳求发还”。”皇帝谕：“不惟渥巴锡等人无给伊之理，即实有带来之人也不必查给。将此咨覆俄罗斯。
基层干部何燧，在《清史稿辞典》人物里没有查到他，可见，皇上批评过的人物也会被人忘记。
何燧字儒园。江南凤阳 (今安徽省凤阳县) 人。乾隆十六年 (1751)进士，三甲第一百零二名。乾隆四十二年 (1777) 知文登县事。任内以儒术整顿吏治，振兴文教。文城崇文书院仅存校舍，捐薪俸进行整修。因学田收入不足学费一半，集绅士议捐五百金，召商生息，补充师生学费。其后以积年所生息，买山后庄田240余亩，至清末不废，均做县学田，以供县学经费。文登人布政使陶易猝遇奇祸，田产籍没，寸土不留。燧婉转将其住宅改为祠堂，一家百口始得有安身之所，人称其有厚德。事迹崇文书院有碑记，久废。《废铎呓》记有何燧事迹。
乾隆十六年进士，到了乾隆四十二年还是文登县知县，26年了还是一个处级干部，可见他档案里的处分影响了他的升迁。不过，地位低也没有影响他为百姓做实事。只要是他为百姓做了实事、做了好事，人民都会记得他，何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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