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诗语】读《中国新诗40年》与赵晓虎先生商榷
读《中国新诗40年》与赵晓虎先生商榷
文//耿丽娜
一
这本放在床头的书，终于被我读完了，顿时感到一种轻松。今年8月下旬，赵晓虎先生寄来他所著的《中国新诗40年（1968—2008）》，并请我予以评论。当时我正处在特殊时期，太多的事情等着处理，没有时间和心情读书。学术著作，需要认真仔细地阅读，所以拖到现在才把它读完。
《中国新诗40年》对近40年来中国新体诗歌的发展脉络、流派进行了梳理，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洋洋洒洒，读来让人耳目一新。此书像在岁月沙滩上捡拾起一枚枚五彩斑斓的贝壳，再现了即将被时光风干的一大批诗人、他们的诗歌和流派纷争的历史潮流。
诗是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中国古诗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诗教人向善、向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形成，诗的熏陶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些唤起美的享受的诗句，代代相传，从孩提时期直到老年，成为最好的、不可或缺的人生伴侣。
然而在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在金钱和地位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时尚中，诗歌竟然成了一个冷门，诗人则被视为疯子，诗歌理论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诗已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新诗是相对旧体诗而称的，在它百年历史中，曾有过震聋发聩的短时的辉煌，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呐喊和唤醒民众的作用。然而，很快就风光不再，最后连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荣耀”都消失殆尽，这不能不引起思索——这究竟是为什么？赵晓虎先生这本新诗研究的学术著作，对当代新诗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对新诗的生存状态进行认真梳理，引导纵向探讨，十分难能可贵。
我不是专业诗人，只是偶然涉足，兴之所至，也会去寻觅能解心结的诗意语言，竟博得了不少赞誉。我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不入诗流，自吟自乐，对近几十年诗歌的发展脉络和流派并不了解。现代诗人给我留有印象的只有那么几位：艾青、北岛、食指、海子、顾城、汪国真等。能够记住的也就是那么几个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相信未来，热爱生命。”、“面对大海，春暖花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因此读赵先生的这本书，还真让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自诩在写诗，却原来有那么多的诗人我全然不知。那么多诗歌的流派，像什么“地下诗歌”、“抽屉诗歌”、“朦胧诗”、“后朦胧诗”、“荒诞派诗”、“下半身”、“垃圾派”、“废话写作”、“口水诗”等等，个别的还曾偶然相顾，大多仅仅听过门派名称，从未想去深入探个究竟，那些相关的学术概念我全属“外行”。由此看来，我竟是误打误入踏了这一行的门槛，惭愧！
有朋友说，当写作成为你生活中的一种热爱时，应该对诗歌发展和现状有所了解。
是的，当诗人们在诗坛张扬、在为流派的高下、谁是领袖人物进行争论的时候，我沉浸在书的海洋，荡漾在音乐的旋律、陶醉在舞蹈的丰采、沉浸在绘画的诗意里，在美的意象里陶冶自己。虽然我生性敏感、多情，爱幻想，比别人更容易发现美好的事物，很早就有写诗的冲动，少女的情怀就曾悄悄地藏在了日记里。但很庆幸，我没有把诗人作为职业。在理想与现实碰撞中，我选择了现实，抓住了历史上千载难逢转瞬即逝的机遇，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也让生活有了诗意。我对崔健的歌——《一无所有》这首带着生命的印记、充满张力的诗，情有独钟，感慨极深。靠公权力的施舍才能生存的“一无所有”的境况，令多少人为之心颤。诗人海子，是否也曾一无所有，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曾看过关于他的一篇报道：海子卧轨自杀后，尸体解剖时发现胃里什么食物都没有，只有几瓣腐烂的桔子。我想，能吟唱“面对大海，春暖花开”充满活力和理想的人，当他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时，是否曾后悔作了一个诗人，抑或他更愿意劈柴、喂马，做一个普通人呢？
二
诗人是干什么的？诗人是通过诗表述和感慨对世界的看法的。
诗人自古多才情，“不平则呜”、“诗言志”，这是诗人所以受尊敬的人格和气格。
细读此书所介绍的诗人的身世与诗作，让我体会了一把诗人与历史、社会的关系。
例如文革时期“地下诗人”灰娃的诗歌。《我额头的青枝绿叶……》，是作者代一位被迫害致死的亡灵所作的控诉。但诗中并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意象从容的语言，却深藏着难压的愤怒，让人能领略那欲诉难言、腥风惨雨的时代，随着诗行而动容、伤感、愤慨。——
清风扬起的琴声里/我俯瞰下界的血色背景/一排排刑具依然挂在墙上/看看我这伤痕密麻的心吧//清风把这音乐扬起/琴声悠长萨克斯鸣咽/烛火摇曳青枝绿叶轻颤/朴素高贵的葬礼//终于我望见远处一抹光/拂去我额上的冰凌/我被这音乐光亮救起/彻底剥夺了你们的快意。
我似乎看到了灰娃那忧郁而悲伤的眼神，紧张而高贵的心灵，以及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牛汉曾被打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文革中又经历苦难，但我第一次读到牛汉的诗。《华南虎》这首隐喻诗，只有经历苦难而没有失去理想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笼里的老虎/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有人用石块砸它/有人向它厉声呵喝/有人还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又长又粗的尾巴/悠悠地在拂动/ 哦，老虎，笼中的老虎/你是梦见了苍苍莽莽的山林吗？/是屈辱的心灵在抽搐吗？/还是想用尾巴鞭击那些可怜而又可笑的观众？//我终于明白……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
这是受压迫者的血性张狂，是对迫害人的政治运动的咀咒。牛汉的《华南虎》使他诗人的本色与历史使命感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
从书中我还读到艾青《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那首颇有分量的长诗。——
再看那一层层的看台上/多少万人都在欢欣若狂/那儿是等级森严、层次分明/ 按照权力大小坐在不同的位置上/王家贵族一个个悠闲自得/旁边都有陪臣在阿谀奉承/那些宫妃打扮得花枝招展/与其说她们是来看角斗/不如说到这儿展览自己的青春/好象是天上的星斗光照人间/有“赫赫战功”的/生活在/奴隶用双手建造的宫殿里//说起来多少有些荒唐——在当今的世界上/依然有人保留了奴隶主的思想/他们把全人类都看作奴役的对像/整个地球是一个最大的斗技场！
诗人艾青以博大的情怀，从历史的高度，化笔为剑，论古剌今。诗人不是革命家，但他们的诗往往会融入推动历史前进的雷声，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读着当时已七十多岁的诗人艾青于1979年创作的这首诗，让我想起了胡适1922年写的短诗《威权》 ——
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他说：你们谁敢倔强？/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这两首诗隔着半个世纪，竟然是同样的思考，同样的语境。天性自由的诗人，殊途同归地把犀利的笔作为投枪，投向专制、黑暗和蒙昧。
食指的那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感情真挚，言之有物，层层递进，是一首发自内心与生命体验的作品。文字宛如一幅立体的画面，把我带进那卷入上山下乡大潮的熙攘站台，感受“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的历史瞬间。正如作者书中点评：“诗篇以艺术方式见证历史，成为那个时代宏大历史事件最直接的抒写与印记。”
我也喜欢食指那首《相信未来》，认同著者所评：“这首诗是‘文革’时期少有称得上诗歌的作品。”——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撑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诗作清新流畅，以充满希望的光辉命题，合适朗诵的艺术感染力，给予蹉跎岁月中陷入迷雾青年群体心灵安慰，诗充满了希望，引人振奋。时至今日，我依然像食指一样“相信未来”，未来的中国，一定是自由、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光明，充满朝气的美丽中国。
三
但是，——这里不得不用“但是”——新诗从一开始就带着先天的缺陷。
为你的书作“序”的张延文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将矛头指向了传统诗歌，新诗应运而生。诗歌被作为社会革命的工具被充分利用。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创作全面的政治化，诗歌基本上沦为社会政治运动的工具，导致诗歌艺术性的丧失。
他这里指的是政治的因素。自由体诗伴随着新文化运动而诞兴起，向旧伦理、旧道德进行讨伐，它表达情绪直接，不必像古体诗那样委宛，曲折、含蓄，甚至口号都可直接进入。但是后来强调必须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和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诗歌就变成了政治口号的修饰和政治概念的注脚，诗人悲天悯人的天性、敏感的神经和活跃的思维被禁锢，意识变了，艺术性也就大打折扣。
新诗的先天不足还有技术层面的因素。诗是文学体例中最有艺术属性的门类。诗属于文学的韵文系列，所谓“无韵不成诗”是也（当然，有韵的不一定就是诗。）。韵是音节的收尾音，韵相同的字重复在句末出现，形成了节奏感和音乐感，适于吟颂和记忆，称为押韵。这是中国诗歌值得继承的优秀传统。二千多年前的诗歌总集《诗经》即已确立了这个传统，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但始终没有丢掉诗韵。
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革命，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其先导，这种被称为自由体诗的新诗，不再用韵和平仄格律，以示对旧文化的决裂。自由体诗由西方引进，也称译体诗。其实西方的诗也是有韵的，有少数作家写无韵诗，虽不押韵，但要严格遵守其他格律，如相同的音步、字节，相同间隔的轻重音和顿。总之它与音乐是有天然关系的，因此才有众多诗作被辗转传颂，千古流芳，永葆着生命的青春。由于中西语言文字的巨大差异，早年的诗歌翻译者在翻译西方诗歌时，找不到可以替代的韵字来演绎原诗的韵律，文学水平所限，只好硬译为无韵、无律可寻的“自由体”诗，即把有韵的诗歌变成了无韵的散文，只不过用分行断句来加以修饰而已。
白话文运动的确使格律严谨的旧体诗失去了大量的受众，在表达现代社会繁杂的事物和现代人复杂的心态方面，旧体诗受格律的拘束，不如自由体诗那样直接。但是自由体诗因天生所缺音韵节律的美感（即缺乏诗味），虽然不断出现各种“体”，却无法获得让人记住的“看家本领”，更不用说传颂了。此二者共同造成了当代诗的失落地位。文章上段所列举灰娃、牛汉、艾青及胡适的作品，也都存在这样的不足。
前些日子，在旧书摊上购得上海译文出版社早年出版的《莱蒙托夫诗选》，翻译家余振的“译本序”，证实了我上述的论点：——
“莱蒙托夫是一个很严格的以俄罗斯‘格律诗’体写诗的诗人。为了传达原作的格律，我最初翻译莱蒙托夫的时候，采用了我们前辈们已经用过的‘格律体’。我知道，限于自己的中外文水平，这样做简直是自讨苦吃，但还是不自量力地试了一试。这就是这部诗选中已经选入的、最早译出的《希望》、《三棵棕榈》、《叶》、《海上公主》等四篇。实验结果，自己觉得不满意。不过总认为前辈诗人这样的做法是应该学的。这样翻译虽然不敢说已把原诗的格律介绍过来，但起码可以让读者知道原诗不是像我们的‘自由诗’的自由诗。”
还记得有一次坐火车旅行时，我的对面坐了一位西安外语学院的学生。闲聊中她告诉我，她的外语老师非常痴迷英语诗歌，每次上课都会给学生们朗诵。学生们虽然听不太懂，但老师口中吐出字节圆润的字母，抑扬顿挫的节奏，反复出现的同韵的尾音，的确像唱歌一样好听。看着处于自我陶醉中的老师，学生们也常常被感动。当时我留了那个学生的电话，想与她的老师探讨一下英语诗歌韵律和中国的新诗。可惜因为电话号丢失，失掉了探讨的机会。
确实，汉语翻译西语，西语翻译汉语，属于全然不同的语境的语种对接，诗歌类的文学作品尤其如此。除非翻译者西语、汉语都处在一流的水平，又有很深的双语文学的造诣，否则，不可能翻译出高水平的作品。可以说，最初对西方诗蹩脚的翻译，误导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导致了现代诗与古代诗歌优秀传统的背离，出现了不伦不类的文字和句式，从而丢掉了中国诗歌的神韵。这就是翻译家余振写到的：“原诗不是像我们的‘自由诗’的自由诗。”由此看来，无论西方诗歌还是中国的诗歌，诗性的语言是诗必然的要素，诗要有韵才耐品味。
四
就在我撰写这篇文章时，偶然读到《北京晚报》2012年11月24日的一篇报道：《李亚鹏：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其中有一段小标题是“我希望每个人都接触一下戏剧和诗歌”。李说，我们这一次请了“诗家歌”团队来做演出。这些人中，只有两个是真正的诗人，其他都有自己的职业，是诗歌的爱好者，这样的人员设置，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我前几天发了一个微博“敞开胸怀就是诗人”。
李亚鹏在这里既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又说这个诗的团队只有两个是真正的的诗人，他把诗人分为真正的和有自己职业的即业余的两种。他所说的真正的诗人应是在作协等“体制内”，靠写诗或领导别人写诗、能挂上协会官职、拿国家俸禄的人，或有资格推荐作品的专家、裁判别人作品好坏的评委，这些“真正的诗人”也就是被认作“诗坛精英”的一批人。
敞开胸怀就是诗人吗？
当然，诗人必须“敞开胸怀”，但能“敞开胸怀”的却不一定是诗人，他可能是莽汉，也可能是喝多了酒的官腐，还可能是因成名梦难圆而当众脱光衣服朗诵的“诗人”。
但是“诗家歌”团队只有两位“真正的诗人”，其余的是业余的诗歌爱好者、但是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的人。他们如何成为“真正的诗人”，李亚鹏没解释清楚。这本《新诗40年》所列出的基本上都不是体制内的诗人，但也正由于他们的存在，才有所谓诗坛、诗界甚至诗。
李亚鹏不是诗界的人，他的话也许是词不达意，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诗人”，正是诗坛的现状。那么的“真正的诗人”们写什么样的诗呢？
最典型是前几年代替汶川地震死难者在废墟下吟诗的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xx。他在《废墟下的自述》中吟唱道，在中国“做鬼也幸福”，还盼着爬出坟头“看奥运，同欢呼”。他的想像力不可谓不丰富，可是代错了言，亵渎了不幸的亡灵和陷入巨恸的遇难者家属，为此遭到民众的痛击。
更有轰动效应的是“鲁迅文学奖”评委赵xx，她用被戏称为“梨花体”的口水诗宣告，任何毫无意义的大白话叙述，都可以直接变成诗，只要分行断句就行。她的代表作是《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这是把一句小学生的造句，拆成为四句的所谓诗：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公众质疑这大白话也算是诗吗？“梨花体”挑战大众的文化和智商，终于激起公愤。大众虽然游离于新诗之外，但还是有不少人在冷眼审视着它，“梨花体”戏弄大众，超越了大众底线，成了鞑伐对象就是它的必然下场。
谭五昌先生为《新诗》一书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者还在第五章九十年代诗歌写作中专门提出并探讨了“汪国真现象”，这在以学院派为研究主题的中国当代新诗论著作中很少见的情景。从诗歌美学与艺术价值层面论，汪国真的诗歌写作缺少文学史地位与价值的。
对汪国真本人的诗，这里不想作评价了，我只是想问，当前中国诗坛还有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人吗？
2010年10月，体制内的文学机构给他们认为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人颁奖，“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桂冠就抛给了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奖诗人作品之一《徐帆》——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一墙之隔/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 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这位戴着中国作协会员和国家一级作家的桂冠，把一句大白话分成好几行的“回车键里的官诗”，应当是被专家、学者、文坛领导认为有文学史地位与价值的 “真正的诗人”了。评委的评语是：“难得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但是他的诗被公众否定，被网友认为是继赵丽华“梨花体”之后又一“口水诗”的代表，戏称为“羊羔体”。其诗让人无法卒读，更不用说去体会诗中有无美感了。文坛精英的所作所为，难道就是经历了前三十年“运动政治”，后三十年“物质至上”，诞生出的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观吗？
古今中外的著名的诗人，包括在中国无人不晓的李白，并没有人给他官职，也没有人给他授奖，却写出流传百代而不衰的诗。当李白被皇上圈在宫墙内欲御用时，便写不出诗来，幸亏一首得罪了杨妃的“云想衣尝花想容”让他脱离了宫墙。
如今的诗坛﹙如果还有诗坛的话﹚，乱象丛生的现象在日益加剧，还不知今后又会生出多少“体”来。
五
赵晓虎先生，您对此书所列的流派，许多我并不认同，如被作者称为是“显示出先锋到底的姿态”、“在诗歌界具有革命意义”的“下半身”诗。
“下半身”诗打着“后现代”、“意识流”和“告别崇高”的旗号，来表现“性的临场感”。人类有普世道德观，也有普世审美观，暴力、血腥、黄、赌、毒都是丑恶的事物，怎能歌颂、欣赏、咏唱？中国古代就有咏生殖器、咏痰、咏大便、咏疽痈、咏恶心事物的诗，那是一些文痞的作为，并没有一部文学史愿意收录这种东西。如果“下半身”诗有“革命意义”，那么兰陵笑笑生数百年前就早已是革命先躯了。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裸体诗朗诵现象有所增多。裸露癖是一种精神类的疾病，但是裸体诗人意识却很清楚，他们希望一脱成名，不但当众裸，而且要拍成照片或印成图册，向外宣传。他们似乎比“下体诗”更大胆和更“革命”。
再如“口水诗”，鼓吹“走入大众生活”，把诗的语言完全等同于日常口语，生活起居各种琐事，无不可用文字记录下来，然后断句，几个字一分行，有时甚至一个词也拆为两半，分为两行，罗列起来，这样形成了他们的所谓“诗”。这是对诗的定义的否定。这一派直到“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赵xx的“梨花体”而达到高潮。“口水诗”连诗的定义都否定了，称为诗派真有点高抬了它。
现代诗歌处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每一个过往的诗人都带着历史的印记，只是有的崇高，有的平庸，有的颓废，有的猥琐。
新诗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回到大众百姓的文化生活中来？我认为，必须改变目前的“任自由”、“大白话”、“胡扯八咧”的现状。首先要向古代诗歌学习，学习如何诗化语言，如何寓情于景。其次要向民歌学习，民歌成功实践了白话入诗的理想，并很好地继承了古代诗歌比、兴等艺术手法，寓雅于俗。第三要向现代歌词学习，学习它如何运用节奏和抑扬顿挫，从而被大众认可、记住和传唱。
总之，新诗要有诗味、诗意、诗律，要美。如果诗人们还是抱残守缺，孤芳自赏，那就真要被社会淘汰、民众抛弃。
虽然现今社会处在物质至上、娱乐至死的年代。面对物欲横流，权贵的巧取豪夺；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越来越高的物价；面对价值体系崩溃，道德底线的沦丧；面对被扭曲和麻木的神经，诗歌成了无用之物，越来越被边缘化。但我相信，诗歌作为文学的一种载体，永远不会消亡。爱诗的人，关注诗的人，视诗如生命的人永远不会消失。“人生没有诗意，犹如天空没有星辰”，这是黄海卿对我的诗歌《追寻诗的无限》所发的感慨，我很欣赏。诗会在不断探索中前行，终将在生命枝头绽放成最艳丽的花朵。
那些诗坛的弄潮儿（不包括那些玩世不恭的胡闹者），他们的思维观念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成为社会较早的觉悟者、自由精神的坚守者。诗人的作品除了自我心理层面的救赎外，也成为与黑暗、丑恶现象抗争、呐喊、批判的表达者。优秀的诗歌以人性之光，悲悯之怀，像一泓甘泉水，滋润着个体和民族衰颓的心灵。虽然个体的努力是微薄的、有限的，但是不言放弃的精神让人敬佩。也许，许多历史的故事在时光里轻轻滑落，或者早已经覆满时间的尘埃，然而他们在空气中留下的一缕芬芳，会永久散放……
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个人成了自媒体，彻底颠覆以往发表作品的模式，为个人的生命价值与文学自由多元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虽然网络上的作品泥沙俱下，似乎淹没了严肃的文学和诗。但不乏又有那么多热爱文字的人，那么多浪漫情怀的诗人，为了真、善、美，为了“中国的良心”，“为了笔的自由”，在社会裂变的时刻，自觉担负起“为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更有力量、有思想、有品质的写作，必将大大超越过去任何年代。
夜已经很深，思维应该冷静下来了。要想深入地探索新诗的脉络，读一遍赵晓虎先生的《中国新诗40年》显然是不够的，但是我还是不想把它带进梦乡中去。
201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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