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记忆——女校求学见闻
蔡集成
我的母亲生于1924年红庙子镇后道村。她幼年时正值民国的黄金时代，家境还好，7岁就入了学堂。那时红庙子地区已经有了公立学校，据《赤峰市红山区教育志》“1932年赤峰县各小学校一览表”显示，母亲就读的学校为县立“第二十五初级小学”，校址为魏家营子村（现属红庙子镇东南营子村）。教师1人，学生16人。我的母亲应该为这1/16；教师名叫吴秀。他是赤峰地区老教育工作者了；30年代后期他曾在赤峰县水地村元茂隆国民学舍任过校长，1945年，鸡冠山道德会创办男子义学，他和闫宝璋先生被聘为教师。70年代，我下乡在红庙子时，和吴老先生交往过；他的文化根底很深，能成篇背诵《古文观止》里的文章。母亲在这所学堂学的课程和私塾差不多，《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吴先生教学非常严历，经常体罚学生，这种方式倒也有效：母亲能背诵她学过的几乎所有文章，随口引用经书的句子。1947年赤峰二次解放，全城戒严，每天清查户口七八遍。那时我家住在一西街，房东老太太—我父母叫她大姑：她娘家姓贺，丈夫姓李，按我们地区风俗习惯，老太太就叫“李贺氏”。每次查户口她报上名字时，人家工作人员常常皱起眉头，甚至还带出什么“封建”、“落后”的话语。我这位姑奶（我小时候见过她老人家）是个要强的人，她受不了这个，找到我母亲说，侄媳妇，你给我起个名吧，省得他们眼作（瞧不起之意）我。于是母亲给我姑奶起了个名叫“贺明德”，取自《大学》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后来每当我姑奶报上官名时，对方都为之一惊，这老太太竟有如此名号。有一年老太太同时得了两个孙子，也是母亲给起的名，一个叫李平章，一个叫李喜章；这个叫喜章的就是当年赤峰市乌兰牧骑的“金嗓子”，如今去了美国。老太太还有个外孙子，叫刘玉润，在赤峰市民族歌舞团工作。1938年春，母亲到一所女校去读书，学校的全名为“鸡冠山道德会支会女校”，是赤峰地区第一所道德会女校。“道德会”又叫“万国道德会”，这个组织于1921年在山东泰安成立。这是当时中央政府内务部立案批准的社会团体。会长为孔子第77代孙—曾任末代“衍圣公”的孔德成教授，副会长是康有为。该会具体活动为举办义校，提倡女学，办妇女讲习班、识字班等。该组织发展神速，影响全国。据文史资料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年）统计，全国分会300处，以黄河流域省份为分会密集之重心，奉吉江三省为女校分会最有实力之区。校址在今天松山区夏家店乡东新井村，学堂就设在庙里，女学叫“初级学校”，也叫速成班。学生大多是15到20岁左右的女子，我的母亲是第一批学生。据母亲回忆，这所女校的学生都是自愿入学，不收学杂费。学生自带小米，多少不论。吃的菜是新井村民免费提供的，他们全村人都入了道德会。开设的课程主要是读书和讲演；读的书是《女儿经》、《妇女家训》等，讲演主要是讲封建伦理、过家之道，也唱唱歌，但不是音乐课。今天看来，也就是扫盲班水平。对于已经能背诵《四书》的母亲来讲，到那里读书，一是新鲜，二是热闹，因为学生中有不少是来自母亲姥姥家—尹家围子的亲友团，如她的九姐尹国英，尹国英是母亲的七舅尹翰章先生的女儿。尹翰章（1885—1961）名墨林，1918年毕业于天津法政大学，他和卢乃康先生被公认为是赤峰县最早的大学生，卢乃康先生是大哈拉道口人，出身名门望族，卢家还出了一位奇女子，她就是受过民国政府曹锟总统表彰的——杜汉兴先生的母亲。1959年，尹翰章先生受政府委托，以75岁的高龄同杜一谔、卜浚民、李庭箴、郑大光等一起编写《赤峰县志》，办公室就在今天赤峰八中对过院内，傅智勇先生那时刚刚参加工作，他还记得当年编写史书的情形。我没有见过这部史志，据《松山史志》主编剪少民老师跟我讲，张百奇可能收藏；百奇是尹国英之子，尹翰章先生的外孙，可百奇谢世已两年多了，大约人琴俱亡矣。母亲在这里念了半年书，又当了半年多教师。1939年初就到赤峰街里道德会中级学校求学了，中级学校也叫“深造班”。这个学校的校址在赤峰四道街东与太平街相邻处的一所宅院里（今天的第六小学斜对的“天合阳光小区”内）。门口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道”字；正房五间，东三间是教室，西两间是道德会办公地点；东西厢房为学生宿舍和食堂。母亲在这里读书时有60多同学，教师有本地人，也有承德总会派来的；有一个姓柴的女教师，她是河北青龙县人，资质很出众，最令母亲心仪。学习的方式和初级学校差不多，课程里增加了《女子四书》。《女子四书》一般称为《女四书》，体例和《四书》有所不同，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进行教育的四本书汇集总称，这四本书为《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作者为汉代的班昭（班超、班固之妹）、唐代的女学士宋若莘（姐妹五人都是唐德宗的妃嫔）、明代的徐皇后（徐达之女、明成祖之妻）、明代学者王相之母刘氏。我如今还保留着一本母亲当年使用过的课本，是伪康德六年（1939年）奉天书局刊印的。校长叫蔡振声，敖汉搬倒井村人。据母亲讲，这个村子有口井是斜的，故此得名。他40多岁，长得黑黑的。不擅言讲，但管理学校却兢兢业业的；见到学生就嘟囔着“好好念书”。他家广有田产，经常往学校运粮和菜。听说土改时他被定为恶霸地主，执行死刑；行刑那一天，蔡校长穿着厚厚的棉袍，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枪响过后被装入棺材，拉回东北老家入祖坟了。改革开放后传来一个信息，蔡家人在东北建了个酒厂，发了财，更令人震惊的是蔡校长当年没有死。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家人用200大洋收买了刽子手，先付50为定金。棺材里设有通气机关，厚厚的棉袍也是道具，以减轻子弹的杀伤力。还找了一个治红伤最好的大夫，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我的母亲有个远房表哥，姓从，松山区水地乡人，他是策划者之一，和蔡家始终保持联系，这些都是他亲口讲的；他是道德会的人，我怀疑这个行动和道德会组织有关，因为蔡校长是道德会赤峰县分会会长（见《松山史志》96页阎宝璋先生撰写的《赤峰的道德会》一文）。学监闫希圣是赤峰本街人，秀才出身(见《红山文史》第四辑125页李在洲文，据《红山区教育志》记载，闫先生的学历为“优贡生”)。他是赤峰教育界名人，创建过不少学校。在道德会学校任职时，他全家人住在前院，所以母亲印象很深。母亲说，闫先生有个儿子叫闫奉璋，早年在外读书，听说挺有能为。国共和谈时，他是国方代表。母亲有个乡亲叫张树森，也是红庙子后道村人，听说在东北被捕入狱，是闫奉璋把他救了出来。这位张树森是我地区名人，他兄弟五人个个精明强干，早在30年代就创建了一个汽车运输队；日本投降后，他收购了汉口一家日本汽车修配公司。他和中共东北局的领导来往密切，尤其和高岗竟以兄弟相称，抗美援朝时他曾捐献过汽车。2015年夏，我在北京联系到了他的孙子张会文先生(在北京铁路局退休)，他正在为祖父撰写文章，他认为，赤峰地区的解放，他祖父功不可没。我的父亲曾见过闫奉璋先生，他当时是《和平日报》社社长，负责“三人谈判”小组国方的新闻报导。父亲认为，闫奉璋先生是赤峰籍国民党军政要员中级别最高的（副部级，《和平日报》前身为《扫荡报》，相当于今天的《解放军报》）。1941年秋，母亲正准备到承德道德会高级女校读书，不料我的外祖父突然生病，从此母亲就结束了她的学生时代。据母亲回忆，她的同学有些去了承德读高级女校，还有不少同学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我的五舅尹国相，是母亲的老舅尹龙章之子，1944年他毕业于赤峰国高，到旗公署任职；抗战胜利后他偷偷跑到沈阳，考入国民政府军政学校，从此杳如黄鹤，改革开放后才有了音信。1988年后，他多次往来于海峡两岸，他看到《红山文史》，听说我和“文史”有些渊源，几次通过母亲想和我取得联系，大约是想讲讲自己亡命天涯的经历，谁知却被母亲严词拒绝。母亲跟我说，永远不要和你五舅来往，国难当头之际，他为了一己之私，置亲人于不顾，我老舅母想儿子哭瞎了眼，我老舅文革中上吊自杀，他有何面目回见江东父老；我说，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母亲却说，忠什么忠？他忠的是荣华富贵，我问他这些年干些什么，他闪烁其词，他在军队背景很深，谁知他回来干什么。其实我听父亲讲，我五舅在台北宗教界服务。在撰写本文时，我讯问表哥张百昌（百奇之兄，出身中医世家，在水上公园旁开个诊所），他告诉我，五舅还健在，今年94了。一个多月前，我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联系到了闫希圣先生的后人闫守仁老师（赤峰市松山区教育局退休），他是闫宝璋先生的长公子，而宝璋先生和奉璋先生系一爷之孙，他向我讲述了四伯父闫奉璋先生的故事。闫奉璋（1915—2009)是闫希圣的四儿子，1932年毕业于赤峰中学，第二年到北京崇实高中读书；1937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在兰州市报社历任记者、编辑、主编；194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6年到沈阳《和平日报》社任社长，同年参与“三人谈判小组”在赤峰的活动；1948年被选为国民政府国民大会代表(新闻出版界代表），到台湾后任《经济日报》董事长。1989年，他在香港和赤峰去的亲人见了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多次想回大陆探亲均未成行。闫先生的妻子是新疆人，他们育有一女，名叫闫初，现接替他的职务管理《经济日报》。闫守仁老师跟我讲，他的四伯父属于国民党元老派，同蒋经国先生关系密切，经常私下里聚会。他也听说过，奉璋先生在东北曾救过一个人，姓张，是赤峰红庙子的，据说是运输军火被军方逮捕，奉璋先生是通过杜聿明的关系把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在北平时，张闫两家颇有来往。张树森先生在前门大街处有一处住宅，前几年才被动迁，我和赤峰四中贾国民老师曾经过此处，贾老师的妻子张玉舫是树森先生的侄女。焦世珉先生在《红山文史》（第三辑）《我经历的1946年赤峰市政府向商人借款》一文中曾提到，抗战胜利后，在物价猛涨、货源短缺的情形下，张树森的长途汽车队活跃于东北的情况。道德会到今天已近百年。纵观它的历史，尤其是它的早期活动，客观地讲它普及和维护了中华传统文化固有的道德价值，改良了社会风俗，促进了近代女子教育，使旧时代的女子享受到学文化受教育的同等权利，为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这一点是不争的史实。
作者简介：
蔡集成，生于1953年，哈达街人。“老三届”最末一届，下过乡，挖过煤。1977年，考入师范院校，在教师岗位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