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育中 ‖ 运城记忆（20～22）
那些遗憾的事
从1968年到山西插队，至1982年离开，在山西整整生活了十五年。这期间，有许多回忆起来幸福满满难忘的事，也有许多深感遗憾的事，在对待孩子感情上就颇为遗憾。在那个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两个孩子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不像现在的孩子吃喝无忧，更不像现在的孩子被父母百般呵护，尽享家庭亲情。这除了有当时生活条件艰苦的客观条件外，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一天到晚忙工作，忽略了孩子的存在。尽管两个孩子得益于我的“严教”，但从我来说，有一种无法原谅的自责和无法弥补的遗憾。错过了和孩子们搂搂、抱抱、亲亲的时段，错过了和孩子每天说声“我爱你”的季节。
1971年安东出生那年，我们还在夏县插队。北京家里以每月35元的工资把孩子托付给一个工人家庭的大妈看护。那个工人家庭有4个孩子，就指望这35元过日子呢，等于安东是在北京一个最贫困的家里长大的。他不到3岁那年，我们回了一趟北京，和我们相处了一个月，格外的亲。临走时非要和我们一起回山西。那时，二厂也给我们分了房，生活有了依靠。我也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我和孩子说：“运城是个美丽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湖，有许多飞鸟，有美丽的风景。”家里尊重了我的意见，勉强同意我们把孩子带走。安东非常高兴，把自己的儿童车也带上，下了火车非要骑儿童车回家。他哪儿知道，二厂在城外很远的地方。第二天一早醒来，看见破破烂烂的家，伤心的哭了。安东懂事，很快适应了，每天白天上厂里托儿所，和当地孩子混熟了，满嘴的山西话。不料半年后，得了急性肝炎，住进了盐化医院。北京家里不干了，非要我们把孩子送回去，结束了这段团聚的日子。安东5岁那年，唐山大地震，北京人都住进地震棚，为了安全起见，家里又托人把孩子送回我们身边。我们在一起又相处了5年。
安东性格内向，听话。当时我爱人在二厂学校当老师，上课时就在教室乖乖地坐着，学生们都喜欢他。有时，我做好了饭，也是他提着饭盒给妈妈送饭。后来跟了厂里小武术队学武术，穿一身紧身灯笼裤，可精神了。我从小就教他朗诵，9岁那年还参加了运城市里的朗诵会，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博得一片掌声。从小我还教他锻炼身体，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沿着二厂跑一圈。后来，又学打羽毛球，慢慢身体也硬朗了。说实在的，我对孩子多少有些苛刻，甚至有点不近人情，总以为“严教无过错”，却忽略了多一些精神上、感情上关怀。
安东10岁那年回的北京，整个初中、高中都是在廊坊和我们在一起，那些年只有一个字——忙，无暇顾及孩子。只有一个字——严，总希望他今后有出息，走正路，成个人才。当然，安东也没让我失望，后来在北京《晨报》、《搜狐》当了首席摄影记者，发表了上万张影作，后来又创办了文化影视公司，创作了《北京中轴线的故事》大型舞台剧，在北京公演，也算有出息，成了材。安东的名字是我起的。当时，本应让我父亲作主起名。父亲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起了个让人辛酸的名字——“安改换”。意思是改换门庭，不再受知识分子家庭的拖累。我当然不同意。那年，意大利有个摄影师叫安东尼奥尼，甭管反动不反动，反正搞摄影我喜欢，名字也洋气。冥冥之中希望孩子在摄影上有出息。没想到，天遂人愿，安东搞了一辈子摄影。
安锋是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那时，日子过得很艰难。没钱给孩子买点心，把窝头在炉子上烤干了，当点心吃。有时就一个鸡蛋，两个孩子一人半个。安东懂事，经常把自己的半个放到弟弟碗里。每到星期日，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可以逛一次城。我骑一辆加重自行车，安东坐在前面大梁上，爱人抱着安锋坐在后边车架上。运城城里有个小笼包子铺，一笹6个小包子，一般买两笹，他俩每人可以吃三、四个。我从小教安锋朗诵，3岁时可以背几十首唐诗，竟敢一个人上台，在工人俱乐部里表演了诗朗诵。后来到廊坊上小学，又参加了宣传队，在管道工人俱乐部演出了舞蹈《小骑兵》。那时，我们俩都考上河北大学中文函授学院，每到周日都要去廊坊师专上课，俩个孩子就自己在家。说心里话，真为难了他俩。不过苦日子锻炼人，安东有出息，安锋也有出息，那年在廊坊歌手大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在北京崇文区、北京卫生系统歌手大赛中也获得了第一名。
说实话，最不应该的是动手打孩子。安东7岁那年，打了一个比他矮一头的孩子一巴掌。我见了也重重打了安东一巴掌，说：“记住，以后永远不要打比你小的孩子。”打得孩子莫名其妙，哇哇直哭。在廊坊上学期间，孩子大了，有了青春逆反心理，有时逃课，和社会上的孩子在一起，我也动手打过他。现在想起来，实在是不应该。安锋3岁那年一个人到游泳池玩，在池边用树枝搅弄水，我上去就一巴掌，孩子伤心地哭了一天，一直不理我。其实，我的心里有硬的地方也有软的地方。安东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喜欢集邮，每次回北京从北京站下了火车，我总是到邮局买最新版的邮票给他。怕他手里没钱，我经常把信寄到学校，在信封里夹上20元钱。当时，我一个月才挣40多元。安锋喜欢唱歌，我攒钱给他买了录音机、吉他。安东喜欢摄影，我给他买了一个很便宜的相机，没想到他拍的《逛龙潭庙会》竟获了《北京晚报》的摄影奖。后来，相机升了级，作品也升了级，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摄影大赛上参展，获奖，还出国到日本参展。从此，成了专业摄影人。爷爷奶奶更是疼爱孙子。安东在《晨报》工作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作品发表。爷爷奶奶每天都上街买《晨报》，把安东的作品剪贴成册，有好几大本。我母亲去逝后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一个本子，记着安东发表的所有作品的清单。看了，我不禁潸然泪下。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的父母都已过世，我从此不再是孩子了。我的孩子都已长大，但在我眼里仍是孩子。尽管他们都已自立，都有自己的事业，也都算优秀，但我的内心仍然很愧疚。他们本应拥有更多的被爱的权力。如果，当时社会不是那样，如果，当时我就明白这一点该有多好。
那些满街跑的广播车
说来也有意思，那时候运城人可能不知道我是谁，但没有没听过我的声音的。这缘于那些满街跑的广播车。
开始，是交警大队找上门来，请我录交通法规，在广播车上用，走街串巷，大造声势。接着，是计划生育部门找上门来，请我录计划生育宣传材料，也是在广播车上用，城里乡下，满世界跑。后来，找我录音最多的是公安局。录枪毙犯人的公告。一般是第二天枪毙人，头一天录，还保密，神神密密的。到时候，广播车开道，押送犯人的大卡车随后，那阵势真够威风，真有点震慑力。有时，公安的、交警的、计划生育的、卫生防疫的，几辆广播车碰了头，满街筒子都是我激昂慷慨的声音。别以为我找了个挣外快的活儿。那时，都是义务，没报酬。这活儿整整干了十年。运城各单位都知道，二厂有个会广播的，都纷纷找上门来。
其实，我的影响还不是在广播车上，而是在舞台上。每年全地区文艺汇演、重大节日的大型演出，必定有我的朗诵作为保留节目，一场《盐湖组歌》就演了几十场。一次，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莅临运城，全地区党政领导聚集一堂，听华老的学术报告，我作为主持人露了一次脸。大大小小的头头也奇怪，哪冒出来一个专业主持人，给运城增了光，添了彩。后来，凡是大型活动的主持非我莫属。1976年粉碎“四人帮”，地区召开万人大会，我在主席台上带领呼口号。“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坚决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声嘶力竭，激昂慷慨，真不知当时哪来的那么足的底气。
说真的，人这一辈子，干不了几件事，能把一件事干好就不错了。从上学的时候在学校当广播员算起已有50多年了。文革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大型歌舞史诗中担任幕前朗诵，北京各大剧场转了个遍，演出了上百场。后来上山下乡，在山西的十五年，没间断和播音、朗诵打交道。后来又是靠播音调到廊坊，又在廊坊舞台上“混”了四十年。前前后后，舞台朗诵不下上千场，水平虽然不高，但一直没有间断，也乐此不疲，不离不弃。
我这辈子最欣赏的人是著名播音员夏青，也一直模仿他的声音，人们也说我有点“夏青范儿”。那年，我在廊坊市委宣传部工作时，邀请夏青、葛兰到廊坊讲学。吃饭时，我朗诵了一首夏青朗诵过的《哭三尼》。俩人笑道：“像，还真有点像。”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十分欣慰。我从小的理想是当一个人民播音员，但那个时代没给我这个机会。值得安慰的是，九十年代我为《创新英雄谱》配了音，也上了中央电视台，也算了了这辈子的心愿。
退休后，没别的本事，还没离开朗诵。我担任了廊坊市朗诵协会顾问，担任了北京几个朗诵艺术团的艺术指导，在廊坊开办了知青朗诵班等多个朗诵班，也一直没闲着。我把这些年朗诵的体会写成了《朗诵入门八法》，现在跟着我学朗诵的有200多人。有70多岁的老知青，也有七、八岁的孩子。日子过的挺充实，也挺乐和。但有一条，不收费，所有辅导、排练、授课，全是尽义务。我想，朗诵是神圣的，是对真善美的讴歌，是心灵的对话，应该永远保留那份纯真，那份美好。
那些用诗说出来的话
朗诵和诗歌是姊妹篇。从喜欢朗诵那一天起，就注定喜欢诗歌，这辈子，上台朗诵不下千次，发表的诗歌也不下百首，几十年来，几乎所有朗诵节目都是我自己创作的。如《送别》、《致改革者》、《期盼》等。诗言志，朗诵亦言志，诗言情，朗诵亦言情。细想起来，我写的这么多诗，实际上就是我想说的话。
1968年12月20日，那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整个北京站哭声如潮，泪水横流，当火车开动和母亲挥手告别的时候，我却没了眼泪，写下了第一首诗《再见吧，妈妈》。诗中写道：“再见吧/妈妈/请不要为我牵挂/我不想做屋檐下呢喃的乳燕/在您的呵护下长大/是您/给了我一双翅膀/虽然不够坚硬/但足以飞出万丈山崖。”为什么没了眼泪呢？当时，背走他乡，并非自愿，也实属无奈。那个年代，自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无法选择生活的道路，只能采取“自慰式”的坚强，宽慰自己，也宽慰离别的亲人。当我被县广播站解聘，离开了心爱的播音岗位，坐在返村的马车上，我又写下了这样的无奈和痛苦：“没有暴风雪/是什么袭击了我的蒙古包/没有惊涛骇浪/是什么把我的小船/冲到偏僻的荒岛/瞬间/美丽被捏成粉沫/在我的天空扬撒/瞬间/真诚被抛在路上/任人践踏。”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我的蒙古包”、“我的小船”寓示着人性的存在，但却被无情的践踏，抛弃。这就是当时心里的真实感受，心里想说的话。在那最无助的时候，仍然十分乐观。写到：“天/依然晴朗/并不因为下雨/打湿了心情/草帽掉在地上/捡起来/吹吹土/轻轻戴在头上。”又写到：“收工了/你从昨天走来/一条红纱巾/拴在明天的树上。”这些，都是当时想说的话，都是那一代知青的内心独白。
其实，这一代人对人生命运的关注，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社会的跌宕起伏，政治的权力博奕，生命的生死未卜，都提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同时又联想到一个和自身相关的问题：“路该怎么走，人该怎么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朦胧诗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是全社会的集体反思，发出了：“冰川季已经过去，为什么到处还漂着冰凌”的质疑。我的朋友、诗人伊蕾痛苦地发声，把大海的漩涡比喻为黑洞，发出“这可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通道”的询问。几十年过去了，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思考的结论也迥然不同。关键问题是，是否完成了视角的转换，身份的认同。是否走出了自我感受，代之以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感受。也就是说，你的诗，是否说出了绝大多数人想说的话。我在一首诗中写道：“有的人/信誓旦旦/寻求真理/回头的一瞬间/发现真理就在农民的烟袋锅里/你还愿意走近它吗？”上山下乡虽属一种无奈和偶然，但十几年的生活历练，从农民、工人身上找到一种真实、朴素的东西，在人生观中注入了一种稳定的核心元素，那就是说老百姓想说的话，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说话。
八十年代初，诗人叶文福有一首《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的长诗，触及了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即文革后的权力如何不再背离人民的意志。我看后深受启发，在《工人文艺》上发表了一首长诗《送别》。这首诗在运城地区文艺汇演上朗诵，后来又在廊坊新年晚会上朗诵，引起很大反响。诗中写了一个重新复出履职的老干部拒绝优越的条件，要求到艰苦的山区工作。诗中写到：当我们跺着脚/向牛棚出气/昏暗的油灯/会感到诧异/多少老百姓/还住着牛棚/他们为什么不发脾气/当我们逃离那片土地/可曾想到/多少老百姓/在那里栖息了几个世纪/当我们忘记了进京赶考的初衷/就等于重蹈了帝王的周期/当我们背叛了人民/就等于为文化大革命平反/就应该让我们经受一次/“神圣的洗礼”。话虽不好听，但说的是这个理。几十年后，权力异化，腐败丛生，贪官无度，怨声载道。不正应验了我的忧虑？如果，当时让将军们警醒，不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如果当时多听听那位老干部的心声，恐怕社会也不是现在的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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