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散原创 • 初语阅读】孙继泉作品丨典籍中的邹鲁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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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进士及第，历郓州、南京推官。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御史台辟为主簿，未至，以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罢为镇南掌书记。代父丙远官，为嘉州军事判官。丁父母忧，耕徂徕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丧。以《易》教授于家，鲁人号介徂徕先生。入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繇此益盛。
介为文有气，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又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讳忌。杜衍、韩琦荐，擢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会吕夷简罢相，夏竦既除枢密使，复夺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历圣德诗》……诗所称多一时名臣，其言大奸，盖斥竦也。诗且出，孙复曰：“子祸始于此矣。”
介不畜马，借马而乘，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会徐狂人孔直温谋反，搜其家，得介书。夏竦衔介甚，且欲中伤杜衍等，因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诏下京东访其存亡。衍时在兖州，以验介事语官属，众不敢答，掌书记龚鼎臣愿以阖族保介必死，衍探怀出奏稿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必为，岂可量哉。”提点刑狱吕居简亦曰：“发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且介死必有亲族门生会葬及棺敛之人，苟召问无异，即令具军令状保之，亦足应诏。”于是众数百保介已死，乃免斫棺。子弟羁管他州，久之得还。
介家故贫，妻子几冻馁，富弼、韩琦共分奉买田以赡养之。有《徂徕集》行世。
——《宋史》
石介(1005-1045年)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人。北宋初年学者、思想家、理学先驱。天圣八年进士。曾任国子监直讲，“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官至太子中允。和孙复、胡瑗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并称“宋初三先生”。
石介出生于一个“世为农家”“豪于乡里”的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其父石丙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进士，“专三家《春秋》之学”，“仕至太子中舍”，官至太常博士。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石介二十三岁，在应天府读书，求学于范仲淹。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石介游历河朔。满怀激烈心情作《过魏东郊》诗，反映了青年时代的石介，不惟具有齐鲁之邦的古文传统，而且不乏北国少年的尚武精神，更是出于青年石介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极度关注和历史责任的自觉。天圣八年(1030年)，石介二十六岁，“进士及第”授将仕郎、郓州观察推官。景佑元年(1034年)郓州秩满，调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宝元元年(1038年)石介南京秩满，以父年老(石父丙已七十岁)，代父远官，遂任嘉州军事判官，是夏入蜀，一路上写了大量的即景咏怀诗歌。庆历二年(1042年)夏，石介被召国子监直讲。于是太学大兴，生徒由原来二三十人骤增至数千人，古文运动在国家最高讲席蓬勃开展起来。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皆任高官要职。四人以天下国家为重，日夜谋虑，思致太平，石介对此欣喜若狂，精神振奋，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因赋《庆历圣德颂》，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等人被保守派诬陷搞“朋党”活动，革新派相继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成了众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未到任所旋即于庆历五年(1045年)七月病卒于家，终年四十一岁。石介去世后，奸党仍没有罢休，以石介未死为由意欲开棺验尸，后经友人和百姓力保乃平息此事。至石介去世二十一年后，谤言渐熄，其家族才正式安葬石介，欧阳修为其作“徂徕先生墓志铭”——
徂徕之岩岩，与子之德兮，鲁人之所瞻。汶水之汤汤，与子之道兮，逾远而弥长。道之难行兮，孔、孟亦云。皇皇一世之屯兮，万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与臧仓。自古圣贤皆然兮，噫！子虽毁其何伤。
石介墓位于徂徕山西北麓，汶河东岸，桥沟村南、北望庄北。原墓林占地20亩，古柏千株，浓荫蔽日。前有明万历年间御史宋焘立“宋太子中允徂徕石先生神道碑”，后为石介墓 。墓前立明代学者吴希孔书“宋故太子中允石介之墓碑”，碑侧嵌苏轼及刘概拜祭诗碑。墓林中还有石介于宋康定二年(1041年)所撰“石氏先茔表碑”。石介墓有欧阳修撰书 “徂徕先生墓志铭”。墓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平毁，碑碣散佚。2016年石介先生诞辰1010周年之际，今人在故址为石介先生重新修碑。
后，乡人为他和孙复建“鲁两先生祠”以示敬仰之情。
宋初百年儒学复兴的历程是从重建道统谱系开始的，石介于儒道久丧之后力挽狂澜，将北宋儒学的承袭脉络直追系到韩愈、孟子，其开拓创新的胆识和功绩值得后世肯定。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介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他在《根本策》中说：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矣。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人皆曰：“天下国家。”孰为天下？孰为国家？民而已。有民则有天下，有国家；无民则天下空虚矣，国家名号矣。空虚不可居，名号不足守。然则民其与天下存亡乎！其与国家衰盛乎！石介的民本论，反复引证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认为“仁义”不是“守小慈，蹈小仁”，诛除贪官污吏，尽管“杀伤虽多”却是“仁”于百姓，符合“天下之喜怒”。强调“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主张“息民之困”(《根本策》)。在《明禁策》中他批评朝廷，“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茗皆有禁，布棉丝枲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几乎一切与人民生活有关者皆有禁，唯独“宫室过度则不禁，豪强兼并则不禁，吏贪于下则不禁”，因此他建议“唯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则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这种批评是相当大胆和尖锐的。
石介不仅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个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他是宋初古文运动的提倡者之一，他对宋初浮华文风的批判和古文运动的提倡，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石介的一生大多数时间是从事教育活动，开办书院，主持地方学官，终其一生，不遗余力。景佑元年(1034年)，石介调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景佑二年(1035年)石介在东岳庙(今泰安岱庙)东南隅的柏林地兴建学馆，这就是“泰山书院”。康定元年(1040年)，石介在徂徕山居丧期间，于徂徕山长春岭创建“徂徕书院”，以《易》教授诸生。泰山书院、徂徕书院的学风开宋明理学之先声。
石介著有《徂徕石先生文集》二十卷，其中卷一至卷四为诗。现选录一首：
【岁晏村居】
岁晏有余粮，杯盘气味长。天寒酒脚落，春近臛头香。
菜色青仍短，茶芽嫩复黄。此中得深趣，真不羡膏梁。
曹元用，字子贞，世居阿城，后徙汶上。祖义，不仕。父宗辅，德清县主簿。元用资禀俊爽，幼嗜书，一经目，辄成诵。每夜读书，常达曙不寐。父忧其致疾，止之，辄以衣蔽窗默观之。
始以镇江路儒学正考满游京师。翰林承旨阎复，于四方士少所许可，及见元用，出所为文示之，元用辄指其疵，复大奇之，因荐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即论史院僚属非材，请较试，取其优者用之。御史台辟为掾史。元用初不习吏事，而见事明决，吏反师之。转中书省右司掾，与清河元明善、济南张养浩同时号为三俊。除应奉翰林文字，迁礼部主事。时累朝皇后既崩者，犹以名称，而未有谥号。元用言：“后为天下母，岂可直称其名。宜加徽号，以彰懿德。”改尚书省右司都事，转员外郎。及尚书省罢，退居任城，久之，齐、鲁间从学者甚众。
延祐六年，授太常礼仪院经历。属英宗躬修祀事，锐意礼乐，其亲祀仪注、卤簿舆服之制，率所裁定。初，太庙九室，合飨于一殿，仁宗崩，无室可祔，乃于武宗室前，结彩为次。英宗在上京，召礼官集议，元用言：“古者宗庙有寝有室，宜以今室为寝，当更营大殿于前，为十五室。”帝嘉其议，授翰林待制，升直学士。至治三年八月，铁失之变，贼党赤斤铁木儿遽至京师，收百司印，趣召两院学士北上。元用独不行，曰：“此非常之变，吾宁死，不可曲从也。”未几，贼果败，人皆称其有先见之明。
泰定二年，授太子赞善，转礼部尚书，兼经筵官，及大朝会，为纠仪官，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无争门而出之扰。又谓太医、仪凤、教坊等官，不当序正班，当自为一列，后皆行之。时宰执有欲罢科举法者，元用以为“国家文治，正在于此，胡可罢也。”又有欲损太庙四时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谓：“禴祠尝烝，四时之享，不可阙一，乃经礼之大者，其可惜费而废礼乎！”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变，诏议所以弭灾者，元用谓：“应天以实不以文，修德明政，应天之实也。宜撙浮费，节财用，选守令，恤贫民，严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纾民力，慎赏罚以示劝惩。”皆切中时弊。又论科举取士之法，当革冒滥，严考核，俾得真才之用。议上，朝廷咸是之。拜中奉大夫、翰林侍讲学士，兼经筵官，预修仁宗、英宗两朝实录。又奉旨纂集甲令为《通制》，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书成，皆行于时。凡大制诰，率元用所草。文宗时，草宽恤之诏，帝览而善之，赐金织文锦。
天历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庙。还，以司寇像及代祀记献，帝甚喜。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书奏以元用为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无者，将大用之矣。”会卒，帝嗟悼久之，谓侍臣曰：“曹子贞尽忠宣力，今亡矣，可赐赙钞五千缗。”赠政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东平郡公，谥文献。诗文四十卷，号《超然集》。二子：伟，仪。
——《元史》
曹元用(1268年——1330年)，字子贞。祖籍阳谷阿城，后迁居汶上大张村（今属嘉祥县）。曹元用天资聪敏，性格开朗，幼好读书，过目不忘，每夜读书，常通宵达旦。父亲怕他因此得病，就不断地阻止他，他却用衣蔽住窗子，在房内默读。
后来，曹元用游学到元朝首都。当时朝中文坛领袖是翰林承旨阎复。作为名满天下的著名学者，阎复从不轻易称赞后学。曹元用拜见他时，他拿出自己的文章给曹元用看，曹元用并不因为阎复是大学者而惧怕和一味恭维，他如实地谈了自己对文章的看法，并指出了文中的缺憾。此举令阎复大为惊异，十分佩服这个有胆、有才、有识的青年，马上推荐他担任了翰林国史院编修。曹元用踏入仕途后，先后担任过中书省右司掾、礼部主事、尚书省员外郎、太常礼仪院经历、翰林待制、直学士、礼部尚书兼经筵官、中奉大夫侍讲学士兼经筵官等职。
曹元用一直在朝堂为官，对元朝典章制度建设贡献很大。他针对翰林院不少人无才无守、混禄保位的情况，提出翰林考选的建议，择优录用，不合格者要降调使用。他的建议被朝廷采用，翰林院所有人员都参加了严格的考试。通过考试，选拔了真才，裁汰了庸劣之员，翰林院真正成了人才荟集之地。
泰定年间，一班蒙古王公提出废除科举。曹元用向皇帝指出：方今天下已定，文治昌明，应当鼓励有知识、有才能的人效忠国家，万万不可阻塞他们的报国之途，否则，必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他的坚持下，科举未罢。曹元用和其他汉族官僚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修订，注意约束蒙古、色目贵族科场舞弊，使元朝科举逐渐走上正规化。
泰定三年(1326年)夏，发生日食、地震、星变，皇帝诏令廷臣商议消灾之策，曹元用提出：避免天灾的惟一办法，就是不讲空话，务求实际，实行德政。具体说就是：节省一切不应开支的费用，选拔贤能者为各地守令，抚恤贫民，祭祀天地，禁止佛事，停止不必要的一切筑建工程以减轻人民负担，慎重地实行赏罚以鼓励和惩罚士民。这些意见都切合实际，有利于清除当时政治中的弊端。他还论及科举取士之法，认为应当革除冒名顶替，严格进行考核，使得有真才实学的人得到任用。这些意见朝廷都予以肯定。
曹元用为人刚正不阿，识大体、顾大局、有主见。至治三年（1323年），赤斤铁木儿叛乱，乘元帝不在京师之机攻进京城，掳走两院大学士北逃。许多人跟着走了，曹元用坚决不走。他说：“此为乱贼之叛，我宁死也不离开京师！”不几天，官军平定了叛乱，朝野上下无不佩服曹元用的胆识。
天历二年(1329年)，曹元用代表皇帝到曲阜孔子庙举行祭祀，回来献上孔子像及所撰的代祀记，元文宗非常高兴。
次年，曹元用去世，皇帝哀悼了很长时间，告诉侍臣说：“曹元用尽忠竭力，现在死了，应当赐赙钞五千缗(一千文)。”又追封为政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东平郡公，谥号文献。
曹元用一生著述甚丰。有诗文集《超然集》40卷行世。许多学者名臣出自他的门下。当时，他与清河元明善、济南张养浩并称为“三俊”。
六百多年后的1974年秋，嘉祥县梁宝寺公社石林大队社员，在农田建设挖水渠时，于村西距地表两米左右处，掘出元代通奉大夫曹元用及其夫人郭氏墓志两合。1981年10月，在上述位置又发现积炭并将墓顶暴露，为了不使该墓遭到破坏，1982年5月22日，在嘉祥县文管所配合下，由山东省济宁地区派人进行了现场调查和紧急清理。该墓位于嘉祥县石林村西，东距京杭运河约5公里，南距桑科集约6公里。
吴岳，字汝乔，汶上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督饷宣府，吏进羡金数千，拒之。出知庐州府。税课岁万金，例输府，岳以代邮传费。西山薪故供官爨，岳弛以利民。以忧去。服除，改保定，治如庐州。历山西副使、浙江参政、湖广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并以清静得民。
迁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六府。奏裁征发冗费十六七，民力遂宽。甫浃岁，引疾去。久之 ，以贵州巡抚征。寻进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
隆庆元年，历吏部左、右侍郎。京察竣，给事中胡应嘉有所申救。岳诣内阁抗声曰：“科臣敢留考察罢黜官，有故事乎？”应嘉遂得谴。迁南京礼部尚书，就改吏部。抑浮薄，杜侥幸，南都缙绅惮之。上疏陈六事，帝颇纳其言。寻改兵部参赞机务，未上，病卒，诏赠太子太保，谥介肃。
岳清望冠一时，禔躬严整。尚书马森言平生见廉节士二人，岳与谭大初耳。岳知庐州时，王延守苏州，以公事遇京口。岳召为金山游，携酒一缶，肉一斤，菜数束。廷笑日：“止是乎？”岳亦笑日：“足供我两人食矣。”欢竞日而还。去庐日，假一盖御雨，至即命还之。
——《明史》
不说其吏政功绩，两个朋友偶遇，带多少酒菜这样的典故也写进了《明史》。借用一把雨伞，用过又还了，也写进了《明史》。主人公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吴岳(1501——1570) 字汝乔，汶上南旺镇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任户部主事、郎中、保定知府、山西布政使、贵州巡抚、吏部左右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
在汶上县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满朝文武半江西，小县不大四尚书。“四尚书”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汶上籍的户部尚书王杲、兵部尚书路迎，隆庆年间的南京吏部尚书吴岳，万历年间的工部尚书郭朝宾。他们任尚书的时间前后相差仅三十二年。王杲、路迎又是小时的同学，并且同朝为尚书。
这四人一直是汶上人的骄傲。
而其中的吏部尚书吴岳以廉洁为民著称于世，至今都是乡人的典范。
他为官清正廉明，操守始终如一，向为史志典籍所称赞。升户部郎中不久，即被派往宣府督饷。宣府为明朝重要的九边之一，兵多将广，乱事层出。时有一刁钻下属，见吴岳大权在握，以“金数千”相贿，并诡称：“此乃一点小小节余，不在账目，更无人知。”吴岳勃然动怒，斥责道：“节余银两，无不来自百姓，我不劳而获之，为天理所不容！”当即奏明此事，予以查处。
知庐州(今合肥)时，他首先免去部分吏役仆从，带头去做杂役事务，以此锻炼自己的吃苦能力。一日，在京口偶遇同科进士苏州知府王廷。老友相见，分外亲热，两人决定去金山一游。起程时，王廷见吴岳只提酒一瓶、肉一斤和些许菜蔬。戏问：“就带这么点？”吴岳笑而答道：“这些，足够咱俩吃的了。”离开庐州的时候，可巧那天下起了雨，就借了一把雨伞遮雨，到了地方马上安排人归还。三朝元老户部尚书马森曾赞扬说：“我平生见到的真正清廉节操之士只有两位，第一位当推吴岳。”
任地方官期间，每年收纳“数万金”官税，由于他花销有度，多有节余。他将这笔钱用于兴办当地邮传驿馆等公益事业，从不染指分文。山林昆木，历来只供官用，他感到不尽合理，便大胆宣布：百姓同样有开采使用共享的权利！巡抚保定等六府时，他一一记录了官府所征费用项目和百姓收支情况，发现杂税太多，百姓难以负担，便奏请皇帝，减去“十之六七”。百姓争相传颂，呼之为“吴青天”。隆庆元年(1567)，他以吏部左右侍郎受命考察京城职官。发现给事中胡应嘉滥用职权，大肆安插同乡私党，甚至将因过罢黜者，重新委以重任。吴岳当即奏请皇帝查处。但其奏折却被跟胡应嘉有瓜葛的中书院扣押。吴岳察知，愤然向内阁府申诉道：“请阁老们查查，有无把因过罢黜的职官，不经考察再委以重任的？我们一定不要因此而丧失国家的威信啊！”阁臣们为一身正气的吴岳所震动，立即查责了中书院，处分了胡应嘉。其后，吴岳被委以南京礼部尚书，不久改任吏部。他“抑浮薄，杜侥幸，南都缙绅惮之”。他下令印发《会约》《礼考》等书，对官吏进行正面教育；同时认真调查总结官场弊端，既而“上疏陈六事。帝颇纳其言”。
他为朝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其间曾积劳成疾，回家养病数年。身体康复后，朝廷念其政绩和功德重新起用。
隆庆四年（1570年），吴岳赴京上任，途经家乡南旺，在此小住。当地贤达和亲朋故交纷纷前来看望和叙旧，时家中仅有草房数间，无法待客，只好寄住于寺院。不料竟于此身染重病。临终前，他将子孙召至床前，说：“我死后，不要接受皇上的抚恤，也不要接受皇上的恩赐。”
这或许是上天的安排，让这位忠义之士叶落归根，回归故土，永远与乡人团聚。吴岳死后，皇帝派员营葬，谥号介肃。孔子后裔孔胤植亲撰《蜀山介肃公行述匾记》褒其品德：其学以诚意为本，以慎独为功夫，躬行践实，而不事剿说，不愧屋漏，而此心终日如对神明。居官内严而外宽，法度如吏，巨奸竦肩。
吴岳善诗词，有《望湖》一卷行于世。文风深沉典雅，不尚辞藻，尤以自我炫耀为耻。其七言绝句大多清新自然，诗意显豁。写景抒情，托物言志，各具特色。律诗则音律谐和，对仗工整，述事清晰条理，状物形象鲜明，即景即情，就事议论，自然妥帖。他的酬答诗，有忆旧、有寄思、有言心、有劝慰，也有祝福，情真意实，隐居者的心态，年迈人的情态，全都跃然纸上。
美哉窝窝兮，天地之所产，人力之所造，内二外八，纤手成就，远望似将军之帽，近看似染靛紫袍，似馒头而无底，似烧饼而又高。窝窝头仰面大笑，俺今日哪比往朝!运未至暂且藏头，即得时再显荣耀。
…………
且慢说今人看重我,就是那古人也把我当作至宝。称我为救驾的将军，其实我的本领更高。我不到，大舜、伊尹耕过荒郊;伯夷、叔齐采薇，首阳饿殍;我不到，梁武帝饿死台城，孔子绝粉，从者愠恼;我不到，赵武灵王绿林求卵，伍子胥丹阳吹箫;我不到，朱买臣难挑柴担，吕蒙正忍饥寒窑。世上人往往轻我、笑我，惹得我时常冷笑，笑得是，笑我者两手捧我，轻我者今才知道，得我之人整日面目不改;失我之人，三日容颜变了。请问知礼君子论一论，谁长谁短，谁低谁高?您连我窝窝头都不胜，还充什么人物，耍什么权威，弄什么腔调?
——《窝窝赋》
是谁为这种百姓食物作赋，而且作的这么好？
作者就是被称为窝窝进士的仲永檀。他就是因了这篇《窝窝赋》而被特批中了进士，真乃世所罕见。
仲永檀(?——1742)，山东省微山县鲁桥镇仲浅村人，孔子弟子仲子路第六十五世孙。幼年丧父，家中赤贫。渴望读书，但无力支付学资，就在私塾旁听。后因聪明异常被先生看中，得以免费听课，学业精进。大考之年，仲永檀进京赴考，并无任何盘缠，只带着母亲蒸好的一包袱窝窝头就上路了。在路上，遭到同路人的嫉妒和欺负，贻误了考期。来到京城，举目四望，一片茫然。他只得一边吃着从家里带来的窝窝头，一边卖诗文，攒路费，以便回去侍奉老母。大概得到了神助，他的诗文一落笔就不落俗套，活色生鲜，字字珠玑，令他自己都大为惊讶。尤其一篇《窝窝赋》更是流传于坊间，让人们反复抄写传阅。后来被微服私访的乾隆皇帝发现，了解了仲永檀的身世之后，钦点为进士。
从此仲永檀一步登天，旋即步入了官场。乾隆五年，仲永檀出任陕西道监察御史。这以后的事情都记载在《清史稿》里——
仲永檀，字襄西，山东济宁人。乾隆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疏请酌减上元灯火声乐，略言：“人君一日万几，一有暇逸之心，即启怠荒之渐。每岁上元前后，灯火声乐，日有进御。原酌量裁减，豫养清明之体。”上降旨，谓：“书云'不役耳目’，诗云'好乐无荒’，古圣贤垂训，朕所夙夜兢兢而不敢忽者。惟是岁时宴赏，庆典自古有之，况元正献岁，外藩蒙古朝觐有不可缺之典礼。朕踵旧制而行之，未尝有所增益。至於国家政事，朕仍如常综理，并未略有稽迟。永檀胸有所见，直陈无隐，是其可嘉处，朕亦知之。”
——《清史稿》
这段奏疏和圣谕是仲永檀建议皇帝酌减上元灯火声乐。乾隆皇帝看后，尽管不以为然，但还是因为仲永檀忠心为国，仍然褒扬他“胸有所见，直陈无隐，是其可嘉处”。
京师民俞君弼者，为工部凿匠，富无子。既死，其戚许秉义谋争产。内阁学士许王猷与同族，嘱招九卿会其丧，示声气，且首君弼有藏镪。步军统领鄂善以闻，诏严鞫，秉义论罪如律，并夺王猷职，旨戒饬九卿。六年，永檀奏：“风闻鄂善受俞氏贿万金，礼部侍郎吴家驹赴吊得其赀；又闻赴吊不仅九卿，大学士张廷玉以柬往，徐本、赵国麟俱亲会，詹事陈浩为奔走，谨据实密奏，备访查。”又言：“密奏留中事，外间旋得消息，此必有私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疏入，上疑永檀妄言，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按治，摘永檀奏宣泄密奏留中果何事，又谓权要私通左右，此时无可私通之左右，亦无能私通左右之权要，诘何所见，命直陈。鄂善仆及居间纳赇者，皆承鄂善得俞氏贿，和亲王等以闻。上召和亲王、鄂尔泰、讷亲、来保同鄂善入见，上温谕导其言，鄂善乃承得白金千。上谕鄂善曰：“汝罪於律当绞。汝尝为大臣，不忍弃诸市。然汝亦何颜复立於人世乎？汝宜有以自处。”既又下和亲王等会大学士张廷玉、福敏、徐本，尚书海望，侍郎舒赫德详议，如上谕。乃命讷亲、来保持王大臣奏示鄂善，鄂善乃言未尝受赇。上因怒责鄂善欺罔，夺职下刑部，又命福敏、海望、舒赫德会鞫，论绞，上仍令赐死。家驹、浩并夺职。永檀答上询宣泄留中事，举吴士功密劾史贻直以对。和亲王等谘察大学士赵国麟等赴俞氏会丧虽无其事，然语有所自来。上乃奖永檀摘奸发伏，直陈无隐，擢佥都御史。
——《清史稿》
这段文字记述的是京城里死了一个叫俞君弼的凿匠。俞君弼生前曾供职于工部多年，参与过不少皇家工程的兴建，也积累了很多银两。他死后，没有儿子承继家产，其义婿许秉义早就垂涎三尺，妄想独占俞家财产。内阁学士许王猷与许秉义是同宗，许秉义便勾结许王猷，准备为俞君弼大办丧事，并遍邀公卿权臣，以此显摆，以声威压倒俞氏族人，从而实现其目的。出丧那天，许秉义付给前来参加会丧的诸臣五百到一千两银子不等，并许诺日后还要重谢。这样一来，连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差人送帖，大学士徐本亲自前往灵前跪拜，詹事府詹事陈浩为之奔走，陪丧数日。俞家宅前，一时车水马龙，达官贵人比肩接踵。丑闻传至朝廷，乾隆皇帝大为恼怒，遂派步军统领鄂善查办此案。结果，许秉义论罪如律，许王猷遭到革职，前往会丧的九卿大臣也都受到了一定的处分。鄂善的处理，看似公正，其实他暗中接受了俞家的贿赂。乾隆六年，仲永檀毅然奏疏，揭发了张廷玉、徐本等在俞君弼丧事中的丑闻以及鄂善的受贿行为。鄂善本系乾隆心腹，对于他的受贿，乾隆帝初闻大惊，继而不敢相信，以为仲永檀妄言，便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尚书纳亲、来保等大臣进一步查实。经过查究，坐实了鄂善的罪行。乾隆帝会同众亲王对鄂善进行当面审讯，鄂善承认自己得白银千两。其罪按律当判绞刑。但鄂善身为朝廷大臣，官位显赫，加之乾隆也心有不忍，只好令其自尽。后来，由于鄂善态度恶劣，终被绞决。仲永檀不畏强权，直陈无隐，受到皇帝嘉奖，被提拔为佥都御史。
仲永檀不断揭露官员的丑行，自然得罪了许多人。一些人也伺机向皇帝进言，列举仲永檀的过处。好在乾隆帝深明大义，多次使仲永檀免遭处罚。
佞臣们于是变着法儿地向皇帝吹风，终使仲永檀失去信任。乾隆七年，仲永檀因“结党营私、排挤异己”罪被革职拿办，投入监狱。不久，在极度忧愤中死于狱中。
孔东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诗集若干，佳句云：“船冲宿鹭排樯起，灯引秋蚊入帐飞。”其他首未能称是。
——《随园诗话》
孔尚任是和《桃花扇》连在一起的。没人记得他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职务和曾经的荣光。
他是孔子六十四代孙，生于164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随园诗话》所载为东堂），别号岸堂。少年时期的孔尚任一心求取功名，21岁时应童子试，考取生员。30岁时前往济南参加岁考，未中。33岁时，典卖家中田产，捐得例监（国子监生）。31岁始，孔尚任于县北石门山中建孤云草堂，并在此读书著述。此间，他从亲友处听取轶闻，又从诸家记载中撷取史实，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奇，实际上开始了著名戏剧《桃花扇》的酝酿和准备。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35岁的孔尚任迎来了好机遇。这年，他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走出石门山，编修《家谱》和《阙里志》，监造礼乐祭器，为康熙帝玄烨第一次南巡祭孔做准备。次年，康熙亲自到曲阜祭孔。这是清朝一统中国之后的第一次尊孔大礼。
在这次众人瞩目的大场合上，孔尚任被推选为御前讲经人，在康熙面前亲讲《大学》，又引康熙观赏孔林圣迹，讲经与导览都深得朕意。因为康熙的赏识，孔尚任破格擢升为国子监博士，赴京就任。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孔尚任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出差淮阳，疏浚黄河。其间，他遍踏南明故地，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朝遗民交友谈心，加深了对南明兴亡的历史认知。在扬州，他登梅花岭，拜谒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拜明孝陵，游秦淮河，遍索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和复社名士侯方域的资料，还特地到栖霞山的白云庵，访问了后来被写进《桃花扇》的张瑶星道士。这些都成为创作《桃花扇》的重要素材。同时，在治水过程中，他目睹了河政的黑暗和官员的腐败，人民的疾苦和政事的艰难，创作诗歌600余首，编为《湖海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孔尚任回京。自此，孔尚任在政事之余，开始了《桃花扇》的创作。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孔尚任奉旨回曲阜，将康熙御笔“万世师表”匾额送回孔庙，并参加孔庙落成的祭祀典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孔尚任升户部福建清吏司主事，职务为宝泉局监铸。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升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就在这时，经过十几年潜心创作，三易其稿的《桃花扇》终于脱稿面世，旋即轰动了京城。“王公荐绅，莫不借钞。”班社竞演，岁无虚日。此本不仅在京城频繁演出，而且流传到偏远的边地，“万山中，阻绝入境”，可见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如此盛况，自然惊动了圣上。康熙派内侍向孔尚任索取稿本，连夜展读。这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也不知触动了皇上的哪一根神经，几个月后，孔尚任以“疑案”被罢官。两年后，孔尚任带着他呕心沥血写就的《桃花扇》，回到了曲阜石门山中。
晚年的孔尚任在石门山中过着清寂贫困的生活。其中，他曾经往山西平阳、河南大梁、湖北武昌等地做过短期的漫游，并做过幕僚。但是，多数时间，他还是在他的孤云草堂看书赏景，与山石对话，和飞鸟嬉戏，向日月发问。
1718年，70岁的孔尚任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在曲阜郁郁离世，葬在孔林东北隅，树碑：“奉直大夫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东塘先生之墓”。
在世人心中，孔尚任不是一个官员，而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在其创作盛年，孔尚任就在全国享有盛誉。和他同时代，有一个布衣作家洪升，历经十年，三易其稿，完成了著名戏剧《长生殿》，后来和孔尚任相似，因《长生殿》而被劾下狱，后离京返乡，落水而死。洪升与孔尚任并称为“南洪北孔”，二人共同抵达戏剧创作的最高峰。后来，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升的《长生殿》、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并称为“中国四大古典戏曲”，不断重印，反复排演，而且走出国门，让不同肤色的人领略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厚重和神秘。
近年，曲阜人将《桃花扇》全文刻在了石门山的山石上，从此，《桃花扇》这部旷世名著将与孔尚任居住过的石门山同在。
孔尚任不仅著有《桃花扇》，还与顾采合著《小忽雷》传奇，并著有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
作者简介：孙继泉，山东省邹城市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首届十佳青年散文家，山东省第二批齐鲁文化之星，济宁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济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济宁市散文学会会长，邹城市作家协会主席，邹城市新闻中心副刊部主任，《邹城文艺》主编。散文《季节深处》收入《百年中国经典散文》。散文《生命的秘密》入选高一语文阅读教材。曾获孙犁文学奖、浩然文学奖、齐鲁散文奖、乔羽文艺奖、中国散文学会“新视野”杯全国文学征文特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一等奖、《中国作家》“金秋笔会”奖、《时代文学》优秀作品奖。散文《鲁南的月光》《带着朝露进城》《孟庙的树》《孟庙的苍鹭》《暮色孟子林》《太阳的馈赠》等多次入选高中语文试卷。出版散文集十八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