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教育创新正处在“十字路口”
全球都处于十字路口，我也希望在这个路口我们不会错过，西方的优秀大学也在变革，还在引领，但这是我们缩小距离的一个机会，甚至可以超过。——杨宗凯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
2016年10月中旬，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前往华中师范大学，参加该校一年一度的“教学节”，并重点参观了“信息化背景下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展”，盛赞：“网上来云里去，‘互联网+’搞教育；云里去网上来，教育创新好平台。”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也积极鼓励参与的教师：“这说明我们前期的教学创新效果显著，华中师大的特色就是通过国际化和信息化来带动教师教育现代化。”他希望华中师大未来将教学节办成“一种文化”。
10月下旬，在“2016中国高校CIO论坛”期间，记者采访了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杨校长开宗明义地说：“教育创新就摆在我们面前，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是千年等一回的机会，我们要找到真正适合中国教育的模式。”
千年等一回的机会
在10月华中师大的教学节上，陈宝生部长说：“大学要回归教书育人的本分，要回归培养人才的初心。”而这正是华中师大办教学节的本意。
从2015年起，杨宗凯在华中师大积极推动举办教学节，打造“重视教学、崇尚创新”的教学文化，并且将“信息化”的理念蕴含其中。对所有的教师来说，这样的活动，“就像是头脑风暴”，也催人猛醒，推动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西方在中世纪起开始建立和发展大学教育体系，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是那个时代开始建立的，期间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哈佛大学等在当代发展比较好的大学，都是跟西方的两次工业革命匹配的人才培养模式，而我们的大学体系真正建立才只有百二十年的历史，如何追赶？”杨宗凯说，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相应地也要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变革，当前对教育而言，全球都处于十字路口，而这个“千年等一回的机会”不容错失，“我也希望在这个路口我们不会错过，西方的优秀大学也在变革，还在引领，但这是我们缩小距离的一个机会，甚至可以超越。”
而信息化则是教育创新非常重要的手段。杨宗凯认为，信息化可助力有效解决教育的三大难题：教育公平、教育创新和质量、终身教育。“为什么我们要精准扶贫教育？不用说东西部差异，仅就一个城市中教育的发展，也是层次差异化明显，而网络空间则给我们提供了消除差异化的手段和方式，从手段上为消除不均衡提供了可能性。”“终身教育更是互联网能够助力和发力的一个地方，可以学到老，活到老，时时可学、处处可学、人人可学，因此，构建终身教育的体系，教育信息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2011年，国家制定教育信息化十年规划时，杨宗凯作为规划编制专家组组长参与了整体框架的制定与撰写；今年初，《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教育信息化领域）规划编制启动，杨宗凯又再次担任专家组组长主持该规划的制定。谈及教育信息化的短期、中期、长期的发展阶段，结合近年的实践工作，杨宗凯认为：“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我们无法预期，但从教育与技术结合的角度，近期主要是应用，中期应进行深度的融合，远期就是改变，从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模式，教育的方法，教育的评价，重塑和再造教育的新生态。”
创新是对教育生态的整体重构
华中师大在2011年提出“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将“信息化”、“国际化”作为学校发展的两只翅膀。针对近几年的信息化建设，杨宗凯校长认为：“信息化其实是利益重组再造的过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新组合。”
重组再造为什么具有挑战性，为什么具有革命性影响呢？杨宗凯分析指出，“最重要在于这是一个利益再造的过程。”
从华中师大确立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那一天起，杨宗凯就在打破各种传统和惯性，而且从一开始就将目标锁定“教师”。他认为，教师才是信息化成功与否的关键，而教师的改造，无疑是最困难、最具挑战的那个群体。2013年，华中师大出台了新的人才培养方案，提出了“数字化教师”的培养目标，要实现“四个转变”：从“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从以专业教育为主向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转变，从以课堂教学为主向课内外结合转变，从以结果评价为主向以结果和过程评价结合转变；并且引进了网络课堂和混合式课堂形式。这些还只是华中师大创新的冰山一角，在“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的战略目标下，杨宗凯在华中师大进行了一系列的理念创新、模式创新、方法创新、资源创新、科研创新。
这样具备改革意味的举措，并没有引发想象中的轩然大波。分析原因，杨宗凯认为这与教师的自主变革意识也有很大关系。“一开始也有阻力，反对意见很集中，但渐渐地，阻力越来越小，因为大家逐渐都认同我们的发展目标。作为师范大学，我们的责任是培养未来的教师，而作为师范大学的教师，必须自主革新，创新教育模式。”两年多以来，杨宗凯更多地在进行鼓励和引导，“信息化的过程，切忌使用大棒，我觉得更多是要引导。可以战略任务目标的形式提出要求，更多的依托于教师的自主驱动力。”
近两年，华中师大的教学创新也给了其他学校很多启发。华中师大建立的“云平台”，让学校与教师能第一时间跟踪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的最终成绩不再由一张期末试卷决定，出勤率、课堂研讨、虚拟论坛发言、平时作业和小测验，“云里来云里去”，云平台上记录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并成为了教师最终的发展性评价的依据。而全校1800名教师都开设了个人教学空间，提供课程大纲、教学日历、PPT、教学视频、习题库以及其他拓展资源，所有的教学环节也都在云端进行。
杨宗凯认为：“2015年是教育信息化广泛应用，2020年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2030年信息化教育体系变革，教育模式、理念、文化的深刻变革和教育生态、业态的整体重构。”他提出，到2030年将实现全面整合国家、地方各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形成覆盖全国、协同服务的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教学评价将从基于分数的评价转到基于大数据的评价，从结果评价转到过程评价，逐步实现考核评价方式全数字化，到2030年实现全面机考，全面评价师生教与学绩效。
CIO领导力决胜
早在制定《教育信息化十年规划》的时候，杨宗凯为组长的专家组即提出了在教育领域建立首席信息官（CIO）体制。今年6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明确：要建立“一把手”责任制，主要领导亲自抓信息化工作……要在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建立由校领导担任首席信息官（CIO）的制度，全面统筹本单位信息化的规划与发展。
谈到这一制度的确立，杨宗凯说，CIO为什么是今年确立？“信息化”，核心在于“化”；“化”即重组和流程再造，直接成效就是“变革”和“创新”。而这个“化”的过程，核心就是利益重组与流程再造，只有确立了CIO，才能真正实现重组。
今年5月，杨宗凯出席“高校信息化校长高峰论坛”时提出信息化领导力的内涵：要具备“信息化意识、传递愿景理念、信息化环境下决策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信息环境下沟通能力和信息社会责任感”，并提出了信息化领导力基本框架：“愿景（Vision）、应用创新（Application&Innovation）、支持保障（Support）和评估引导（Evaluation）”。
10月中旬，《光明日报》刊发了杨宗凯关于“领导力”的文章《高校“一把手”如何提高信息化领导力》。在该文中，杨宗凯开篇即明确高校信息化一把手的重要作用：“其系统规划能力、信息化教学和课程改革领导能力、教师专业发展领导能力等等，将直接影响到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和深层次应用。”他用十六个字简单概括了他对如何提高CIO领导力的看法：根在观念，要在学习，贵在创新，重在担当。他强调CIO要“因势而动，及时转变教育观念，面向未来培养人才。”
当然，杨宗凯也清醒地知道CIO面临着艰巨的挑战，而CIO的关键挑战也恰恰在于“利益的重组和再造”。“信息化”的过程必然会涉及学校内部资源、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也会牵涉教师教学理念方法及职能部门管理模式的关联变化。
如何让CIO体制真正落地，并且不会流于形式？杨宗凯认为：“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才能真正让CIO体制落到实处。”内因就是CIO的理念与能力，外因是要组建一支强有力的信息化执行团队、在重大决策中依托这个团队。
CIO并不是看上去很美的一个名词，在杨宗凯看来，CIO的全部工作可以凝炼为一个字—“化”。CIO需要为这个字的真正落地担负责任，在融合和创新上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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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校情需要CIO切实对传统的空间进行重组。如何重组？
网络虚拟空间的管理人员重组。传统物理空间上的管理，一个学校可能会配备几百管理人员服务于整个校务流程，而在网络空间，目前最突出的情况是管理人员远远不够，非常不匹配，“我认为这是首先要加强的地方。”杨宗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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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评办分离。华中师大采用了云平台的做法，使得管理与评价在某种层面上实施分离，让重组的管理理念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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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的职责要明晰。首先是统筹规划，包括信息化经费的统筹，都是CIO的职责；其次要分步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发挥CIO的作用；再者要组建一支强有力的信息化执行团队。“重要非核心不是我们对于信息化执行部门的定义，仅仅是支持或支撑部门，也不是我们对这个部门的定位，信息化部门在高校中一定是重要核心部门，才能真正承担并最终实现学术上水平，管理上水平，实现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
针对如何让信息化部门真正成为重要核心部门，杨宗凯也为CIO支招，他说，“我觉得CIO首先要做的，是找到一个适合于本校文化和本校实际形成的一种CIO工作机制。”这种工作机制，能让部门与部门沟通，业务能够重组，利用信息化能力为业务重组，为流程再造，提供一个很好的协同领导的环境。并且信息化部门要参加学校的规划，甚至学校的重大决策，也要有这个部门的身影。流程再造的种种规划，包括职能部门的设定等，需要听取这个部门的意见。
事实上，杨宗凯对CIO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创新文化。“信息化不仅仅是在建设，更长远的影响，是文化的形成。我希望CIO能尽快承担起教育创新文化的建设。”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