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岁月”——犹太难民回忆二战

1943年,日本军方命令所有的犹太难民移居虹口 。

虹口一点儿也不像旧时欧洲的犹太人聚居区,也不像波兰那些致命的纳粹设立的聚居区。相反,这是一个更加温和但独特的日本人的创造物。照他们的温和说法,这里叫作“指定区域”。对我们来说,它只是“那个区域”。“指定区域”只存在了27个月,没有墙,没有铁丝网,周围也没有其他障碍物,人们必须仔细看地图,才能找到它的确切界限(尽管我们这些“囚犯”对此了如指掌)。

我们没有与世隔绝,还是可以接触到上海的其他地方。一个原因是,这里几乎没有日本卫兵,负责看守我们的辅助队伍不怎么忠于职守,躲开他们并不难。而且,虹口的中国人比犹太人还多。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来来去去,我们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也能进出自由。而且,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有可能获得离开这个地区的许可,然后出去工作或者去做其他日本长官认为“合法的”的事情。

回首之后两年半的贫民区生活,再想想这帮在战乱中被命运的浪涛冲刷到中国的欧洲犹太人,他们形形色色、贫困潦倒、衣衫褴褛,却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可行的、自给自足的、运转良好的社区,社区里既有机构也有设施,不逊于欧洲和美国的那些大城镇,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在那里遇到许多值得纪念的人,其中一个人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埃利(Eli)比我大几岁,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逗留在他称其为家的宿舍里。房间又小又拥挤,只有足够容纳36个双层铺位的空间,中间是一张大木桌。住在那里的人形形色色。在他们以前的生活中,有些人是有学位的专业人士,有些人是商人或低层雇员,还有一些是有工人阶级背景的人,比如埃利,他是一个15岁就离开学校的服务员,那时候他住在柏林。

埃利来到上海的时候只有十几岁,那时候他毫无经验,一贫如洗,连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只会说独特的东柏林白话,话语中有大量粗犷的意第绪语俚语。他的父母本来想随后赶来,但最终没有成功。他将再也见不到父母,但是他当时对此并不知情。

他缺乏社区中一些人所拥有的有形资源,但是他的资源更加宝贵——他足智多谋,身体和精神上的坚忍不拔、自律,还有生存和成功的旺盛意志。他傲慢、愤世嫉俗,有时候冷酷无情,但大部分时候和蔼、开朗,偶尔也很有趣。

我一直没弄清楚他到底能同时玩转几件事情。有机会的时候,他就当服务员;没机会的时候,他就找其他的方法赚钱。他在整个社区里游荡,能轻松找到最便宜的香烟、化妆品和紧缺食品,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零售”——香烟以支为单位出售,香肠以半盎司为单位出售。

有很多像埃利这样的人,正是他们成功地把我们的小社区打造成一个正常运作的群体。他们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精神,不断尝试,帮助他人,永不放弃。有了他们,我们的经济才能保持活力。有点资本的人开商店和咖啡馆,人们可以在那里消磨下午的时间,躲避冬天的寒冷,喝喝茶,聊聊战事。社区出品了60部独立的轻歌剧和戏剧,在不同时段里出版了至少八份独立的报纸,或许更多。在“厨房基金会”帮助穷人的人可以享受福利。还有的人在医院工作,只获得微薄的报酬,甚至不获得报酬。另外,还有一些人为年轻人举办体育赛事。

1.8万名难民以这种方式生活,并且最终活了下来。两年半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我们总感觉像一辈子那么长。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日常英雄的存在,虹口的状况可能糟糕得多。

到了1945年初夏的那几个月,贫民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到了7月,上海周边的军事活动明显增加。在美国对虹口的一次空袭中,有31名难民身亡,一同遇难的还有许多日本人和不计其数的中国人。这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8月8日,终于有了重磅新闻,那就是苏联也加入对日战争中,从东、北、西三个方向钳制日军的伪满洲国军队。这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明显迹象,预示战争将有新动向,尽管这件事当时也让我们感到更加前途未卜。

所以,当结局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十分突然。8月15日,第一批关于日本投降的传言在贫民区里以野火之势蔓延。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样天大的好消息从天而降,谁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大家觉得这只是又一个虹口的“无稽之谈”。不过,一天之后,所有的日本士兵和平民突然从街上消失,媒体不再发声,我们被一种诡异的安静包围。然后,消息得到确认,真正的狂欢庆祝才开始。

这是真的:日本投降了,战争结束了,我们自由了!两天后,第一架盟军救援飞机降落在城市附近的军用机场,强壮、健康的美国士兵从飞机上走下来,接受人们的欢迎。大家迎接我们梦想中另一个世界的使者,其中的敬畏之情难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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