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头条：学问·学与问·问学

什么是学问之道？简单地说，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目标、准则及方法，古人称为“道”。古人总是要思考或探索具体事情背后的“道”。

笔者这里讲的“学问”，作为动词是指学习和询问（知识、技能等）。语出《易·乾卦·文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清顾炎武《日知录·求其放心》：“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作为名词是指知识、学识。《荀子·劝学》：“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就“学”与“问”的关系而言，清人刘开在《孟涂文集·问说》中说得好：君子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他感叹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故特别强调“问”，批评人们不好问的原因是心不能虚。心不能虚，好学之心就不诚，学问也肯定做不好。

另外，把“学问”颠倒过来，“问学”也是一个重要概念，是求知、求学、践行的意思。《礼记·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郑玄的《礼记注》最早对上段话中的“尊德性”和“道问学”作了解释：“德性，谓性之至诚者；道，犹由也；问学，学诚者也。”意思是说，“德性”的本质是“至诚”；“道”是取径、道路；“道问学”即是指人通过自身修养的途径达到以圣人为标准的“诚”的境界。因此，“道问学”的初旨也带有强烈的实用性、践履性。大意是，君子既要重视道德修养，又需躬行实践，最初的经典旨在规训人的内心及其言行，二者并没有对立的意思。朱陆鹅湖之会，朱熹有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简约之意，二陆有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之意，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

后人遂对朱陆之争主观上给予“德性”“问学”的区别，此后，“尊德性”与“道问学”所阐释的关于性命与经典之争，不断地影响后来的学术史，及至清代，更由此诱导出了“汉宋之争”这一重要的学术命题，形成了性理之学与考据学之争。民间大儒段正元则这样解释《礼记·中庸》这段话：“是言人之学问，由先天而后天，由后天返先天；由心思意想而到踏实认真，由踏实认真而到至神至妙，由至神至妙而到至平至常，由至平至常而到广大高明，由广大高明而到精微纯粹。天地人一体，精气神一贯，智仁勇合德，方能代天宣化。”

在传统学问之道中，“问”的意义与重要性有时不亚于“学”，孔子喜欢“大哉问”的学生。为什么《论语》是经典？《传习录》成为经典？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孔子、王阳明学生问得好。学生问得好，老师才能答得好；问得好，才会引出重要的问题；答得好，师生对话才能成为经典。换句话说，提问必须是有层次、有深度的问，提问者就某一重要问题思考探索了很久，但百思不得其解，这样把问题问出来，就算老师回答不上来，也可以显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礼记·学记》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扣之以小者则小鸣，扣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善于提出疑问请教的人就像劈坚硬的木头，先劈容易劈的，再劈难劈的节疤（先问容易的问题，再问难题）。等到时间长了，疑问就很容易得到解答；不善于提问题的人则与此相反。善于对待别人提问的人像撞钟一样，敲得轻，响声就小，敲得重，响声就大，等到他敲到自然从容的时候，声音才全部发出来；不善于答问的人则与此相反。以上这些讲的是进入学问之道的途径和方法。

段正元以《大学》之道来诠释学问、问学说：“明明德为学问，亲民为问学。”他又以儒家仁智勇三达德来诠释学问、问学说：“智仁勇三者，成己成人，希贤希圣之学问、问学也。圣人云智仁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一也，我云所以成之者二也，即内而成己，外而成人。希贤即成己学问，希圣即成人学问。智仁即成己，勇字即成人。学问之道，先成己而后成人……成己为学问中事，成人为问学中事。何为问学？即问事也。问事不行，而再学焉。故勇字为问学，无勇字办不到。”学问、学问，究竟怎么学？怎么问？古圣先贤和现代儒学大师、国学大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