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女导演的野心,被一部与邓丽君歌曲同名的电影,揭开了

邓丽君,一个无论你有多年轻都一定听过的名字。
她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她是能够让我们的父母辈们瞬间化身“迷妹”、“迷弟”的优质偶像。
邓丽君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能够跨越时间的长河,超越意识形态的分离和文化差异,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和文化归属。
从《小城故事》、《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到《漫步人生》、《何日君再来》,这个长相和歌声一样甜美的女子,被无数人奉为女神。
在陈可辛导演的电影《甜蜜蜜》中,黎小军和李翘为了赚钱,就进了大量的邓丽君碟片去卖,由此可见其在香港的火爆程度。
而邓丽君本人,则一生飘零,是无数在外华人的写照。
出生于大陆,成长于台湾,在香港和日本成名,曾与印度富商定亲,持泰国护照返台被阻,远居巴黎,最后逝世于泰国清迈。
正如台湾电影学者叶月瑜所言:“邓丽君和流离者一样颠沛,邓丽君的歌声和流离者的魂魄一样寂寞。”
这种寂寞用她的一首歌里的歌词来说就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
这首歌的名字叫《千言万语》,乍听上去好像是一首情歌,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飘零人心境的写照。
1999年,许鞍华就曾经把这首歌用作自己一部作品的主题曲,甚至将《千言万语》作为电影的名字——
《千言万语》
影片以邓丽君的《千言万语》作为片名和主题曲,意味深长。
以歌曲作为影片的主题,其实在许多电影中都有运用。比如法斯宾德的《莉莉·玛连》,比如库斯图里卡的《地下》。
这些电影中的“语音”就像魂魄一样萦绕在片中,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寻找着所归属的躯体。
相比于对《桃姐》《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黄金时代》等作品关注和研究的蔚为大观,《千言万语》在许鞍华的电影中属于被遗忘和忽略的一部。
实际上,这部电影在第36届台北金马奖上横扫了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五项大奖,并顺利获得了当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提名。
同时,它可能是许鞍华最具野心,言志倾向最明显、最才情激荡的一部电影。
“不是矫揉造作的虚无缥缈,而恰恰是发生在自己挤坐的地铁中,自己买菜的市场里,发生在她疲惫的目光中所看到的一切和她一样平凡的人和事。”
在宏大的历史下,许鞍华依旧在《千言万语》中,让我们看清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看到了他们的爱恨情仇,痛苦与挣扎。
电影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979年到1989年,这是香港历史上著名的“革命十年”,同时也是香港经济转型和政治过渡的重要阶段。
地点设置以香港油麻地旧区为主,这里历史悠久,很大一部分还保留着香港的生活传统。
与各种商业类型片中所呈现出的光怪陆离的香港空间不同,许鞍华似乎刻意要将真实归还给那个80年代的香港,将其“恢复原貌”。
就像影片在开头所交代的那样:“这是一部描述80年代香港社会运动的影片。”
在大胆的交替叙事中,在记录与故事的编织中,影片拨开了历史与时间的迷雾,试图为香港“定位”,来怀念一种真正的、已经消失了的香港精神。
《千言万语》分为三个篇章,分别是:忘记、革命十年和不会忘记。
其中穿插着大量的纪录片、黑白影像、剪报等能够还原那个火红的80年代革命氛围的材料,营造了一种浓重的怀旧氛围。
又一次,许鞍华将镜头对准了那些被香港经济奇迹、繁荣发达的光环所遮蔽的弱势群体和草根阶层:
艇户居民、水上新娘、无证妈妈、偷渡者、政治失意者等。
影片一开始,就是一场说书般的表演,将历史化为声音,鲜活又悲情。
这场街头剧由莫昭如所表演,主要内容是政治家的吴仲贤革命生涯。
吴忠贤是一名积极的社运分子,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创办了《七十年代双周刊》,宣扬无政府主义,并带头搞示威游行,保钓运动以及中文运动,挑战英国殖民者权威。
与此相对照的,是苏凤、李绍东、邱明宽等几位年轻人所参与的政治运动。
影片是以倒叙的方式的展开的。
女主角苏凤(李丽珍)失忆了。
在九七前后的港片中,“失忆”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从《去年烟花特别多》到《我是谁》再到《紫雨风暴》,都是围绕主人公的失忆展开叙述的。
失忆,其实就是失去身份的问题,而找回记忆的过程就是主人公进行自我身份定位的过程。
在坪洲墓地,绍东(李明亮)为苏凤吹着口琴,一曲邓丽君的《千言万语》婉转低回,幽怨哀伤,凄美悲凉。
歌曲的忧愁是苏凤的忧愁,也是无数港人的忧愁,千言万语说不尽。
也正是这首曲子,令苏凤找回了那段失去的记忆,那段和无数普通人一起奋斗,一起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的过去。
面对艇户居民、水上新娘、无证妈妈等问题,这些年轻人早已用一种“香港就是家”的心态,来帮助身边的人。
片中的那些“水上新娘”和“无证妈妈”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只能被困在狭小的渔船上。
她们被迫与丈夫孩子分离,就连走出渔船去吃一顿麦当劳都成了奢侈。
邱明宽询问苏凤:“为什么你们是香港最早的居民,却连最基本的保障都得不到?”
电影中没有给出回答,这个问句砸在所有观众的心上,逼迫我们去思考原因。
没有确切的原因,没有过多的渲染,影片只是在呈现过程。
那些渔船、房屋、高架桥下的流浪汉营地、收容智障儿童的机构……这些空间如此逼仄破旧,常常会停电、停水,仿佛随时都会倒塌。
而这些底层民众大多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逆来顺受,港英政府也一直漠视他们的需要。
当他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上岸的权利后,许多人的内陆老婆又因为政府取消 “抵垒政策” 成为活动空间仅限于渔船的“水上新娘”。
“水上新娘”虽然嫁到了香港,却无缘得见香港的繁华和现代景观,连基本的人道权利都被剥夺。
甘神父(黄秋生饰)为了帮助这些人,主动到政府门前静坐绝食。
晚上,甘神父坐在地上,用打火机点燃几根蜡烛。
风吹灭了,他又点,灭了,又点,灭了,又点,直到几根蜡烛都被点亮。
这个看似无意义的情节,实际上在致敬塔可夫斯基在《乡愁》。
疯人多米尼克自焚时,俄国诗人安德烈手持一根点燃的蜡烛走过温泉。
一旦蜡烛中途熄灭了,他就要重新走过。如此反复了三次,塔尔科夫斯基就用长镜头整整拍了三次。
“牺牲最大的意义就是牺牲本身。”
当塔尔科夫斯基的多米尼克在广场上自焚,当安德烈在完成仪式之后猝死,许鞍华的甘神父坐在空无一人的漆黑广场上,用绝食拯救着无望的世人。
他在笔记本上写:“上主,为何我们总是不能行到底?”
看到这里,我们怎么会不动容?
当吴忠贤的事迹成为过去,当甘神父坐上返回大陆的车,那个为理想、为信仰放弃一切的激情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千言万语》不是一个爱情片,尽管里面有一个不浪漫的爱情故事。
苏凤,这个船家女,爱上了一个香港愤青和民主激进分子邱明宽,整天跟着他做那些民主工作。
而阿宽有妻儿,她只能偷偷用怨恨的眼神看着那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默默做着做阿宽的地下情人。
始终陪在苏凤身边的是绍东,一个大陆偷渡客的孩子。
他默默地陪着苏凤,从未说过爱意。
没有人后悔,但是三个人的爱情没有出口。这渺小的,不动声色的爱情,也在政治的碾压下销声匿迹。
事实上,这部影片中最可贵,最令人动容的也从来不是主角间的爱情,而是普通人之间互相帮助和共同奋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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