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墀
中国史籍，浩如渊海，初学入门，莫知所从，故通史之作尚焉。近年以来，应此需要以专纂著者，不乏其人，兹就最流行者数种，稍加撮述，着其梗概，以为介绍。庶于读者需择之际，不无裨助，是则述作此文之意也。本书原名《中国历史教科书》，撰于清光绪季年，乃供中学教本之用。上册止于隋代，是即本书，下册未成，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改称今名。清末西洋新史学观念输入我国，此为著者本此见地编纂之第一部通史。筚路蓝缕，虽未臻于理想，然其观点、取材及编制诸方面，迄今仍不失其为优长也。本书分我国从古至今为三大时代: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隋为中古之世，自唐至清为近古之世。又细分为七小时代: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由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之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由晋至隋，为中衰之期;唐室一代，为复盛之期;五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清代为更化之期。每时代之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盖欲“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以供社会之需也。如言古代，即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此种分期及详略方法，可谓开我国史界之先导。著者之述国史，极具时代眼光，如称清代为更化期，其释曰:“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识见可谓锐敏!又本书不受前人成见之拘束，选择史料颇为精审;而尤以能用综合方法治史为最可贵。如辨桀纣之行事一一相同，必出于附会是也。著者又第二篇凡例中，言其所重:“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文字虽繁，其纲只三端:一，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无不详之;其一人一家之事，则无不从略。……一，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以为代表。一，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每于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执此求之，则不觉其繁重矣。”本书作于民国三年，乃融会日本与我国史论之精神，而以新观点撰成者。内容共分四编:甲编为上古，乙编为中古，丙编为近古，丁编为近世及现代。首列导言，于国史之地、族、系、时、政、民，皆加诠释;凡一切术语之当先事说明及历代总表之必须首为罗举者，均为列入，以见眉宇。其于历代之官币，币制、税制、兵制、法制，以及文学、史学、天文、医术、雕刻、音乐、宗教、风俗等，凡足瞻先民活动之梗概者，皆能条分缕析，予初学以明确之观念。至其对于史料之采辑与征别，态度亦尚谨严。凡涉古代之难以确考者，则罗陈众说而折中之;其于近时所难征实者，则搜稽信史而考订之。参考中外新旧各籍，计达五万余册，可称富赡;而于史类琐记，子类小说之未易征信者，则一概不录。尤有足称者，著者自述其历史观念，乃欲由“君史”而进于“民史”，鉴于本书成于鼎革之后，固以契合时代新势为其帜志也。本书为著者在北平各大学多年讲授之教本，原名《中国通史讲义》;现列为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已出四册，止于元界。据叙录所言，本书在其体裁、取材及文字三方面，固皆具有特见。本书体裁，略依纪事本末之例，先之以世系，著明年代;稍及统系，以存通史之本义，兼使读者得以与本书互相参校。次之以一代大事，尤重民族变迁，其无关得失，不必详者则略之。次之以制度，制度为一代典则，不仅观其因革损益，及政治良窳，实欲藉以测其影响于社会者安在。尤重地理官制者，读史本以二者为基础。次之以学术文学艺术，期以著学术之渊源，思想之变迁，亦以见时代递变递进之迹。终之以生计，以为读史意义，根本在此。民族兴亡，无不关乎生计之盈绌;今后经济关系，或牵于外，或变于内，必更繁复，故欲参证史实，以一较其得失。至其所以造端于秦者，以秦以前六经即史。至说经偏于考据，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且远古所谓三皇五帝之事，所得材料既渺，故遂毋宁付之阙如，亦窃比司马光不作《通鉴前纪》之意。至秦以后，制度文化一贯，约而分之，则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各为一时代，共厘为五卷。取材方面，首重正史，次及政书，次始及于杂史，再次始及于其他。著者以今人重视野史，而本书乃多取正史者，非谓正史以外无史，亦非轻信前人所信。诚以自来史职甚尊，断代之书，所以累代不废，即由无以相易。自唐修《晋书》，李延寿修《南北史》，多取琐闻小记，宋人欧、宋之于《新唐》，司马之于《通鉴》，采摭杂史，多至数百余种，此后私家撰述益富。然野史多尊所闻，沈括身在朝列，所纪宋事不实，遂为洪迈纠摘;明季野史，果一按其时地与人，则互相违忤，莫可究诘，故顾炎武以野史为谬悠之谈，而万斯同独重实录。正史为体例所限，往往不详，且成于后人，自不能尽得当时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补史阙;然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务须审慎。著者又谓今人治史多重金石，金石足贵，此亦诚然;然其所以足贵者，亦只官阶、地理、姓名、世系、年月，或足以补证史阙，至于行实，恐其虚美。故以金石为旁证则可，若以金石为主，则著者以为稍过。他如实物及各种新发现，亦皆仅足为史证。盖著者特重正史，以为果能细读正史，亦可获得新发现与新材料也。至于文字方面，著者以为纪古事而用今文，亦犹之乎纪今事而用古文，皆属不当。史贵求真，苟文字改易，将必有所错杂。追述古事，原文不当更易;若夫制度，更难以今文释之。故其全书行文，均与近代文字距离较远。总而观之，本书对于民族消长，生计盈绌，纪之独详，是其最大特色。至于取材之必据正史，文字之必用古文，当待有所讨论。然其所集正史之材料俱能提挈纲要，分类钞集，凡政治、社会、文物之大端，无不条举胪列，读者苟加披览，便可一目了然，实真本书之特长也。本书为著者在北京大学教授通史之讲义，屡经改订而成。前有引论一文，洋洋万言，述其认知国史之心得，极有价值，读者不当忽略。著者谓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一曰传统派(即记诵派)，二曰革新派(即宣传派)，三曰科学派(即考订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革新派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三派各有其长短得失。而我国新通史之制作，则在利用积存之丰富历史材料，以正确揭示今日时代所需要之历史知识，亦如往代历史不断随时代之迁变而有改写之必要也。例如《尚书》为最初之史书;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次有《左传》，网罗尤详，则为编年史之进步;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显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社会之团体性而崭然露头角也;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而复生通史之要求。于是而有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制作，为以制度作骨干之通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的新史之再现;又次有郑樵《通志》之《廿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代之新需要而创造体裁者，不胜枚举。盖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之叙述。观其相互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惟自由南宋以后，乃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则因中经元清两代异族不欲国人治史之束缚而衰息也。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为何?著者观之，将为自《尚书》之下迄于《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且必须具备两种条件:(1)须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2)须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通史之制作，即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功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也。本书共分八编，总四十六章。一为上古三代，二为春秋战国，三为秦汉，四为魏晋南北朝，五为隋唐五代，六为两宋，七为元明，八为清代。至其内容所重，则为政治制度，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中层之干柱。其于史上之轻重先后，著者称其并，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只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先秦战国)，彼即着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察其如何演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彼即着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察其如何演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两晋)，彼又即着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察其如何演变。盖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也。本书积理甚富，创见特多，略去常谈，指点扼要，足觇著者之好学深思，非只钞纂陈文，泛泛言之作也。中国史籍浩瀚，研习国史如由“廿五史”及《通鉴》等书入手，依本书著者之意，以为其事扞隔甚多，恐难获得预期之效果。述其理由:“第一，这类包含千百万字的大部书籍，学习者哪有这许多时间和精力去消费;第二，这类书籍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第三，我们要探求中国社会循着怎样的道路向前发展，而这类书籍却竭力湮没或歪曲发展的事实，尽量表扬倒退停滞阻碍社会发展的功业。一言蔽之说，这类书不适于学习历史的需要。”据此，则本书之作，固钱穆所谓属于革新派而以宣传一种主张为其帜志者也。故著者言其著述之目的，乃在于“从广泛史料中选择真实材料，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由于当前现实之思想斗争，以至兵争政争，立场既有不同，故本书出版之后，赞否之词亦大异其趣。然由纯学术之观点以从事于批判本书者，则以上海人文研究所所刊行之丁山先生批判一文，最为平正公允。丁氏以为本书确有后来居上之数种优点:(1)本书材料不是抄取杂志论文，或自坊间出版之通史，辗转传抄，伪以传伪，杂凑成篇，而是后人所必读之旧史料中，直接选录。又本书取古代材料译为现代语言，译笔亦称忠实。(2)近来编纂通史者，常犯考证学之弊，详古略今，显出头重脚轻，本书则不如此。(3)本书分期，划为三大阶段:第一，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成立(远古至秦);第二，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侵略到外族内侵(秦至隋);第三，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入侵(隋至清中叶)。此种政治经济兼顾之分期，显受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编新历史之影响，亦可谓中国新史之尝试工作。(4)过去之史籍名著，苟非帝王家谱，即属贵族教科书，甚少注意为人民生活写照。即以时下通史专家而言，或注意政治人事之进退，或注意典章制度之沿革，当或空发其知今而不知古之策论，殊少能抓着古今人民生活而通观其变化者。本书以人民生活为中心，由经济基础论到历代的社会政治问题，斯实为吾人所应了解之中华人民史。然著者既持阶级斗争之观念，而本书又适为一种宣传之工具，故其甚深之主观成见，往往亦造成偏激之理论，而于史实难以审合，斯则其显然之失也。丁山并就本书择举数事，以为须待商榷。其一，就中国统治阶级者之出身，用以检讨秦汉以来之历史，隋唐以前，诚为封建社会，而宋元之后，吾人实当改称为官僚集团时代。历史之分期，应将秦汉至隋唐划为中古，宋元明划为近古;著者乃以隋唐为历史时代之分界，似为沿袭夏氏历史教科书史观之误。其二，本书于秦、汉、唐、元、明各代之末，莫不大书特书“农民大起义”，此则不能不谓为寻得中国问题之根本。盖吾人由历史上观察及于现代社会，农工实为被压迫阶级，而士商则属于统治阶级。前者所谓“用力者役于人”，而后者则所谓“用心者役人”也。中国生产基础，全在农业;农业基础，则在土地与劳动时间。惟有所当知者:中国历代领导人民以反抗统治苛政者，绝少属于纯粹农夫。秦汉以来，一般革命者，大抵俱为社会上游食之徒，辄于衰乱之世，利用官逼民反之机会，以冀圆其称王称帝之梦而已，其实心为人民谋福利者，盖不数数睹也。吾人苟自人民立场言，此辈以暴易暴之野心家，岂值表彰?吾人所当赞诵者，实乃应为除暴安良之循吏，与夫舍身救世之豪侠也。农民本身，多如驯羊;孰执统治之鞭，彼则随顺其意而进，孰执屠刀，彼固向之乞命矣。中国农民由其千辛万苦之储蓄，以造就其微弱之私有财产观念，并于中产生基本的生产动力;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之生命实赖此支柱而不绝，统治者纵不欲加意保护，似亦不必以尽行摧毁为快也。故每代之兴，先必重申“崇本抑末”之政策，虽间不免虚应故事，有名无实，然历史之告诉:凡能使农民得其安居乐业者，未有不能把握百年以上之统治权也!是以对于统治阶级似不必尽行仇恨而一律打倒，因时至今日，任何国家与民族皆尚未进步臻于不须统治者之可能也。本书对于历代革命性的破坏描写至为详尽，而于积极的政治建设，消极的经济建设，则叙述殊不着力。诸如西汉文景两帝之俭约，唐初贞观之治，皆能整饬吏治，藏富于民，由今视之，似应予以颂扬，不能以其为统治阶级，便隐其善而扬其恶也。其三，关于民族对外问题，本书态度似亦失之偏畸。中国自来常受北来游牧蛮族之侵逼，如永嘉南渡，元魏饮马长江，靖康之难，蒙古灭宋后之贱视“南人”，吾族所受外来马蹄之蹂躏，其事岂鲜?而汉武帝之伐匈奴，唐太宗之灭突厥，明成祖之伐蒙古余裔，同为我族不胜塞外马蹄之长期压迫，乃取此攻势的防御，本书不宜动辄加以“对外侵略”之罪名。试观宋明两代，以其国力衰弱，不能贯彻攻势防御，即立刻遭受辽金之打击，甚至演出土木堡皇帝被掳之丑剧，可以知其消息。民族自卫，不能采取攻势，即不能良固封疆;是以唐太宗“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四夷”者，亦不过以吾族求取永久之安全保障而已，本书对之极多微词;如此史观，将不许吾族产生反侵略之英雄，宁不令人丧气乎?反之，本书不以塞外马队之南牧为侵略;甚至对于帝俄在清初以来对我之侵略，亦略而不言，不免使人有回护过深之感矣。其四，本书对于孔学认识，既已轻浅，且又从而诬之。夫“仁民爱物”乃为孔子学说之中心(郭沫若著《孔墨之批判》，亦曾揭发孔子“人民本位”之理论)，著者对此未有认识，乃于孔子思想行为，多予讥刺揶揄。如硬谓“孔子所谓天命就是君主专制，鬼神就是卿大夫”，厚诬前哲，诚属非是。盖孔子思想虽尚未能蝉蜕封建社会之躯壳，然其思想本体，乃以绝对整洁之精神，以建立其基于人民福利的政治主张，并无可以轻加非难之处。又黄宗羲“原君”之议论，明系导源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民本思想。著者但称孟子学说“颇有革命的意味”，而或赞“原君”为“透彻地发挥了民主主义”，持论未为公允。又理学二宗，陆王与程朱对立，前者属唯心派，而后者属唯物派。本书既充分发挥唯物史观，独于宋明理学，反对接近唯物论派的程朱学说，转而表彰陆王派的唯心论，无可讳言，对其所守立场，实为一种矛盾。六、《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要略》(缪凤林 著)前书为著者所用于南京中大之教本，几经修改，网罗极富，举凡王国维、罗振玉等之于古史方面之贡献，以及近年来金文、甲骨、碑阙、封泥、简牍等之发现与考定等类材料，均为其尽量吸收与应用，可谓详博矣。著者于其《自序》中，尝申论今日所需要之国史云:“高中与大学普通科之国史，以说明古今各方面之重要潮流，示国家民族社会文化政治演进构成之真相为主。可寻之国史远其炎黄，近迄廿祺，纷纭繁复，不可殚论，而其荦荦大者，亦不过数十端:如唐虞三代为封建时代，视中央政府更易增损之国之多寡、王朝与诸侯天泽之谱及关系之疏密，诸侯叛服影响王朝地位之大小，即可窥见封建制度之实际，而五代之史，如网之有纲矣。东周为列国时代，强国代天子为政于天下，历史之重心，不在王室而在列国，故诸侯制度，多模拟王朝，礼乐刑政自诸侯出，平戎御狄，兴灭继绝，聘问盟会，攻战吞灭，开疆拓土，合纵连横，皆列国事而非周室事。人才则诸侯盛于天子，学术则私学盛于官学，历史则侯国详于王朝，而马迁、刘向、班固之所慨叹者，皆可取之以解释时代精神矣。秦汉隋唐为统一时代，故内则经济富庶，物力充盛，国都之宏伟，宫殿之壮丽，交通之发展，帝王之靡费，皆反映社会之富力;外则国威远扬，冠带百蛮，疆土之开拓，夷狄之款贡，文化之传播，商贾之懋迁，亦随国势而繁隆;余如方域之区处，官吏之分职，应统一之需要而规划，帝王之权力，学者之思想，亦多与统一之国势相应，而四朝之史，无不通矣。又如外戚之祸，与西京相终始，东京复益之宦官，详戚宦之祸，则两汉之史明矣，隋唐之政制显矣。五代十国，多唐室节镇之流裔，统论唐五代之方镇，则蝉蜕之迹见矣。推之民生之休戚，风俗之变迁，典制文物之隆污，学术宗教盛衰，苟论其大而忽其细，亦皆可执简驭繁，以表现其演进构成之总相。”缪氏本此见地，以成其书，分为四编:首编导论，略述史学之通义及国史之民族年代与地理;次编历代史略，以说明各时代之潮流为主旨;三编政治制度;四编学术文化与宗教。每编分门论述，自太古以迄最近。说明今日各种现象之所由，及其蜕变之所以。凡所叙述，先通其大，标立节目。次就一己涉猎之正史、《通鉴》《通考》与百家传记之书，旁及中东时彦论著，扼要汇录。其所征引，多因仍旧文，而采录最多者，则为顾氏《日知录》，赵氏《廿二史札记》及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三书。著者立言态度，乃本传统儒家明经通史之方法，以讲微言大义。其言历史功用，奉则知几之说为圭臬曰:“古来言史之功用，未有如子玄之深切著明者。夫史之大源，本乎《春秋》，《春秋》据行事，仍人道，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居于新史学最为发达之今日，其议或失抱隘矣。又本书之被非难者亦有数事:是古观念过甚，对于尧舜之禅让，大禹之治水，信之太坚，曲为之说，致有过情失实之弊，又如以《周礼》为西周典籍，以《汤誓》《牧誓》代表当时之誓师词，信《礼记》中之“子曰”真为孔子之言，信墨子之教果为夏道之传衍等是之一也。本书杂引书文，繁若类史论，其书体乃于史料集与著作，两皆非是，二也。又间有于所称引之文，不以为然，而本身论断亦欠明决，而失之含糊者，如引《日知录》论共和事，三也。又本书以共和纪元，形同累辞，徒乱人意，四也(参《清华学报》八卷，一期，田义生评本书一文)。至著者主张我国种族定名，应表以切当之词，谓“中华民国”宜改为“大黄中华夏民国”，即属迂阔之一例也。本书共已刊行三册，仅及第二编隋章五代章而止，约八十余万言。抗战后著者又有《中国通史要略》之作，分为三册，计十二章。第一册迄汉末，第二册迄元末，第三册迄民国。著者述其编纂《要略》一书之宗旨及用心所在曰:“史为人事之记录，人事之演进，虽无前定之原则，就已陈之迹而察之，又若有端绪问寻，撰述历史，首在寻得此端绪，一也。史文叙述，其事实皆有客观的存在，言史者惟当以事实为依归，实事求是，不宜先怀成见，尤忌向壁虚造，务求所言合乎人心之公，绝不能稍逞一人之私，二也。营阿房建章之宫者，张千门而立万户，若寻丈之基，止宜筑为环堵之产屋，大小殊则其制异也。十数万言之课本，断不能事事求备，要在别择史迹之重轻，著其大而忽其细，必有所舍，乃能有所显，三也。”以是《要略》《纲要》二书，宗旨虽同，而面目则异:《纲要》之史略政治学术，各自为篇，《要略》则每章成一完全之单位，义取纵贯，此不同者一;《纲要》体如读史要录，征引颇详，《要略》则文多铸，仅著大凡，此不同者二;《纲要》多考订史实，辨析异说，《要略》则惟直叙正义，凡钩索困难者，概付缺如，此不同者三。盖《要略》篇幅之大事删削，著者本在求其适于教课之用，此体例自不(得)不变矣。张氏之为此书，乃不嫌于旧史之冗杂，对于读者浪费精力，不足启其爱慕兴感;思欲以极简洁的笔调，采熔铸之方式，集合多人之力，以完成此一通俗之通史。其书不加脚注，不引原文，使人人习之，皆得易熟于史事。其计划，汉以前由张氏自撰;唐以后则属之吴晗;鸦片战后的社会变化，则属于千家驹;中日战争则属于王芸生，以其史事乃为诸人素习，容易贡献其心得也。惟张氏英年早逝，厥志未成;仅其自撰《东汉前中国史纲》一册刊布于世。吕著《中国通史》一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除绪论外，计十八章，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下册仍依时代，述其大事，以便两方兼顾。从十九章至五十四章，下册计共三十六章。著者于上册就我国文化之各方面加以探讨，明其变迁之故，乃进而推求现状之所来。叙述扼要，行文浅显，多引各社会科学之成就，颇能裨补史识，而收文化史教科所要求之效用。吕氏早年有白话本国史之作，亦殊具特色:一为用语体文撰成，议论发抒，灵活自由，极便初学浏览。二为书中摘录重要史料甚多，此种以原料示人之办法，使读者对于当时史事易得明确之认识。三为善用考据方法，往往可以发生新见解，增加读者之兴趣。惟骛新好奇，正亦著者之病，实证未充，贸然强说，向之所谓新奇者，且不免齐东野语之诮耳。例如汉族西显发见西半球之说，皆无可成立也。本文选自《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吴天墀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原载《新中国日报》1948年4月18、19日。
吴天墀(1913-2004) 别名浦帆，四川万县人。193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留任助教。其后历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研究员、原西康省政府秘书兼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川大历史系讲师，成都理学院副教授;齐鲁大学、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东方文教学院及川北大学教授。建国后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还任四川师范大学及宁夏大学兼职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教育生涯中，笔耕不辍，诲人不倦，培养了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推动了四川大学学科建设的发展。为我国学术事业所作之卓越贡献，赢得学界同仁和师生们的广泛赞誉和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