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科：我和红薯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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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
我和红薯的恩恩怨怨
作者 | 刘永科
原创 | 乡土中原
2019年8月我已正式拿到退休证，却在社旗一高领导的一再挽留下又接下了高一两个实验班的语文教学担子，继续发挥余热。
那年11月学校组织全校教职工做全面体检，执检医生从所检测出的各项数据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还在上班的老年教师的健康状况普遍优于青年教师，特别是心脑血管方面。
几位年轻教师向我讨教养生经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们的疑虑：“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红薯多。”我这样说原本是跟他们开玩笑而已，不料他们听后却羡慕地说：“你们家里太有钱了。”听了他们的感慨，我真是百感交集，苦辣酸甜咸，齐涌心头：他们哪里知道几十年前我与红薯的恩恩怨怨呢？
我出生于1948年农历10月28日，大约从五岁开始记花答事，这些花花答答、残缺不全的记忆大多与“吃”字有关，但其间对红薯的印象却并不深刻。换句话说，到那时为止，我和红薯的恩怨还没有真正开始。
在1958年吃食堂以前，我对吃红薯既没有特别的嗜好，也没有特别的恶感。那时候红薯似乎还没有成为我家的主食。只记得我爱吃埋在灶堂里烧熟的红薯，甘面香甜，非常好吃。
最初可能是因为我妹妹（1953年生）从小缺奶吃，妈妈就经常烧红薯喂她，顺便也分给我一些吃，于是就养成了爱吃烧红薯的习惯。每顿饭做好，灶堂熄火后，妈妈就会把事先挑好的一个不大不小特别是腰围不太粗的红薯拿来埋在灶堂内，晌里烧熟后扒出来给我们垫饥。
除了烧红薯干外，我还爱吃蒸红薯时铁锅里的水快要熬干时锅底形成的类似糖稀的叫做红薯胶的糊状物，觉得是天下最甜的食物。
那时家乡人还不知道晒红薯干，轧红薯面，更不会用红薯面去做饭，蒸馒头。只记得有一年后院大奶一家人春天从湖北逃荒回来，带回来不少红薯干，在村上用来辗米的石辗上轧红薯面，村上的孩子们都很新鲜，用手抓了那面直接放在嘴里吃，我也觉得甜甜的，比别的面好吃。哪里知道这红薯面日后会成为我们肠胃的常客并屡屡欺负我的肠胃呢。
红薯之所以能主宰农民餐桌20多年，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当时农业生产力低下，土地肥力差，又没有化肥可用，春季种小麦产量低，每亩只能收100斤左右。秋季种其他晚秋作物，如玉米大豆绿豆等，，每亩地也无非200余斤，交完公粮余粮，再留下第二年的种子，每人一年的口粮大约平均不到360斤。
那时的农民长年很少能吃到肉蛋奶等食物，肠子皮薄，饭量大，多数人家填不饱肚子。而红薯对土壤肥力要求不高，一般每亩春红薯能收两千到三千斤，二斤七八两红薯就能晒一斤红薯干，每亩地收八百到一千斤薯干是没啥困难的。
二是国家留给农民的口粮是每人每年三百到三百六十斤（完成的公余粮任务越多，口粮就可以留的越多），如果是小麦杂粮，一斤就是一斤；如果是红薯干，则一斤口粮可以留给你五斤，能够填饱肚子。所以绝大多数农民为了果腹，长年都以红薯和红薯干为主粮。
其实，就我个人的胃口而言，红薯并不难吃：春红薯蒸着吃，甘面香甜；晚红薯上过窖，出罢汗，蒸出来浓甜。比高粱面馒头好吃多了。但我的胃天然对红薯面敏感、反感：红薯面糊涂，一喝就反酸，不是想吐，而是真吐；红薯面窝头，只能吃六分饱，饱了也反酸；就连后来人们用红薯面做的蒸面条，烙的甜、咸饼子，也不敢放开肚皮去吃。
每隔一段时间，就得瞧大夫，又掏不起药费，连胃舒平也买不起，曾经化公为私，托化学老师拿学校实验室的氢氧化铝当药吃，吃多了，好些天没有食欲。去找方圆几十里内最好的方新义医生，他也没办法，说啥时候不吃红薯面，你这病就好了。那时候，真的不敢奢望这“啥时候”会真的到来的。
当然红薯还有第三种食用方式，就是磨成粉面，然后打成凉粉，或者下成粉条，旋成粉皮，这些在当年都是逢年过节才舍得享受的，“三粉”主要是生产队当作副业卖掉赚钱的。
综上所述，当年这三种食用方式中磨成粉面后的加工品不是我们小百姓轻易舍得享用的，晒成薯干打成面后无论如何加工都不合我的胃口，我在长达二十余年中却不得不忍受胃病的折磨，所以那时母亲便在直接食用红薯这一方面变换花样，除了蒸红薯、烧红薯、包谷糁里煮红薯外，隔三差五地还会炒红薯丝，或者把红薯切成条放在锅里加上油盐葱花煮着吃，味道都不错，只要不过分贪吃，不大容易得胃病的。
我爱吃烧红薯出了名，上初中时每逢星期六下午，从赊店放学回家，走到姬党柳庄（离我家史庄还有三里路），我大表姐（我大姑的闺女）就会站在路边上等着我，叫我停下来后再从她家灶堂里扒出来又香又甜又面的烧红薯，让我先垫垫饥。这烧红薯不仅是充饥的，简直就是大快朵颐的大餐，也是一顿亲情的大餐。
还有一件让我终生不敢忘记的往事也与红薯有关。1959年冬，饥饿逼得我经常在放学后拿着镢锛到到当年种过红薯已经很难再馏到红薯的地里去“馏红薯”，又经常是空手而归。
一次我正要失望地返回，听见在这地里给生产队放猪的老汉喊我。他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单身汉，虽然已经一大把年纪了，别人还叫他“小东”。后来才知道他的大名叫史东明，挺响亮的名字却很少有人称叫，我也叫他“小东爷”。
那天他见我又要失望地回去，就叫着我，把他从猪嘴里夺过来的三块红薯偷偷交给我。原来猪的嗅觉特别灵，能隔着土层聞到从“馏红薯”人的镢锛下漏网的红薯的味道。我接过这“小东爷”从猪口中抢过来的三块红薯，回家交给妈妈。
妈妈把它们切成薄片，放在用那架在三块砖头上当锅用（食堂化后一家一户的铁锅都被砸烂扔进小高炉里炼铁去了）的铁锨头上，炕熟了给我和妹妹吃，虽然其中一块红薯有些苦味，但我们吃起来仍是狼吞虎咽的。
妈妈一再告诫我不能忘了这小东爷的恩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不敢忘记这小东爷的大恩，可他却早在1960年春节后不久就饿死了，叫我如何去报答呢？
我虽然爱吃红薯，不爱吃红薯面，可惜红薯不易长期存放，特别是我们村的地下水位浅，不能挖井窖，只能挖成深浅不到三尺的长方体红薯窖。
红薯在窖内摆放完后用预先晒干的土盖好（中间先立几捆芝麻杆，芝麻杆边上摆一些大土块，以便透气，再外边用细土盖好偎好），再在红薯窖上用高粱杆搭建成坐北朝南的简易房屋，一般都把南边留成既可晒太阳又可在风雪大时封严实的“房门”。
还要随时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调节土层厚度以免冻坏或者“烧窖”。即使如此小心呵护，这红薯也很少能吃到接着下一季。所以我便不得不与不爱吃不敢吃的红薯面结成了长年冤家。
当然，红薯全身都是宝，红薯叶子和叶柄（我们叫“红薯椩”）也是可以吃的，我至今还特别馋红薯叶蒸菜和用开水淖熟后用蒜汁调出来红薯椩儿。遗憾的是当年饥荒时已经没有鲜嫩的红薯叶子和红薯椩可吃了，就算有，又从哪里弄来蒸蒸菜的面和蒜汁呢？
虽然我被红薯面害苦了胃，受够了罪，但我仍要对红薯长达20多年的救命之恩没齿难忘；虽然我忘不了红薯的救命之恩，但一想起喝红薯面糊涂和啃红薯面窝头的情形就又胃里反酸起来……
红薯呀红薯，我和你的恩恩怨怨，岂是一篇文章能说得清的？
2021年9月15日于社旗
作者简介
刘永科，社旗一高退休教师。一九四八年生，一九六八年南阳三高毕业。一九七一年开始执教，教过小学、初中，一九八四年开始教高中语文，二零零九年退休。乡土中原总顾问。
乡土文学《乡土中原》发布
总编 | 赵华胜
总顾问 | 王学章 王书义 梁铜勋 刘永科
特约作者 | 晓辉 丽萍 尚钞 春雨 松克 春兰
特约美编 | 穆青冬
（所有排名不分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