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强：影印《阅微草堂笔记》序
《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子不语》等小说集，一同构成并带动了文言小说的中兴。而这些小说集各具特色，又体现了这一中兴局面的多样性。
如果说《聊斋志异》反映了蒲松龄作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子不语》流露着袁枚的才子情思趣味，《阅微草堂笔记》则表现了位高望重者纪昀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良知。
职是之故，《阅微草堂笔记》不只在小说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其文化史地位，可能比它在小说史的地位还要重要。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到清代，进入了一个集大成的阶段。《四库全书》的编纂是这一集大成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而纪昀就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
面对古代文化丰硕的成果，纪昀表现出了清代知识界面对前人创造的文化财富普遍怀有的敬畏感和压迫感，他曾感叹说：“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作，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尽其心思才力，不出古人之范围”（陈鹤《纪文达公遗集序》）。
正是出于这种显要尊荣的职责地位和博赡谦逊的学识态度，即使在审视与从事小说写作时，纪昀也秉持了一种更为严谨和正统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有关小说的条目未必都出于他之手，但其中反映的思想与他对小说的基本看法应该是一致的。
最为突出的是，四库馆臣进一步厘清了传统文言小说的文体特点，在注重叙事性的基础上，明确了小说与考证、议论等子部杂家类著作和史部著作的关系。
纪昀对《聊斋志异》的评论广为人知，主要也是从文体角度提出的。在他看来，《聊斋志异》是“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而小说类、传记类是有区别的，不应“一书而兼二体”，因为“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尤其是一些小说中细微曲折、摹绘如生的隐秘之事，“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见之？”（盛时彦（《姑妄听之》跋）。
纪昀的这一评论用来分析《聊斋志异》，每每引发歧见，未尽妥贴，但用来体察《阅微草堂笔记》的写作，也许更能把握纪昀的写作特点。
简而言之，纪昀在创作方法上，追摹前代文言小说质朴简淡的文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颠倒是非如《碧云騢》，不怀挟恩怨如《周秦行记》，不描摹才子佳人如《会真记》，不绘画横陈如《秘辛》”（郑开禧《阅微草堂笔记》序引纪昀语），行文重实录而少铺陈，多议论而少描写。
在小说文体早已成熟、自觉的时代，仍坚守文言小说的原初形态而略加发挥，情节上依然只是“粗陈梗概”而已，有时甚至连人物的姓名都省略了，而大旨归于议论醇正，功能着眼于知识见闻，观念指向于劝惩教化。
因此，《阅微草堂笔记》突出的不是人物的性格鲜明，也不是情节的曲折动人，而是事件所可能包含的深刻、显豁的思想意义。这并不是说《阅微草堂笔记》在艺术上完全保守拘泥，毫无新意。相反，从传统文言小说的角度看，它有着较为明显的特点或优长。
纪昀的门生盛时彦对他“灼然与才子之笔，分路而扬镳”的“著书者之笔”就多有肯定，称赞此书“至于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则文章亦见焉。”（《姑妄听之》跋辨析名理见学问，叙述剪裁见文章，我以为是抓住了《阅微草堂笔记》的两个关键。
就辨析名理而言，纪昀位高学博，眼界开阔，下笔自不肯草率。所以，《阅微草堂笔记》处处显示的人文关怀不仅仅是“不乖风教”、“有益劝惩”而已，更是一种文化态度与价值取向。
他对伪道学不遗余力的讽刺和揭露，就是这种思想观念的突出体现。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纪昀“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书中有触即发，与见于《四库总目提要》中者正等。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此先后诸作家所未有者也。”
《阅微草堂笔记》对道学家鄙薄事功、碌碌无为的思想作风作了犀利的批判，反映了崇实尚用的时代精神。
如卷一有一则叙一官在冥府面对阎王，公服昂然入，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无愧于鬼神。王哂曰：“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又辩曰：“某虽无功亦无罪。”王曰：“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官大踧踖，锋棱顿减。
这一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官及官场习气的尖锐嘲讽，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又如卷四记叙某公以道学自任，“盛谈《西铭》万物一体之理，满座拱听，不觉入夜。忽阁上厉声叱曰：‘时方饥疫，百姓颇有死亡。汝为乡宦，既不思早倡义举，施粥舍药，即应趁此良夜，闭户安眠，尚不失为自了汉。乃虚谈高论，在此讲民胞物与，不知讲至天明，还可作饭餐、可作药服否？且击汝一砖，听汝再讲邪不胜正！忽一城砖飞下，声若霹雳，杯盘几案俱碎。”
这是借所谓妖物揭露空谈道学的不切实用，无补于世，而篇尾写“某公仓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学，此妖之所以为妖欤！’徐步太息而去”，更辛辣地讽刺了此公的冥顽不化。
与此同时，《阅微草堂笔记》对道学家的虚伪也有所揭露，尤其对于道学家的不近人情，多有批判。
如卷九记载某医者峻拒堕胎女子之请，致使“欲全一命，反戕两命”，对宋以来道学家“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的危害，作了沉痛的揭露。
卷十三又叙太湖有渔户嫁女，舟至波心，风浪陡作，舵师失措，已欹仄欲沉，众皆相抱哭，突新妇破帘出，一手把舵，一手牵篷索，折戗飞行，直抵婿家，吉时犹未过也。或有以越礼讥者。故事的讲述者吴惠叔说：“此本渔户女，日日船头持篙橹，不能责以必为宋伯姬也。”
纪昀显然认同这一平情之论，而对道学家总喜作有悖人情之常的苛论不以为然，指出：“讲学家动以一死责人，非通论也。”
又如卷二十三中的一个故事，纪昀在开篇即作了一番议论，为正文定下基调，他说：“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义，渎伦常，败风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痴儿盬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
故事中叙某公以气节严正自任，尝指小婢配小奴，二人遂往来出入不相避。一日为某公所见，斥为淫奔。众言儿女嬉戏，实无所染。某公坚称：于律谋而未行，仅减一等。减则可，免则不可。卒并杖之。自此恶其无礼，故稽其婚期，二人郁悒成疾，不半载内先后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怒而不允。后某公殁时，口喃喃似与人语，不甚可辨，惟非我不可，于礼不可二语，言之十余度，了了分明。
在此故事后，纪昀又加了一大段评论：
夫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礼也。某公于孩稚之时，即先定婚烟，使明知为他日之夫妇，朝夕聚处，而欲其无情，必不能也。“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古礼也。某公僮婢无多，不能使各治其事；时时亲相授受，而欲其不通一语，又必不能也。其本不正，故其末不端。是二人之越礼，实主人有以成之。乃操之已蹙，处之过当，死者之心能甘乎？冤魄为厉，犹以“于礼不可”为词，其斯以为讲学家乎？
这种议论之辞，与通俗小说的劝惩性议论不甚相同，反映的是作者对讲学家固执愚顽、有悖人情的斥责。
鲁迅指出：“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阅微草堂笔记》的反道学思想与乾隆时期的社会思潮是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乾隆皇帝对程朱道学的否定态度，对纪昀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如果把纪昀在这方面的努力，都说成是迎合圣意，也并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既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同步，又因其对现实人生的具体描写，获得了超出观念层面的深度与力度。
当然，《阅微草堂笔记》的思想文化价值远不止于对道学的批判，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修养、爱好，他对社会生活与人情世态的表现、对西域地理风情的记叙、对诗学传统与创作的见解等等，也都有可以注目的地方。
而《阅微草堂笔记》特重文化理念与思想意识的表达，可能也是它与其他文言小说不同的一个所在，是影响此书文体特点的一个关键，至少以事带论的写法，很鲜明地折射出纪昀写作的基本叙事逻辑。因而，就所谓叙述剪裁而言，《阅微草堂笔记》也表现了纪昀多方面的成功尝试与贡献。
《阅微草堂笔记》不少作品都由一叙述者（“言”者）讲述，而辅以一个或若干个议论者（“曰”者）评说，如卷二十一中有这样一篇作品：
安公介然言：束州有贫而鬻妻者，已受币，而其妻逃。鬻者将讼。其人曰：“卖休买休，厥罪均，币且归官，君何利焉？今以妹偿，是君失一再婚妇，而得一室女也，君何不利焉。”鬻者从之。或曰：“妇逃以全贞也。”或曰：“是欲鬻其妹而畏人言，故委诸不得已也。”既而其妻归，复从人逃，皆曰：“天也。”
其中“言”者安介然与若干议论者（“或曰”“皆曰”者）构成了《阅微草堂笔记》中典型的叙议相生、主从相伴文本结构。
这一结构既彰显了叙述者主导的基本倾向，又通过不同议论者的评说，丰富了情节的阐释空间，形成了一种“主见”与“异说”相互生发的叙事策略。
此一叙事策略，突破了在传统史传“传记＋论赞”结构影响下形成的文言小说叙事模式（《聊斋志异》的“小说本体部分＋异史氏曰”即为典型代表），具有更为开放的、多元的、甚或有意不确定化的意义指向与思想格局，实为纪昀在文言小说创作中的重要贡献。从本质上说，它也反映出纪昀不固执一端的通达观念和包容性思维方式。
为了突出思想意义的呈现，《阅微草堂笔记》的结构上大多是开门见山，不枝不蔓的，但单纯中又时见精巧，直叙中每起波澜，如卷四有一则小故事：
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
叙事极为简略，讽刺之意昭然若揭，至于会讲内容、风自何来，结果怎样，俱无描写交待，也无烦结构详述，已足见伪道学“古貌不古心”的虚伪。
纪昀有着良好的文学修养，所以在语言上，也颇为讲究，但这种讲究同样毫无刻意雕琢之痕，看似信手拈来的叙述，总能应笔成章，时而庄重，时而诙谐，往往于流畅平易里见洗炼推敲之功，在简洁明快中流露出雍容淡雅的性情意趣。
打一个也许不太贴切的比方，《聊斋志异》是小说中的唐诗，灵动活泼，铺张扬厉；《阅微草堂笔记》属稗官中的宋诗，隽思妙语，理趣盎然；《子不语》则游移在两者之间。如卷十二有一则记述其因校勘秘籍，四至避暑山庄：
每泛舟至文津阁，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树色泉声，都非尘境。阴晴朝暮，千态万状，虽一鸟一花，亦皆入画。其尤异者，细草沿坡带谷，皆茸茸如绿罽，高不数寸，齐如裁剪，无一茎参差长短者，苑丁谓之规矩草。出宫墙才数步，即鬖髿滋蔓矣。岂非天生嘉卉，以待宸游哉。
此种文风，中规中矩又不失清新雅致，非纪昀不能为也。又如卷十六载清夜闻曲事：
田香沁言，尝读书别业，一夕风静月明，闻有度昆曲者，亮折清圆，凄心动魄，谛审之，乃《牡丹亭》“叫画”一出也。忘其所以，静听至终，忽省墙外皆断港荒陂，人迹罕至，此曲自何而来？开户视之，惟芦荻瑟瑟而已。
简淡数言，便即将一种幽怨之情暗暗传达出来，耐人寻味。
尽管《阅微草堂笔记》在小说史、文化史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和重要的地位，至今仍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但相关研究仍有巨大的拓展空间，而有关版本的整理、出版则是研究进一步展开的基础。目前，《阅微草堂笔记》尚无最早之初刻本影印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缺憾。
纪昀写作《阅微草堂笔记》是依《滦阳消夏录》《槐西杂志》《姑妄言之》《滦阳续录》等五集依次进行的，最初也是以单部抄本、刻本流传的。
嘉庆五年（一八〇〇），盛时彦将上述五种编为一秩，合刊出版，《阅微草堂笔记》始以完整的面貌传世。合刻本产生后，单刻本并没有完全消失，同时还有其他各种不同形式的版本问世，但嘉庆五年合刻本在《阅微草堂笔记》的版本中，无疑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它规模完整，而且还因为它的刊刻，得到了纪昀本人的审阅。
盛时彦在“嘉庆庚申八月”序中说：“迩来诸板益漫漶，乃请于先生，合五书为一编，而仍各存其原第。篝灯手校，不敢惮劳。又请先生检视一过，然后摹印。虽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传，然鱼鲁之舛差稀，于先生教世之本志，或亦不无小补云尔。”
由于纪昀的首肯与“检视”，加上盛时彦编校的严谨认真，这一合刻本可以说是《阅微草堂笔记》的一个定本及后世各种版本的“祖本”。嘉庆十四年，此本板片为书坊所得，旋毁于火，使此本更显得弥足珍贵。
因此，广陵书社影印上海图书馆收藏嘉庆五年刊本《阅微草堂笔记》，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件大有功德的事。相信它的出版，必能切实推进《阅微草堂笔记》的传播与研究。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于奇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