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风：《儒林外史》与永乐
近日得知，齐裕焜先生就《儒林外史》中有关永乐的描写，发表了意见。我觉得齐先生的意见不无道理。我也依然保留我的意见。
齐裕焜《儒林外史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为此重新看了一下1988年博士论文中有关的论述。这个问题的讨论，我觉得是不会有结果的，除非唤醒吴敬梓，问一下他，究竟是什么意图。当时的文字狱非常猖獗，对于雍正嗣位这样敏感的问题，吴敬梓不可能有明确的表示，只能是闪烁其词。
我自己觉得，写永乐是影射雍正，那也只是猜测。虽然自认为可以自圆其说，但没有直接的证据，也不可能有直接的证据。
现将我当年的论述摘要附录于后，有兴趣的同行或许可以看一下：
历来的舆论从未对雍正表示过宽恕和谅解。吴敬梓在小说中对雍正之治的影射和抨击，反映了当时普遍的社会情绪。
据何泽翰先生的考证，《儒林外史》对雍正之治颇多影射和抨击。例如，《儒林外史》中所写萧云仙建功受斥、累赔家产，汤镇台奏凯而反降级，即是影射雍正时年羹尧、岳钟琪等功臣受戮被囚一类事件。年羹尧恃宠跋扈，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是，他青海平叛，稳定西北局势，功劳不小。杀戮功臣，总是要落骂名的。
至于岳钟琪，就更属冤枉，康熙末的入藏和平定青海的两大战役中，岳钟琪都建立了特殊的功勋。西北用兵时，岳没有多少建树。雍正不检查自己调度失宜、赏罚不公之处，却把责任全推到岳钟琪身上，要将岳钟琪下狱论死。……
年羹尧画像
这就是所谓年羹尧等冒滥军功案。吴敬梓以这类案件为素材，明显地表示同情立功受斥的萧云仙、汤镇台，反映了他的政治倾向。
《儒林外史》中《高青丘文集》一案，即以雍正朝的《读史方舆纪要》一案为素材。
小说中凤四老爹的原型是雍正列名严捕的甘凤池。甘凤池与吴敬梓同时，并同在南京活动。吴敬梓取甘凤池为原型，把这么一个反抗政府的人物写成一个正面人物，这本身就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
雍正朝最敏感的政治问题莫过于雍正嗣位的合法性问题。这一问题牵动着朝野的神经，其影响不可低估。
康熙一朝的储位斗争长达几十年之久，雍正上台正是这一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吴敬梓作为一个已经沦为平民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储位斗争的鹿死谁手可能未必有兴趣，因为那毕竟是宫廷内部的纷争。
然而，像一般的知识分子一样，吴敬梓却能够从残酷的骨肉相残中看到最高统治者的堕落。用儒家的伦理规范去衡量，毒杀父皇，逼死母后，改诏嗣位，戕害兄弟的雍正，不是天下无道的集中体现吗？
《读史方舆纪要》
吴敬梓深受儒家学说的熏染，又生活在政治敏感的江南，《读史方舆纪要》一案又直接与雍正凌辱弟辈（允禟）有关，儿子吴烺就学历算的老师刘著，又曾在年羹尧的手下做过事，吴敬梓对这一问题不可能无动于衷。
在当时，关于嗣位问题的流言正在到处传播。曾静在《知新录》中认为，雍正有如下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曾静认为雍正和父皇康熙“为仇为敌”。《知新录》中的这些观点自然不可能是曾静的发明，而只能是社会舆论的归纳和反映。
雍正七年，下令将曾静一案的上谕，附上曾静的口供和他的悔过书《归仁录》，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加以刊刻，公开颁布，让全国的文人学子都知道。如果不知此书，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雍正企图用公开化的办法，表明自己的光明磊落，以争取舆论对他的支持。
可是，《大义觉迷录》的颁布，使有关雍正嗣位的流言由秘密而转为公开。和雍正的愿望相反，《大义觉迷录》的颁布不但未能改变雍正在舆论中的被动地位，反而使嗣位可疑的流言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使人们得以有机会公开地议论雍正嗣位的问题。
《大义觉迷录》
改诏篡位，毒死父皇的传闻未必可信，但雍正残害允禩、允禟、允禵等亲弟，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何况，一般的老百姓如何能相信一定没有改诏篡位，毒死父皇的事。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哓哓置辩不已，结果是越描越黑。聪明的乾隆看清了这一点，他一上台，就不顾父亲的遗愿，杀了曾静，把《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
雍正嗣位的传闻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明成祖永乐。永乐以清君侧为借口，雍正则有改诏的嫌疑。永乐原是燕王，雍正则是雍亲王。都是人到中年，阅历丰富，多年觊觎帝位的藩王。永乐和雍正同样具有果断、刚毅、残忍的性格。作风都是雷厉风行。
永乐的帝位从侄儿建文帝那儿夺来。永乐、雍正上台以后，都曾经用极残酷的手段戕害骨肉，屠灭异己。永乐进南京后，大肆杀戮不肯依附他的文臣武将。方孝孺一案，杀人八百七十多人。
雍正的残忍较之永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永乐和雍正都面对一个不利自己的社会舆论，永乐入承大统以后，建文出亡不死的传说层出不穷，流传不息。雍正嗣位以后，改诏之说，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
《儒林外史》中三次提及永乐，一次提及建文帝。
永乐皇帝画像
第七回写陈和甫扶乩，偏偏请到的就是建文帝。诗云：“梦到江南省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建文之死是一个千古之谜。后人同情建文，痛恨成祖诛杀忠良，所以编出建文不死的种种故事。吴敬梓借扶乩随手引来的两句诗，即反映了后人同情建文的心情。
第八回，有这样一段微妙的文字：
娄四公子把宁王和永乐相提并论，他认为宁王和永乐都是要篡位。差别只是在于，永乐运气好，篡位成功了，“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不好，没篡成，“就落得个为贼为虏”。
建文帝画像
作者又借蘧太守之口来进一步肯定四公子的意见，说“成败论人”是“庸人之见”。一言以蔽之，胜者王侯败者贼，就娄家公子而言，这是一句气话、反语，娄家公子的本意是，胜者（永乐）和败者（宁王）都是贼。
那么，作者的态度如何呢？作者似乎是在替宁王抱不平，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宁王朱宸濠“责民间子钱，强夺田宅子女，养群盗，劫财江湖间”，是一个图谋不轨的野心家。从起兵到被擒，仅一个多月，足见其不得人心。小说中的宁王形象并不高大，吴敬梓并非真正对宁王有所同情，而是要借题发挥。
程廷祚在《青溪文集》卷三《史以正名分论》一文中提出：
《青溪文集》
即是说，上天有时也失去了惩恶扬善的机能，让野心家得以成功，篡了位，那就要靠史官来辨明是非，纠正上天的失误。像曹操、司马氏集团，其实和王莽、董卓之流是一丘之貉，只不过他们的运气好一点罢了。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可以将曹操放到《后汉书》的列传里去，削去《魏志》里的《魏武帝本纪》，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放到《魏志》里去。削去《晋书》中三人的本纪。
有人说燕王（即后之永乐）如果运气不好，不成功，那么，他的下场也就和西汉七国之乱中的吴王濞，西晋八王之乱中的赵王伦没有两样。如果记载历史的人，不注意名份，不注意正统，那就会使弑君窃国的野心家只知道有成败，不知道有顺逆，这是很错误的。
《儒林外史》中对永乐的议论和程廷祚的态度完全吻合，程廷祚文中所说的“幸”，与“不幸”，与《儒林外史》中娄四公子所说的“运气好”、“运气低”，是一个意思。程文所谓“不知有顺逆，而惟知有成败”，就是小说里所谓成者王侯败者贼，程廷祚将永乐和吴王濞、赵王伦看作一路货色，《儒林外史》则把永乐和宁王相提并论。
小说第九回，娄府老仆邹吉甫大骂永乐：
《儒林外史》戴乃迭英译本
邹吉甫的话又从他的“死鬼父亲”和杨执中那里听来，可见，永乐是多么不得人心。
第十回，鲁编修为王惠辩解：“无兵无粮，因甚不降？”这是娄四公子观点的延伸。既然成者王侯败者寇，又有何是非？既然没有是非，投降谁不是一样？
小说第二十九回，作者一反前面贬抑永乐的调子，让杜慎卿替永乐说了好话：
连环画《杜慎卿寻妙》
如果将这些话孤立起来，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可是，这样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
“十族”之辩，早见于朱彝尊的《曝书亭集》卷三二《史官上总裁第四书》：
朱彞尊文中还说成祖“不应若是之酷”，与小说中杜慎卿所谓“况且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是一样口吻。
从小说第一回可以看出，吴敬梓塑造王冕这一形象时，参考过朱彝尊《曝书亭集》中的《王冕传》；可见，朱彝尊参加《明史》纂修时关于永乐的一番议论就是《儒林外史》中杜慎卿“十族之辨”一番话的张本。
朱彝尊的本意是，野史所记建文帝事，多不可靠，人们同情建文，就夸大永乐的残暴，修史重实录，不应轻信野史。
《曝书亭集》
可是，朱彝尊并不同情永乐，他在《曝书亭集》卷三六《逊志斋文钞序》一文中说：
所以，“十族之辨”并不等于同情永乐。
杜慎卿指责建文“软弱”，赞扬永乐“振作一番”的话，确是少见的奇文。在明人和吴敬梓同时代人的文集中，尚未看到这样议论。
可是，在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中，我们却听到了这种声音：
《大义觉迷录》
杜慎卿指责建文“软弱”，雍正指责建文“优柔寡断”。杜慎卿指责建文“差点弄成个齐梁世界”，雍正指责建文搞得“国危身丧，为祖宗之罪人”。杜慎卿称赞永乐“振作一番”，雍正肯定永乐使“祖宗天下不致落他人之手”。
不同的是，雍正强调，不应为保全骨肉而姑息酿祸。雍正又补充了宁王的例子作为天下后世之鉴戒。永乐的帝位系篡夺而来，残害骨肉总是不那么光彩，所以雍正不得不贬他两句，说他俯对臣庶，能不赧颜。
雍正这段话的要害在于指责建文“意欲保全骨肉”而酿成永乐之祸，他是借建文国危身丧的历史教训为自己凌逼弟辈寻找根据。即是说，为了不致于国危身丧，即使残害骨肉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再看一下《大义觉迷录》卷三雍正的另一段自白，就看得更清楚了：
即是说，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也就顾不得“兄弟宗亲”、“敦睦九族”的虚名了，一味地迁就“兄弟宗亲”，“敦睦九族”，就会危及宗社苍生之大计。
清卧闲草堂刊本《儒林外史》
由《儒林外史》全书赞美孝悌，强调宗法感情，否定功名富贵的倾向，可以断定，杜慎卿对永乐的肯定不是作者吴敬梓的见解，而是作者要讽刺和否定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又恰恰与《大义觉迷录》中雍正的见解十分相似。
杜慎卿所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门、雉门怎么”，倒是流露了一点作者的本意：讲什么正统不正统，还不是弱肉强食，成者王侯败者贼，这就与小说前面有关永乐的议论合拍了。
杜慎卿还说方孝孺“迂而无当”，似乎是在替永乐说话。其实，历来指责方孝孺“迂而无当”的人很多；可是，指责方孝孺的迂，不等于否定他的忠，更不等于替永乐说话。
李贽在《续焚书·胡忠安》中写道：、
显然是一种同情建文的态度。
《焚书·续焚书校释》
李贽在《续焚书·罗义》中又指责方孝孺的书呆子气：
方苞写过一篇《方正学论》，文中对方孝孺的迂腐，不懂策略颇为不满：
可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攻击永乐：
燕王以盗贼之心，百战而得天下。
《方苞集》
在《修复双峰书院记》一文中，他又是赞誉靖难之役中的忠良：
当靖难兵起，国乃新造耳，而一时朝士及闾阎之布衣，舍生取义，与日月争光者，不可胜数也。
杜慎卿说“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的”，是说过了头。难怪天一评说：“此则太过了。”然而，杜慎卿时时处处觉得自己是个名士，与众不同，总要表现得比别人高明，讲这种话也不奇怪，所以，卧评说：
耐人寻味的是，《儒林外史》中凡是提及永乐、建文之处，均与情节发展毫不相干，既不是情节发展的结果，也不是情节发展的动力。
《儒林外史的人间》
全书的基本倾向是批判和否定功名富贵，如果把小说中有关永乐的议论、有关宁王的议论，与《大义觉迷录》中有关永乐、宁王的议论联系起来，再琢磨一下程廷祚《史以正名分论》中关于永乐的议论，便可以明白，对永乐的议论， 正是作者对雍正的影射，要害是骨肉相残。雍正一朝，几乎集中了吴敬梓一生的不幸，他对雍正不会有什么好感。
由此可见，《儒林外史》中关于永乐的议论文字不是游离于主题的无谓的文字，而是隐蔽得很巧妙的诛心之笔，和全书的基本倾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