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生：蔡义江先生与《红楼梦》研究（名家与红学系列之三）

《蔡义江红学研究综论》刊发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标题为《蔡义江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这篇《综论》是“红学学人综论系列”即《红学学案》的第一篇，当然，也就引来了些许“物议”——“立案未显等级、取舍尚有可议。”按照有些学者或读者的思考习惯：“立案”的第一人应当在周汝昌和冯其庸之间选定。

蔡义江先生

笔者的考量并非有意地打破这样的“思考习惯”，而是从如何撰述“相对精善”的红学学术史的角度考量的。这在《红学学案》“后记”已经交代——

读者诸君若问：既然是“学案性质”的写法，可曾考虑立案的“排序”呢？我的回答是：实在地说，此一难题非笔者之心力或精力所能胜任。无论序“齿”也罢，序“爵”也罢，序“泰山”“东山”也罢，皆非本项学术史课题所要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首要的问题则是如何写得好，以及写出来能否立得住。

当然，《蔡义江红学研究综论》撰述的缘起仍有必要简略交代，即2010年8月3—5日北京“纪念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暨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期间，《蔡义江新评红楼梦》（龙门书局2010年7月版）签名售书，乃购得一部，得先生签名：“高淮生兄惠正 蔡义江 二零一零年八月于北京”。我当即道：回去将认真拜读！蔡先生则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倒是期望能有人撰写批评文章！我脱口而出：学生愿为！此诺既出，一发不可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系列的开端此后诞生。笔者这次大会发言的讲题即《红楼梦学刊三十年学术考察》，主旨即倡导红学界应格外关注“当代红学史”尤其“现当代红学学人”的研究。

《蔡义江新评红楼梦》，蔡义江评注，龙门书局2010年版。

值得一提的是，《蔡义江红学研究综论》刊出后，随即得到红学名家吕启祥先生的肯定，认为“这一篇写得好！”无独有偶，对这篇《综论》的肯定还来自胥惠民先生的当面奉告。事情是这样的：2013年11月22日至24日，河北省廊坊市新绎贵宾楼酒店举办《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一天晚上，笔者到蔡先生的房间里聊天，胥惠民先生随即不期而至，他见面就对笔者说：你写蔡先生的那篇写得好！写周汝昌的那篇还不够充分！

《蔡义江红学研究综论》之所以被认可，主要因为该文鲜明地呈现了蔡先生的红学概貌，并彰显了蔡先生的学术个性。当然，评述文字之生动活泼、撰述笔法之契合立案学人的学术风貌等，可能也是加分因素。

《追踪石头2：蔡义江论红楼梦》，蔡义江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蔡先生红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作即《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又称《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红楼梦〉校注》（修订本《蔡义江新评红楼梦》）等，这些代表作能够充分彰显蔡义江鲜明的学术个性：详于文本辨析，精于艺术鉴赏；持论平易，烛隐探幽。

《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流播甚广，而《蔡义江新评红楼梦》则堪称“当代评点四家评之一”，(按，笔者曾著文将蔡义江“新评”与周汝昌“校评”、冯其庸“重校评批”和王蒙“评点”合称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评”，因“四家评”于当今评点影响最大，故有此称。)蔡先生“新评”的鲜明特征在于以“艺术鉴赏家”的质素和视角把握《红楼梦》的“意义”和“艺术价值”，注重对《红楼梦》文学审美价值的精微欣赏，而非对《红楼梦》思想价值的深刻阐发。这种善于将艺术鉴赏力和判断力与精神世界的经验整体结合起来批评文学作品的批评方式，正是蔡义江所擅长的批评方式，也即将考证文本、分析文本、评论文本合一，或即将历史考证与文学批评结合的“文学考证”模式。

《红楼梦诗词曲注译》，蔡义江著，现代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蔡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个性，对那些“大谈义理”者也有明确的批评。先生毫不隐晦地说：“因为崇敬曹雪芹与《红楼梦》，很多人都喜欢往高处说，我觉得多半言不由衷。在我看来雪芹和世上许多大文学家的特点在于是一面‘镜子’而非‘灯塔’或‘火炬’，所以巴尔扎克不妨是保皇派，托尔斯泰有时象‘一个傻头傻脑的地主’（列宁语），他们的了不起，在于反映、表现而非说明、指导。有些会讲、会写的名人，谈红楼，好说假话、大话、势利话，其实与真正的研究、科学的真理并无多大关系。”（2011年9月25日信）

2013年5月15日，蔡先生给笔者的信则很好地回答了“物议”者提出《红学学案》“立案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先生说“选学案也如选诗，好诗漏了不要紧，个人所见不同；坏诗恶诗一首也不能选，选了就表明你不懂诗。”蔡先生的这番话铮铮有力，不仅顿开笔者之茅塞，且顿释笔者之履冰之怀。由此可见，蔡先生对红学史的思考同样葆有可取的“新见”。

2014年7月14日晚22时草于中国矿业大学文昌校区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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