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曾永义先生和他的俗文学研究
摘要：曾永义先生在戏曲研究之外，对其他类型的俗文学也进行过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出版相关著述，提出许多有建树的新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俗文学文献的梳理和研究，二是对俗文学研究学科的整体建构。此外，先生还对俗文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民族故事、戏曲与说唱文学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此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做出了较大贡献。
关键词：曾永义 俗文学 学术史
曾永义先生
曾永义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在多个领域有着卓越的建树，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界才俊，笔者拜读过先生的多部大作，并有幸多次聆听先生的教诲，对其治学与为人有着直观、真切的感受。对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特点进行全面概括和总结，非笔者所能胜任，这里仅就先生在俗文学领域的研究谈谈个人的一点心得体会[1]。
先生治学的重点在中国戏曲，在这一领域的著述多，影响大，关注并进行评介者也比较多[2]。在戏曲研究之外，先生还对其他类型的俗文学进行过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相关著述有《说俗文学》、《俗文学概论》、《说民艺》等。总的来看，先生在俗文学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1
一是对俗文学文献的梳理和研究。
在此方面，首先要提及的是先生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俗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这批资料系刘复等人早年辛苦搜集所得。1928年，刘复组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主要成员有常惠、李家瑞等六人。
他们致力于俗文学文献的搜集，用力甚勤，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搜集了一大批珍贵的俗文学资料，有位研究者称其为“具有伟大规模、壮阔视野的民间曲艺文学的总搜集”[3]。据一位学人介绍，到1936年，该所“已经藏有弹词一百四十多种”[4]。刘复、李家瑞后来所编《中国俗曲总目稿》（1932年刊行）一书就是根据这批俗文学资料整理而成，稍后李家瑞又依据这些资料撰写《北平俗曲略》一书。
曾永义先生
抗战期间，为躲避战火，这批珍贵的俗文学资料被装箱南运，历经南京、四川等地，后辗转运至台湾，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这批资料“论册数有八千余本，论篇题有一万四千八百余目”，“所属的地域，包括河北、江苏、广东、四川、福建、山东、河南、云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甘肃、台湾等十四省，其时代自清乾隆间以迄抗日军兴；因此，称之为数百年来中国俗文学的总汇亦不为过”[5]。
由于时处战乱，信息不畅，有些大陆学人误以为这些资料在抗战期间沉于江中：“当抗日民族战争时期，这批宝贵的民间文艺遗产，从南京运往云南时，极不幸的在途中船沉于江，竟然全部毁灭了。”[6]尽管这批资料并未如谣传的那样沉于江中，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封存状态，学界知者甚少，因而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利用。直到1965年，赵如兰受美国哈佛大学的委托，将这批资料摄制了二百四十个胶卷，英国剑桥大学亦复制一份。这批资料由此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
曾永义先生
尽管此前刘复等人曾编有《中国俗曲总目稿》一书，著录了这批俗文学文献的情况，但该书存在不少问题，“这样的总目和资料之间毫无联系，也就是资料照样保留原始面目的凌乱，但知其目而无从觅其书，所以对学者的用处不大”[7]。有鉴于此，1973年春至1975年，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屈万里委派先生率领黄启方、陈锦钊、曾子良等一批学人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俗文学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这也是首次对这批俗文学文献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和研究。
经过几年的辛苦工作，先生等人终于弄清了这批珍贵资料的详细情况。他们以李家瑞的《北平俗曲略》一书为蓝本进行分类和编目，编成一部分类目录稿。所得结果为：戏剧共13类，3697种，5183目；说唱共3类，2304种，3356目；杂曲共89类，4078种，5354目；杂耍共10类，194种，313目；徒歌共7类，341种，417目；杂著共9类，182种，196目。共计6属，137类，10801种，14860目。
《北平俗曲略》
他们“除撰写各类属之分类编目例言之外，又比照李家瑞《北平俗曲略》，撰写各类属之叙论，说明其来源、流行、体制、内容等等，凡二十余万言”[8]。该目录稿不仅详细记录了傅斯年图书馆所藏这批俗文学的情况，而且其自身也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俗文学文献著作。
整理工作完成之后，先生撰写《中央研究院所藏俗文学资料的分类整理和编目》一文，详细介绍整理研究的情况及自己的心得体会，为学界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学术信息。在文章的最后，他提出对这批文献的“保全之道，恐怕应当是尽速刊印流布，或按类陆续刊行，或择取精要先予付梓”[9]。如今先生的这一心愿已经得以实现，新文丰出版公司自2001年至2006年以《俗文学丛刊》之名将这批文献全部影印出版。
对先生来说，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俗文学文献也是其治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向，此后他除了继续进行戏曲领域的研讨，对民间故事、说唱文学等其他俗文学样式也给予了较多关注，相继撰写了一批著述，正如其本人所言：“我个人也因此走入了俗文学研究的范围。”[10]
《说俗文学》
此后先生于1978年4月26日带领学生在台湾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礼堂举办俗曲演唱会，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上开办俗文学专刊，并相继发表《不登大雅的文学之母》、《马头调》、《说群曲》、《梁祝故事的渊源与发展》、《沈江东的白蛇故事之研究》等文章，以多种方式向社会及学界宣传俗文学，这对台湾地区的俗文学研究无疑是一个较大的推动。此前，虽然也有一些台湾学人进行俗文学的探讨，如刘阶平的聊斋俚曲、鼓词研究、娄子匡的民间故事研究等，但人数较少，未能形成风气，学界关注不多。
自先生等人借助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俗文学文献的契机宣传提倡之后，逐渐形成一种研究风气，不少年轻学人陆续加入进来，取得了不少收获。如曾子良的《宝卷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1975年）、陈芳英的《目连救母故事之演进及其有关文学之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78年）、陈锦钊的《子弟书之题材来源及其综合研究》（台湾政治大学1977年）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果都是利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俗文学文献完成的，由此也可以看到这次整理工作的意义与影响，看到先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及贡献。
2
二是对俗文学研究学科的整体建构。
《俗文学概论》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先生属俗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人，此前刘复、郑振铎、胡怀琛、赵景深、傅惜华、阿英、李家瑞、陈汝衡等前辈学者开风气之先，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着手俗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胡怀琛的《中国民歌研究》、赵景深的《大鼓研究》、《弹词考证》、阿英的《弹词小说评考》、《中国俗文学研究》、陈汝衡的《说书小史》等，特别是郑振铎以其《中国俗文学史》首次完整勾勒了中国俗文学的形成、发展历程，具有奠基之功。
但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俗文学研究尽管已取得不少进展，仍有不少重要的基本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俗文学的名称、范围、分类、特点等等，这些都是必须面对的基础问题，需要一部成体系的著作进行全面、深入的阐释。
在此方面，先生根据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其《俗文学概论》一书高屋建瓴地从宏观上对俗文学进行了整体的建构，使这一学科得以完备和完善，可谓意义深远。他本人也很看重这部著作：“《中国戏曲史》和《俗文学概论》是我这辈子想要写的两本书。”[11]
曾永义先生
在该书中，先生首先在总论中正本清源，解决俗文学研究中几个最为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俗文学的概念、范围、分类、特性、价值、资料及其搜集整理。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他先是穷尽学界包括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然后分析其异同、得失，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以对俗文学概念的辨析为例。先生将学界长期以来用得较多也容易混淆的三个概念即“民间文学”、“俗文学”和“通俗文学”放在一起进行辨析，他先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大陆学界研究和使用这些概念的情况进行梳理，列举了郑振铎、张紫晨、钟敬文、姜彬、段宝林等人的观点，指出“大陆学者对于所谓‘民间文学’、‘俗文学’和‘通俗文学’大抵已取得共识”[12]。随后列举李福清、金荣华、胡万川、陈兆南、王国良等台湾学者对这三个概念的看法，指出“占多数的学者和大陆学者的主张基本相同”[13]，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在对两岸学界观点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征引《简明大英百科全书》、《大美百科全书》、《辞海》等著述对三个概念的西方、中国语源及翻译情况进行细致辨析，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民间文学’和‘俗文学’或‘通俗文学’，可说是一物之异名而已。”“事实上是‘三位一体’，不过在不同的角度说同一件事而已，它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不同。”[14]
《说戏曲》
表面上看起来，先生基本认同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对俗文学的界定，似乎没有提出与其他学者迥然不同的新主张，实则是在比较各说之后所提出的最为严密、最为周延的一个主张。在坚持自己主张的同时，先生也保持适当弹性，尊重学界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一些做法，比如对将民间文学内涵等同“口头文学”之举，他表示在实际应用中也会“吾从众”。
对这三个基本概念的探讨，整整用了二十二页的篇幅，既有学术史角度的梳理，又有语源和翻译方面的归纳，既有学理层面的辨析，又有使用层面的考虑，思路清晰，逻辑缜密，征引丰富。即便读者对先生的上述看法还有不同意见，但也可以从中得到文献及方法上的借鉴和启发。郑骞先生早年对先生的治学特点曾有如下概括：“君之治学为文：程功则黽勉勤劬，取材则广搜慎择，其方法则谨严而细密。”[15]说的是先生在戏曲研究方面的特点，将这段话用来概括其对俗文学的探讨，也同样符合。
概念的辨析之外，对俗文学范围、分类、特性、价值等方面的探讨也基本上采用这种方法。总的来看，先生的这些见解建立在丰富文献及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样也使该书具有集大成的性质和意义，可以将其看作是对二十世纪俗文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先生对此也有明确的认知：“若谓本书有何特色，则首在建立‘俗文学’之观念，破除并世学者所谓‘俗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间之纠葛，从而明确俗文学之范围，分编建目，依次而进，并提出‘民族故事’之概念。”[16]
在对俗文学的基本概念进行全面、深入梳理和辨析的基础上，先生将俗文学分成四大版块即短语缀属、各类型之“故事”、民族故事和韵文学，其中短语缀属包括俗语、谜语、对联、游戏文字共四类，各类型之“故事”包括寓言、笑话、神话、仙话、鬼话、精怪故事、传说、童话、民间故事共九类，民族故事包括牛郎织女故事、西施故事、孟姜女故事、梁祝故事、王昭君故事、关公故事、杨妃故事、白蛇故事、包公故事共九类，韵文学包括歌谣、说唱文学、地方戏曲共三类。
曾永义先生
对每一类俗文学的样式，先辨析概念，再梳理源流，然后谈其类型、特色、价值等，最后列出参考书目，内容十分全面、完备，正如先生本人所概括的：“于专章论述，则务必明其定义，述其演进脉络，发其旨趣特色。而若追根溯源，则迳引原典；于俗文学类别则酌举实例以便说明，以见典型。”[17]这样就为俗文学勾勒出一幅完整、清晰的框架结构图，划定疆域版图，为整个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学者做出示范和导引。
从1938年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刊行到2003年先生《俗文学概论》的出版，可见中国俗文学研究在六十多年间从初创到成熟的发展演进轨迹，也可以从中把握这门学科内在的学术脉络。将《俗文学概论》放在中国俗文学研究史的大背景下观照，对其价值和意义可以有更为深入的领会。
3
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系统全面的论述之外，先生还对俗文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从先生的学术兴趣和相关研究来看，他比较关注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民族故事。先生在此方面写有《西施故事志疑》、《梁祝故事的渊源与发展》、《杨妃故事的发展及与之有关的文学》、《潘江东的〈白蛇故事之研究〉》、《从西施说到梁祝——略论民间故事的基型触发和孳乳展延》、《从神话到仙话的西王母》等一系列论文。
《蓬瀛五弄》
其中《从西施说到梁祝——略论民间故事的基型触发和孳乳展延》一文最具代表性，该文从整体着眼，通过西施、王昭君、杨贵妃、孟姜女、梁祝、白蛇故事六个典型个案的分析，对俗文学中具有民族特点、影响广泛、流传久远的那些民间故事的基型、发展、成熟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指出这些民间故事的发展演进有文人学士、庶民百姓两个来源，民族、时代、地方、文学四条线索，最后进行总结，“触发、联想、附会，是其发展的原动力，而民族意识、民族思想和民族情感是其主要内容。民间故事一旦发展成熟，则其故事之主人翁，便成了典型人物，而凡属‘正面的’，莫不受到人们的崇拜”[18]。
这个结论与其他几篇探讨西施、梁祝、白蛇等故事的论文彼此呼应印证，形成一个系列，体现出先生治学的兴趣和特点，对后学者具有示范作用。
其后，在《俗文学概论》一书中，先生将牛郎织女故事、西施故事、孟姜女故事、梁祝故事、王昭君故事、关公故事、杨妃故事、白蛇故事、包公故事等九个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民间故事从各类型之“故事”中划出，单独作为一个门类，并称其为“民族故事”，进行如下定义：“凡能够传达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思想、情感、意识、文化，而其流播空间遍及全国，时间逾千年的民间故事，就是民族故事。”[19]先生称此举“乃个人所‘创发’，学者未尝论及”[20]。
这九个故事虽然也属民间故事，但其影响范围、产生流传的时间皆非一般民间故事所能相比，且与民族的思想、情感、意识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着十分丰厚的文化内涵，先生将其单独作为一类，可谓独具慧眼，这是很有建树的一种做法，有位学人指出，“按照‘进口’的民间文学理论，先有‘概念’‘范围’，再来‘套’中国的实际，其难以自圆其说，在此暴露无遗。曾先生将此类故事定做‘民族故事’，以‘影子人物故事’作民族故事之亚型。立足于中国民间故事发展的实际，突出其民族性的特征，解决了这个难题，研究者应有所启迪”[21]。
如今这九个故事已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取得不少重要进展，出现多部专著，先生的提倡、推动之功是显而易见的。
《蓬瀛续弄》
先生在《俗文学概论》中重点介绍和研究了具有代表性的九个民族故事，还提及两位“影子人物”即周仓和貂蝉。按照先生对民族故事的界定，还有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也可被称作民族故事，如沉香故事、观音故事、妈祖故事、济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岳飞故事等。这是一笔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深入挖掘。
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在学术研究之余，还喜欢编写戏曲剧本，共有十多部作品，涉及昆曲、京剧、豫剧等剧种。其剧本喜欢从民族故事中取材，如《牛郎织女天狼星》、《杨妃梦》、《孟姜女》、《青白蛇》、《梁山伯与祝英台》[22]等，“希望藉这些故事重新呈现久已被国人遗忘的民族意识、思想和情感，并探索省思现代意义和价值”[23]。先生对这些民族故事进行过专门研究，学以致用，将研究心得应用到剧本创作中，可谓厚积薄发，别具一格。这些剧本在舞台演出后，反映热烈，受到演员和观众的欢迎[24]。
二是戏曲与说唱文学的关系。先生早年师从郑骞、张敬等前辈学人研习戏曲，在此领域造诣很深，有多部专著出版，后借整理和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俗文学文献之机，拓展研究领域，转向俗文学的研究。在进行俗文学特别是说唱文学的研究时，对其与戏曲的互动关系较为关注，多有提及。
早在《中国古典戏剧的形式和类别》一文中，先生在谈及中国戏剧在形式上的共同特点时，第一条就明确指出“我国戏剧深受讲唱文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保留叙述的方式”，“剧本中往往还保留许多讲唱文学的痕迹”；“杂剧传奇的曲词，可以说就是词曲系讲唱文学的进一步发展”[25]，强调戏曲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受说唱文学的影响。
《明杂剧概论》
在《中国古典戏剧的形成》一文中，他结合中国戏曲形成的实际再次谈到这一问题，提出“说唱文学给予南戏北剧在乐曲方面直接的影响和极丰富的滋养”，“戏文和杂剧一样，在题材方面，大量的汲取了说话和讲唱的故事”，“讲唱文学是使得戏剧由小戏壮大而成为大戏的最主要因素”[26]，谈得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入。
到《有关元杂剧的三个问题》一文中，先生则将这一问题细化，专门将说唱文学对元杂剧的影响作为要深入探讨的三个重要问题之一。他从乐曲、搬演、说唱文学的遗迹、题材等四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并证之以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早期戏曲如元杂剧深受说唱文学的影响，后来出现的中国地方戏曲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同样打上说唱文学的深深烙印。先生对此也有深入的揭示，他指出说唱文学在地方戏曲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小戏形成的四个途径之一、大戏形成的三个途径之一，具体方式为“一变而为小戏者体制简短，反之，具有丰富音乐和曲折故事者则一变而为大戏”[27]。他以无锡滩簧、洋琴戏作为说唱文学变成小戏的例证，以杭剧、黔剧、龙岩杂戏作为说唱文学变成大戏的例证。
说唱文学与戏曲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说唱文学深深影响到中国戏曲的发展，它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也同样会取资戏曲，正如先生所言：“曲艺固可以发展为戏剧，戏剧的演出形式，又何尝不可以为曲艺所取法。”[28]先生在探讨唐代参军戏的演变时，曾专门谈及这一问题，他参考前人诸说，经过认真辨析，提出参军戏“到了清咸同之际，又被艺人从中提取出来，发扬光大，因而蜕变转型成为再度娱乐教育广大群众的曲艺”即相声，他认为“以此来解释‘参军戏’和‘相声’的关系是比较合理而接近事实的”[29]。
曾永义先生
上述对戏曲、说唱文学关系的探讨可见先生宽广的学术视野与敏锐的学术眼光，这与其知识结构、学术积累有关，也与其从戏曲到俗文学的学术转向有关，台静农先生早年注意到先生的这一转变，指出其“由专业古典戏剧兼及俗文学的研究，这固然是他的兴趣，也是研究古典文学应有的探源的态度。”[30]正是这种转变打破了戏曲研究与说唱文学研究的专业壁垒和分割，将其放在一起进行整体观照。
此前也曾有研究者谈及戏曲与说唱文学的关系问题，但多没有先生谈得这样系统、深入，这种探讨不仅对于戏曲、说唱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建立大的俗文学观同样有着重要的贡献。
先生相关的俗文学研究论文还有《明成化说唱词话十六种》、《关于变文的题名、结构和渊源》、《宋元瓦舍勾栏及其乐户书会》等，这里不再一一进行介绍。
撰写著述之外，先生还将对俗文学的研究与培养年轻后进结合起来，他在各高等学府多次开设俗文学的相关课程及讲座，指导研究生撰写这方面的学位论文，如洪淑苓的《牛郎织女研究》、《关公民间造型之研究——以关公传说为重心的考察》、丁肇琴的《俗文学中包公形象之探讨》等，为台湾地区的俗文学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使俗文学的学术薪火得以传承与发扬。
曾永义先生
限于条件，笔者未能尽读先生的全部著述，只能依据手头的几部著作对其俗文学研究的情况谈点自己的感想，其中一定存在遗漏或不够准确、全面之处，还请先生及诸位同仁批评指正。
注释：
[1] 这里所说的俗文学不包含小说、戏曲，因为小说、戏曲皆已各成专学，需要单独来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先生的《俗文学概论》皆是如此处理。先生在《俗文学概论》中提出“南戏、北剧、传奇、南杂剧、明清小说等”，“长久以来已视为‘中国文学史’之范围。因此，本书也就舍而不论”。见该书第38、46页。
[2] 参见蔡欣欣《以戏曲为志业的曾永义教授》（《戏曲研究》第六十九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澹泊致远——曾永义教授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成果》（《书目季刊》 43卷1期，2009年）、伏涤修《老骥骨奇心尚壮，青松岁久色逾新——曾永义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游宗蓉《治学观通变，文章道性情——曾永义教授访谈录》（《东华汉学》第20 期，2014 年12 月）等文章的相关介绍和评述。
[3] 俞大纲《发掘中央研究院所保存的戏曲宝藏》，《俞大纲全集》论述卷第385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
[4] 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前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5] 曾永义《中央研究院所藏俗文学资料的分类整理和编目》，载其《说俗文学》第1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6] 傅惜华《子弟书总目》例言，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7] 曾永义《中央研究院所藏俗文学资料的分类整理和编目》，载其《说俗文学》第2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8] 曾永义《中央研究院所藏俗文学资料的分类整理和编目》，载其《说俗文学》第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上文数字亦据该文而来。
[9] 曾永义《中央研究院所藏俗文学资料的分类整理和编目》，载其《说俗文学》第10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10] 曾永义《说俗文学》自序，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11] 曾永义《俗文学概论》自序，三民书局2003年版。
[12] 曾永义《俗文学概论》第11页，三民书局2003年版。
[13] 曾永义《俗文学概论》第19页，三民书局2003年版。
[14] 曾永义《俗文学概论》第23页，三民书局2003年版。
[15] 郑骞《中国古典戏剧论集》序，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5年版。
[16] 曾永义《俗文学概论》自序，三民书局2003年版。
[17] 曾永义《俗文学概论》自序，三民书局2003年版。
[18] 曾永义《从西施说到梁祝——略论民间故事的基型触发娿孳乳展延》，载其《说俗文学》第173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19] 曾永义《俗文学概论》第411页，三民书局2003年版。
[20] 曾永义《俗文学概论》自序，三民书局2003年版。
[21] 车锡伦《曾永义学术论文自选集》乙编《学术进程》序言，中华书局2008年版。
[22] 有关该剧的创作情况，参见曾永义《化玉蝶双飞向九霄——我编写首部昆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及其他》（载高福民、周秦主编《中国昆曲论坛2004》，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论说拙著昆剧〈梁祝〉之文本创作与剧场演出》（《戏曲学报》第十一期，2014年1月）等文。
[23] 曾永义《千古长城边塞恨——我编撰昆剧〈孟姜女〉》，载高福民、周秦主编《中国昆曲论坛2006》，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版。
[24] 相关介绍和评论参见顾聆森《新编昆剧的典范之作：评曾永义的原创昆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影月报》2009年第6期；陈建森《千年四入杨妃梦 邀月举杯戏春秋——曾永义新编昆剧〈杨妃梦〉观后》，《四川戏剧》2012年第4期；周南《论曾永义的戏曲编剧理论与实践》，上海戏剧学院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5] 曾永义《中国古典戏剧的形式和类别》，载其《中国古典戏剧论集》第5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5年版。
[26] 曾永义《中国古典戏剧的形成》，载李肖冰等编《中国戏剧起源》第20、22页，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27] 曾永义《中国地方戏曲形成与发展的径路》，载其《戏曲源流新论》（增订本）第340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28] 曾永义《参军戏及其演化之探讨》，载其《戏曲源流新论》（增订本）第135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29] 曾永义《参军戏及其演化之探讨》，载其《戏曲源流新论》（增订本）第138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30] 台静农《说俗文学》序，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