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皖江明珠：宣州的崛起与进步（一）
唐代皖江明珠
宣州的崛起与进步
周怀宇
唐代城市发展史上，崛起于江南的宣州，典型地显示了唐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
其社会经济的特征，尤其值得关注，这是一座新型冶金业城市，以冶金业为龙头，以农业为基础，以手工业、商业为双翼，带动境内社会经济全面兴盛，文化繁荣，社会进步，为全国所瞩目。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成为独具特色的第一座冶金业城市。
这座新型城市怎样崛起？其冶金业是如何兴盛？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境内社会发展有哪些内在规律？本文试作初步探讨。
宣州矿藏资源富饶，历史上也曾开发，但是有一定的局限。唐代，在宣州建置多种冶金机构，把宣州建置为国家钱币制造、铜器制造、军械制造三大重要基地，宣州由此成为国家冶金业的支柱，这是前所未有的。首要原因，唐代的冶金政策、冶金制度、以及宣州的交通运输条件值得关注。
唐代，采矿和冶铸方面，实行民间矿冶“弛禁”政策，即允许私人开采、冶铸，官营和私营并行不悖。私人开采、冶铸的铜、铅、锡三种金属，由国家收购，用于铸钱、制造军械以及各种社会生活用品。开元七年（719），诏曰：“诸州界内有出铜铁处，官未采者，听百姓私采。若铸得铜及白镴，官为市取；如欲折充课役，亦听之。其四边无问公私，不得置铁冶及采铜。自余山川薮泽之利，公私共之。”《唐六典》也有类似的记载：“凡州界内有出铜、铁处，官未采者，听百姓私采。若铸得铜及白铁，官为市取；如欲折充课役，亦听之。其四边，无问公私，不得置铁冶及采铜。自余山川薮泽之利，公私共之。”
这是唐代国家关于冶金业的重要政策。这一政策的意义有三：
其一，鼓励民间开采与冶铸，有利于冶金业的兴盛与发展；
其二，全国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听百姓私采”，获得了广泛的调查；《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唐六典》、《通典》等文献中不同程度记载了各地的矿产，即是这一政策的收获。这一时期，宣州的矿藏也基本调查清楚。依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宣州境内各地的银、铜、铅、铁四种主要矿藏分布地点已经明确。非金属矿藏碌青也在这一时期查明。
其三，民间开采、冶铸、以及金属加工制造的技术水平获得了一定的进步，为官营冶金业提供了有一定技术的官徒资源。《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点名批评宣州“盗铸”钱币的现象，说：“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杨、宣城尤甚。”铸币，需要一定的制造工艺，民间盗铸，也显示了民间冶铸、加工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当时，不仅盗铸钱币，也有私下“销铸”钱币，用以“造写杂物器物”，再返回市场，获取厚利。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张滂奏：“兴贩之徒，潜将销铸。每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杂物器物，则斤直六千余，其利既厚。销铸遂多。”这类销钱造物趋利的活动，主要出现在江淮地区。宪宗元和元年（806）二月，不得不下诏加强对“江淮诸州”铜器市场的控制、管理。说明江淮诸州铜器加工制造业普遍活跃，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唐代继承了隋代的冶金制度，在新的形势下，有新的发展，尤其是隋代国祚短促，有些制度未遑推行。唐代国家的冶金制度在社会实践中充分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其主要内容包含三个方面：其一，中央建置了比较健全的冶金管理机构；其二，矿藏富饶的地区建置专门的派出机构冶、监、坑等；其三，地方上的冶、监、坑等冶金机构，由中央和地方官员共建。
唐代中央冶金最高管理机构为“少府监”，下设三个部门：“掌冶署”、“诸冶监”、“诸铸钱监”。 其“掌冶署”的主要职责“掌范镕金银铜铁及涂饰琉璃玉作。铜铁，人得采，而官收以税，唯镴官市。边州不置铁冶，器用所须，皆官供。凡诸冶成器，上数于少府监。”其“诸冶监”的主要职责是“掌铸兵农之器，给军士、屯田居民。”其“诸铸钱监”的主要职责铸造钱币。国家在产铜地区建置钱监，配置定额官员。规定“监各一人，副监各二人，丞各一人。”又规定地方钱监的官员“以所在都督、刺史判焉；副监，上佐；丞，以判司；监事以参军及县尉为之。监事各一人。 有录事各一人，府各三人，史各四人，典事各五人。”构成了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制度。
从上述三大部门看，其采矿、冶铸、金属加工铸造，各有专门的机构和比较系统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推动唐代冶金业的发展。
唐代宣州，具有优良的交通运输条件，为其冶金业的发展提供优良的基础条件。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宣州濒临长江黄金水道，其下辖南陵、当涂、秋浦三县成为宣州天然的水运资源，对于冶金业的物资进出非常有利。唐代于沿江地带建置了很多漕运港埠。其秋浦县，于唐代后期代宗永泰二年（766）建置为池州，即今安徽池州市，其战略意图在于建置长江运输的港口城市。
其二，宣州境内的内河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在唐代的水驿制度下，河道、沿河港埠得到疏浚与建置。其主要水运河道有：
青弋江，宣州境内，流经太平县、泾县、南陵县，至芜湖沟通芜湖水，通航长江；
泾水，宣州境内，通航泾县，250里航道直至境内的徽岭山，北通青弋江，由青弋江通航长江。
芜湖水，宣州当涂县境内，东连丹阳湖，西入长江。
姑熟水，宣州当涂县境内，东连丹阳湖，西入长江；
五湖水，宣州宁国县境内，通航本地山区；
桐汭水，宣州绥安县（今广德县境内），连接丹阳湖，通航长江，以及本土各地。
其三，宣州与池州相邻，代宗建置池州以前，池州属于宣州下辖的秋浦县。池州境内水运资源丰富，贵池水，流经秋浦县，通航长江。一直是长江著名的优良港埠。
这些水运资源在唐代都得到较好的开发，为推动宣州冶金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交通资源。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宣州的冶金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境内铜冶、钱监、坊、坑等实体冶金机构迅速建置和发展，相继出现了国家冶金业领域的铜器制造、钱币制造、军械制造三大基地，宣州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冶金业城市。
宣州钱监，是国家在宣州建置的冶铜和铸造钱币机构。它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和财政的发展，其建置的时间、建置的规模、建置后的管理和发展如何，凡此等等，值得研究清楚。
唐代宣州钱监建置于玄宗开元时期。《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玄宗“二十六年（738），宣（今安徽宣州）、润（今江苏镇江）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 这则资料标志了宣州钱监建置的两个重要问题：
其一，唐代建置宣州钱监的确切年代为开元二十六年（738）。早在唐初高祖武德年间（618—627），北方已经建置“铸钱炉”铸钱，为什么以产铜著称的宣州相隔一个世纪才建置钱监，开炉铸钱？这与唐代前期江南的社会局势有关。唐初至玄宗时期，东南地区社会局势尚有一些动荡，隋末杜伏威、辅公祏起义，直到唐太宗即位初年平息；武则天时期，东南扬州又爆发徐敬业、骆宾王起义，事件波及到宣歙境内，当时歙州黟县（今天属于黄山市）令的杜求仁参与了这次事变。这些具体的事件暴露了宣州地区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新建的唐王朝需要时间来调节中央与地方上的矛盾关系。随着社会矛盾的逐渐缓和，宣州的社会经济在唐代前期有了较快的发展，唐玄宗时期，宣州已经发展成为东南地区农业大州，社会经济有了很大提高，社会相对稳定，这时建置宣州钱监的条件成熟。
其二，宣州钱监钱币制造的质量优良。宣、润两州铸造的钱币投放两京，迅速改善了长安、洛阳两京钱币的流通状况，表明了宣州钱币的市场效应。钱币是特殊的商品，宣州铸造的钱币优良，取得京城货币市场的信誉，从而改善国家的金融秩序，这是金融市场给予宣州钱币制造质量的定格，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两京之地的货币流通得到改善，这也说明了宣州钱监的钱币制造有一定的规模，有一定的产量。按照成书于玄宗时期《唐六典》的记载，当时全国铸造钱币：“绛州三十炉，杨、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可见，宣州钱监有“十炉”的生产规模。依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玄宗时期，全国铸钱99炉，宣州有10炉。“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缗，1千钱，即1贯钱）”，当时，“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宣州钱监10炉，每年铸钱总数为3万3千缗，占全国十分之一。《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宣州钱监“岁出五万贯”，说明唐代后期，宣州钱币制造量在增长，涨幅达到50%以上。
宣州钱监的管理体制具有双重性质，即中央和地方共同管辖。行政上属于中央垂直管理，经营管理上授权地方郡县协助。按照唐代国家机构的构成，宣州“钱监”归属国家“少府监”管辖。《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少府总管8个部门：即“五署”“三监”，具体包括“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宣州钱监归属于“三监”中“铸钱监”管辖。
中央和地方对于钱监的管辖亦有分工。事关钱监建置的规模、停废时间，由国家少府铸钱监决策；而具体的经营管理、原料产品的储存、安全保卫等，由所在地方官员负责。《唐六典》卷22“铸钱监”条目记载钱监官员的编制，设置大小官员17人：“监各一人，副监各一人，丞各一人，监事各一人，录事各一人，府各三人，史各四人，典事各五人。”同卷又记载了钱监官员任命、选拔的制度，规定其对象为：“诸铸钱监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副监一人，上佐判之；丞一人，判司判之；监事一人，参军及县尉知之；录事、府、史，土人为之。”《旧唐书·职官三》记载：“诸铸钱监，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副监一人，上佐判之。丞一人，判司判之。监事一人，或参军或县尉知之。录事、府、史，士人为之。”这样的管理制度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钱监涉及到开采、冶炼、铸造，需要大量的劳力和技术人员，一系列配套的经营、管理事务以及原料和产品的储存、转运、安全措施等，需要地方上的支持。诗人孟郊在《和宣州钱判官使院厅前石楠树》诗中的“宣州钱判官”，即是宣州钱监的官员。从唐代钱监官员任命制度看，钱监在国家与地方双重管理中，地方官员承担了钱监管辖的主要方面。但是宣州钱监属于唐代国家主要的钱监之一，举足轻重，具有重要地位。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繁荣，钱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越来越重要。国家为了货币市场的统一和社会金融的稳定，不断采取措施，严格控制铸币权。
尤其是唐代后期，在铸币、金融方面，常常采取特殊方式加强钱监的控制，任命专职的铸钱使加强钱监管辖。《唐会要·铸钱使》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天宝三载（744）九月，杨慎矜除御史中丞，充铸钱使。四载十一月，度支郎中杨钊，充诸道铸钱使。（肃宗）上元元年（760）五月，刘晏除户部侍郎，充句当铸钱使。其年五月二十五日，殿中监李辅国，加京畿铸钱使。（代宗）宝应元年（762）六月二十八日，刘晏又除户部侍郎，充句当铸钱使。广德二年（764）正月，第五琦除户部侍郎，充诸道铸钱使。其年六月三日，礼部尚书除兼御史大夫李岘，充江南西道句当铸钱使。永泰元年（765）正月十三日，刘晏充东都淮南浙东西湖南山南东道铸钱使。第五琦充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铸钱使。大历四年（769）三月，刘晏除吏部尚书，充东都河东淮南山南东道铸钱使。”国家不间断的任命铸钱使，在加强钱监管辖和严密控制的同时，也促进了钱监和金融的发展。
宣州钱监建置以后，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实体机构：“梅根监”和“宛陵监”，标志了宣州钱监的兴盛与规模的扩大。这两监位于南陵县，依据《元和郡县图志·宣州南陵县》记载：“梅根监，在县西南一百三十五里。梅根监并宛陵监，每岁共铸钱五万贯。”这两监每年铸钱5万贯，显示了国家规定的生产定额，加上损耗和报废的部分，实际年产量应该超过这个数额。这也显示了两监的铸造钱币的能力和水平。
同一文献又记载，距离两监不远处，有两座矿山，出产铜矿，满足两监的原料，一是“利国山，在县西一百一十里。出铜，供梅根监。”一是“铜井山，县西南八十五里，出铜。”这是铜矿勘探的记录，也是唐代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勘探的成果，为宣州梅根监和宛陵监的冶铸和金属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铜矿资源。这两座矿山皆位于南陵县西部，濒临长江，又提供了优越的水运资源，这样，宣州钱监因为具有勘察、开采、冶铸、制造、运输各个环节的优越条件，形成了良好的钱币制造基地，倍受朝廷重视，所以后期增加了官员编制。
《新唐书》卷48《百官》中，关于“铸钱监”官员的编制的记载云：铸钱监的“副监各二人”，这一记载与《唐六典》相比较，副监官员增加了一人编制。唐史文献中，《新唐书》成书相对较晚，校之《唐六典》，这不是疏漏，而是反映了唐代官员建置的前后变化。说明朝廷加强了这方面官员建置。
依据《新唐书》卷48《百官》中又记载，唐代“凡铸钱冇七监，会昌中（841-846）増至八监。”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宣州建置了梅根监和宛陵监，在全国金融铸造方面，占有较大的比重。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童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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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文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