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八十一"，家里做饭坡里吃
《数九歌》云：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八十一，家里做饭坡里吃。
这《数九歌》的最后一句说的是：农忙了，春耕春种开始了，要给坡里劳作的人们送饭去了。
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时代，人们几乎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予了脚下这片土地。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日复一日的劳作，呵护孩子一样的照看田里的庄稼，盼着有个好收成。粮食就是命，土地就是家，就是一家人生活的全部。很难想象人的生命力究竟有多么顽强，人们生存繁衍的欲望是多么的强烈。人们用身体里榨出的每一滴汗，筋骨皮肉下蕴含的每一点气力，与命运做着最后抗争。
农时是很关键的，为了抢夺农时，人们起早贪黑，就连吃饭也要在田地里。往坡里送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说到送饭，我很容易想到的是《红高粱》里“我奶奶九儿”挑着担子领着儿子，给打鬼子的“土匪”丈夫送饭的场景；《我的父亲母亲》里“我母亲招娣”抱着印花粗布包着的粗瓷碗，给教书的爱人送饭的情景。也经常联想起一些关于送饭的人和事。
那些人和事的影子，我不确定是不是真实的见过经历过，有的只是对老人们的讲述的一种还原和再造。
小时候，我曾经见过一个老女人，这个已经八十多的老女人是我的邻居，但我们不会按辈分叫她奶奶或大娘婶子。我们通常的叫法是“地主婆”，就连她那小我一两岁的重孙子也用这个符号来指代她。
“都不容易啊。”说到那个“地主婆”时，奶奶时常这么说。
奶奶说，那老女人小时候也是穷人家的闺女，家里穷，卖给了地主家当童养媳。那时的地主似乎也不富裕，有点“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意思。小小的她干的是下人们一样的粗活，吃的是稀饭，窝头干粮只有老爷太太少爷和下地的长工们才吃的上。她每天的工作是洗衣、挑水、推磨、做饭，还有给地里干活的长工们送饭。到达那块十几里的地要过三条河，三条河上分别有木桥、石桥和摆渡，回来的时候她要从中间那条有石桥的河边再挑上回家做饭的河水，于是我脑子就有了这样的场景：一双三寸小脚走在乡间崎岖坑洼的小道上，桑木扁担单调地跳跃着、撞击着她突出的肩骨，十几里的路程显得格外的漫长。田野空旷或者厚如屏障，她会不会遇到坏人的图谋不轨？或者被青纱帐里突然窜出的一只兔子或一条蛇吓得惊惶失措？慌乱中会不会打破了瓦罐而被老爷太太责难打骂？
相比“九儿”和“招娣”送饭时的希冀与羞涩、憧憬与喜悦，那时走在路上的她，心里想的又是什么呢？
生产队的时候，送饭的事是由队长统一安排的。晌午前，队长会安排一个社员，赶上驴车回村，在水井旁的大槐树下使劲地敲钟，听到钟声的老人们会掀开锅盖，把热好的饭菜用粗布笼布包好，急匆匆送过去，生怕让自己在田里干活的丈夫、儿女挨饿。
那时的饭食主要是窝头，我们叫它“面子”，玉米面的，上面有个尖，下面有个洞，又粗又硬，吃在嘴里粗粝的玉米碴拉得喉咙疼。大人们会用“吃个大面子，长个大汉子”之类的话哄骗我们这些孩子，孩子们不喜欢，但大人们对它有感情，直到现在，母亲还是喜欢蒸窝头，不过里面已经加了黑豆、黄豆、小米面。母亲说现在的窝头越嚼越香，我却不由自主地抵制，这抵制是发自内心的，大概是源于它在童年时留给我的那些印象。
老家的人管吝啬、扣门、小气的人叫“籴（di）”，我就是一个很籴的孩子。那时的我拉着奶奶的衣襟，不舍得把锅里的窝头拿出家门，把热腾腾的窝头紧紧抱在怀里，哭得声嘶力竭，肝肠寸断，鼻涕一把泪一把。奶奶无奈得看着送饭的驴车远去，我的任性让在坡里干活的姑姑饿了一天的肚子。多少年来，老人们一直拿这事跟我调侃，我也因此落下一个听到、看到或想到冬天的蒸汽就起鸡皮疙瘩的毛病。
其实，那时的孩子都有这种“护食”的毛病，邻居家的哥哥七八岁了，别人问他“你家今天吃的什么？我们去你家吃饭吧！”他会很认真的看着人家，然后很坚定地说：“我家里今天吃的屁。”
我不得不佩服先人们的智慧，那种上尖下孔的窝头不仅看上去像一座金色的小塔，那下面的孔洞也正好用来装下饭的萝卜咸菜。那时下饭的菜品主要就是萝卜咸菜，也有自家做的豆酱，豆酱装在窝头的洞里，掰一块窝头蘸一点，如果能从田头的草丛里拔几棵苦菜、曲曲菜就着吃，那真是人间美味。大家三五成群地聚扰，一边吃着窝头，一边天南地北地瞎扯，一边会偷眼瞄一下旁边那堆吃饭的人家的饭食，在心里暗暗掂量着、对比着各家日子的境况。——能吃饱就不错了，还想怎么样呢？
偶尔也有新婚的媳妇偷偷给自家的丈夫捎一把盐煮得黄豆，装在窝头里，看到的人会目不转睛，羡慕不已。被看到的人也不敢声张，小声谦让：一起吃点？看到的人陪着笑脸，小心翼翼的用拇指和食指捏一颗放进嘴里，眼睛里露出谄媚和满足的神情。被看到的人会一直盯着他的手指和嘴巴，小声叮嘱：使劲嚼，细细嚼，别急着咽，好东西要少吃，少吃多香。
这场景不是经常发生，但却真实存在着。更多发生的场景是一群人一边啃着窝头，一边听某人说起某年某月，在谁家的酒席上吃过的什么大鱼大肉。说话的人会越说越起劲，声音会越来越高，仿佛身体陡然也高大了起来。但那太遥远了，可望而不可及，人们听听也就罢了，最多有舔舔嘴唇，咽口唾沫的份。还是说说去防湖潮坝出夫的事吧，那一年食堂擀的面条谁谁喝了七大碗，肚子大得都站不起来了；那一年吃白面卷子（方形馒头），谁谁吃了一扁担（把卷子排起来有一扁担那么长），晚上撑得受不了，趴在牛背上颠了半宿；听话的人中会有人站出来，说他的认识的一个人，能吃一筷子大饼（就是把大饼摞起来有一根筷那么高）。大家不会去考证事件的真实性，眼睛空洞迷朦地看着远处，想象自己也有大饼馒头随便吃的那么一天。
这一天不遥远，很快到了分田到户的时候。田地分到了各家，土地和收成都是自家的，庄稼人恨不能一天到晚和庄稼在一起。
田里的麦子成熟了，被太阳晒成了一望无际的金子的颜色，风吹过的时候，如海洋般起伏汹涌，掠过麦梢的风，裹挟了太阳的全部能量，炙热如火，融化了天和地的分界，让我能看清空气匆匆逃遁的身影。
那天，母亲给割麦的我们送来了煎腊肉。这种腊肉之前只有在祭祀和招待贵客的时候才舍得吃，挂了面芡的腊肉被煎成金黄，肉里的盐分被稀释浸润到面里，让面也有了肉的清香。那种香味至今回味起来也是一种享受。
吃那天的腊肉时我没体会到这种享受，这种本应享受的氛围被父亲的怒气冲得七零八落。父亲不停地埋怨，甚至白面馒头也堵不上他的嘴。他是在埋怨母亲在割麦时还“穷讲究”。尽管母亲一直试图辩解，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但父亲一直坚持他“争秋夺麦、虎口夺粮”的观点。那天的腊肉父亲坚持没吃一口，母亲也含泪说出“再不给你过生日”的话。若干年后，我一直在记忆的深处翻捡找拾当年腊肉的味道的时候，很清楚地记起了那天的麦田，那天的太阳，那天父亲的唠叨和那天是父亲的生日。
父亲也有在农事忙碌不发脾气的时候。请人帮忙抬机器浇河边那块难走地的时候啦，请人用拖拉机运回最远那块地的粮食的时候啦。父亲虽然不喝酒，但他会让我去小卖部买瓶装的高粱酒，让母亲炒几个菜，陪人家坐到深更半夜，完全不顾身体的劳累和第二天还有繁重的劳动。
一家剥麻十家帮。在剥麻的日子里，男女老少几十口人聚在河边，根本不在意河水的腥臭，在秋日慵懒地阳光下，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说着浑话，手里的活计却片刻也没有停下。吃饭了，孩子们还在疯跑，他们和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一样，总有用不完的精力，他们继承了先辈们良好的消化和吸收功能，他们的肠胃把将食物转化为能量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家里送来的油条和大饼对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草丛里的一两只蚂蚱，河边钓到的青蛙，别人家田里偷扒地瓜，偶尔从水里麻垛边抓住的螃蟹，都转化为他们源源不断的能量。男人们在向阳背风的河崖边上找一块空地坐下来，一边抽着烟，随手折两段树枝当筷子，等着女人们把饭端过来；女人们一边给男人端菜拿酒，一边低声劝诫“少喝点”；男子斜了女人一眼，一边给同伴倒酒，一边笑嘻嘻的说出“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的话。女人也不恼，回头继续和嫂子小姑子们探讨秋芬和玉兰谁做的衣服更“跟形势”，集市上谁家的“旋饼”更好吃的问题。也会侧着耳朵偷听自家的男人是不是喝多了，说漏了嘴，说出明年打算盖房子，后年买辆能拉粮食会耕田的拖拉机的秘密。
把在坡里吃饭变成一件快乐的事，似乎是从祖先穿树叶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就隐藏在血液里的基因密码。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爱干净讲卫生的城里人，还是热衷于周末的时候带上家人，把食物带到野外进餐，还美其名曰“野炊”。
如今，吃饭这件事，再不是为了肚皮的充盈和对味蕾的犒赏，逐渐演化成一种交流的手段和交往的工具，当孩子们对饭菜挑挑捡捡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餐桌上堆积的杯盘的时候，当随手挂断父母让我们回家吃饭的电话的时候，我们或许已经失去了对食物的应有敬畏，漠视了一餐饭里的造物之恩和人间真情。
作者：朱儒明，山东省博兴县人，现任博兴县店子镇中心小学校长。有自印诗集《我参与了小麦的成长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