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内事外: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 | 阿飞·早茶夜读

文  |  阿飞
科技工作者

先讲一个题外话, 2021年8月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格雷格·爱泼斯坦(Greg Epstein)就任哈佛大学新任首席牧师,而他是一名无神论者(人文主义者/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纽约时报》报道称,人文主义牧师爱泼斯坦得到一致推选,负责“协调40多名牧师所举行的活动,这些牧师领导着校园内基督教、犹太教、佛教以及其他宗教团体”。尽管任命无神论者来领导牧师团的举措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批评,但接受采访的哈佛学生都表示十分欣赏爱泼斯坦的能力,认为他“能够找到价值和意义,但却不依赖于神的力量,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是最近帮儿子整理留学资料才留意到各种材料里频繁出现的“chaplain”这个词,英文中这个词最初主要指代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但近年来也逐渐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甚至哲学的“神职人员”,其中也包括格雷格·爱泼斯坦所属的“人文主义”。

哈佛大学的格雷格·爱泼斯坦信息页面

(试着翻译一下爱泼斯坦的兴趣领域,包括“技术伦理、超越宗教之上的意义和目的、文学和流行文化中的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培养健康的男子气概、世俗人文主义犹太教、种族正义与愈合、跨信仰工作的哲学与实践”等。感觉是99%的中国学者都不会研究的兴趣领域,这算是文化差异么?)

现代中国人进入国际社会,无神论和西方宗教之间的碰撞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然而《纽约时报》在8月有关爱泼斯坦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各地的年轻人正广泛出现“没有确切宗教信仰”的趋势,该报道还援引相关调查数据称,“无宗教信仰”已经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宗教倾向”。目前美国有超过2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而这一团体在“千禧一代”(2000年以后成年)中的占比更是达到了四成。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NPR)采访标题

《哈佛新任首席牧师:年轻人正寻求非宗教的替代选择》

这似乎已经不是东西方差异的问题了,看上去更像是科学/技术发展(科学信仰)带来的对宗教信仰的一种威胁。一般来说,科学解释看上去更加基于逻辑和证据,也更加客观。相比之下,宗教解释在培养情感安慰、社会支持、道德和自我洞察方面更加成功。有证据表明,目前人们广泛认为,进化论等一些科学学说是对人类价值的一种威胁。

所以我在想,在现代的语境下,“神”还意味着什么?是超自然生物和形而上学吗?“意义”又是什么?是价值和使命吗?

比如同样是对死亡的解释,宗教信仰的人会说,“我们的灵魂将去向美好的地方(天堂),与我们的爱人来一次美好的重逢”,而我会说,我知道人死后肉体和意识都将消亡,具体来说,人体大约99%是由碳、氢、氧、氮、硫等原子组成的,这就是你和宇宙的深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解体之后以原子的形式被抛散在宇宙中,这仍然是一种“存在”形式。

但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只是我们面对不得已的死亡时的一种代偿性说辞。我“相信(believe)”上帝,和我“认为(think)”原子是存在的,这两种说法可能都不是真的,只是看你愿意相信哪一个。

好吧,好像有点扯远了,回归本月的主题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不过这个时候谈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尴尬,1850年中国进入国际社会、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2001年中国加入WTO……几年前我们还觉得做一个global citizen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但现在,你会不会觉得已经很久没有思考“国际大家庭”的事儿了,国际大家庭感觉快要散架了……

所以,不如“内卷”吧,就看看身边的事儿眼前的事儿。跟大家推荐一本最近读到的书,复旦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兰小欢的《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此书脱胎于兰老师多年教学讲义,讲义类的书一般都不会错,比如刘擎教授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置身事内》这本书就讲一件事,理解中国政府的行为。书的前言写到,“对读者来说,了解政府认为应该怎么办,比了解'我’认为应该怎么办,重要得多”。政府经济发展机制对城市化、经济增长、土地财政、贫富差距、贸易冲突等复杂宏观经济现象的影响,以及居民的高负债率、消费在收入中占比低、获得感差这些微观层面的东西在这本书里都做了详细解读。看完这本书,不管是对中国政府,还是对目前的经济情况,你都会有更清晰的理解。

简言之,这本书有几个好处:

1) 语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可能也是80后老师的缘故,行文不晦涩、不艰深,让人读的下去,基本上没有相关经济学专业基础的也都能读懂。
2) 涉及面非常广,对于过去很多年国内经济的基本面都有阐述,并佐以丰富的案例、新鲜权威的经济数据、专业的政策文件解读,中外经济发展问题对比研究,来帮助读者理解。
3) 每章节后面都有推荐书单,全书引用了270种文献,非常宝贵,想深入了解经济学相关领域的按图索骥即可。

印象比较深的有“央地关系”、“垂直管理”、“分税制改革”、“土地金融”等章节。比如第四章《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中写道,“现实世界没有黑白分明的“市场”和“政府”分界,只有利益关系环环相扣的各种组合。我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所以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土地、金融、国企等),不可避免会介入实业投资。由于实业投资的连续性、复杂性和不可逆性,政府的介入必然也是深度的,与企业关系复杂而密切,不容易退出”。

这其实就是一直说的,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大“企业”,不光要通过政策来指导经济发展,还是要亲自下场的。纵向行政发包制(行政发包制是指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发包关系)和横向晋升锦标赛极大激发了地方的积极性,94年的分税制改革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催生了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至今。由复杂的政企关系阐述的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有3大必要组件:1是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2是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3是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这3大“制度禀赋”源自我国特殊的历史,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在书中的最后,作者写了一段他个人的经历,我还蛮喜欢的,我就直接引了:

我出生于1980年,长在内蒙古的边陲小镇,在北京、大连、上海、深圳、武汉都长期待过,除了在美国读书和生活的六七年,没离开过这片滚滚红尘。虽然见过的问题和麻烦可以再写几本书,但经历和见闻让我对中国悲观不起来。我可以用很多理论来分析和阐述这种乐观,但从根本上讲,我的乐观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

这段话大概也给他带来了一些批评,由此也认为这本书不够理性、过于乐观了。

我还是觉得这至少应该也算是“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一种。谈起发展,目标固然重要,过程(顺序和节奏)也同样重要。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的解读,它的主要作用是发现和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和产生。踏实做事情,或许身在其中更可以看清事情的许多本质,这和“旁观者清”也并不矛盾。处在情景中的人会看到一些特别的事,这是在情景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这其实也是我常说的,少说话,多做事,我们去走”实业报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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