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 万变不离其宗

作家唐浩明的湘人情结很重,写完《曾国藩》后,马上写了《杨度》,加上随后完成的《张之洞》,构成大手笔的晚清三部曲。为啥写杨度?因为这人太神奇了,清末民初那点事儿就没有他不掺和的:与康梁二位是好友,跟汪精卫是同学,与齐白石是同门;怂恿袁世凯称帝,支持孙中山共和;曾入过佛门、国民党、黑道乃至共产党。变脸之快、幅度之大,令史学家们都难以下笔。其实,杨度万变不离其宗,认为谁能救国就帮谁,不靠谱儿则弃之,即梁启超说的“典型的湖南人”,正如杨在《湖南少年歌》里所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1875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塘村。祖父杨礼堂加入湘军李续宾部,战死在三河之役,大伯杨瑞生死里逃生,累军功为湘军总兵。父亲只是在家务农,兼做乡下的吹鼓手。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了大伯,兄妹都受到严格的诗文训练。他18岁考取秀才,20岁中举,赴京会试期间,参与了公车上书,结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

从京城回到家乡后,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21岁的杨度为弟子,倾囊传授了三年帝王之学。杨度由此立下志向:“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同门还有夏寿田、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这伙人眼见时局维艰,便跑去谭嗣同、梁启超等办的长沙时务学堂,与蔡锷等讨论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后,杨度深受刺激,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又与黄兴打成一片。1903年,杨度入北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考取一等第二名,第一名是梁士诒。谁知慈禧搞起了政审,将他们除名不算,还下令通缉,杨度只好躲回老家。

不久,杨度再赴日本求学,看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作了《湖南少年歌》,一吐胸中块垒。他还与汪精卫同班学习各国宪政,蔡锷更是经常来家蹭饭。1904年,杨度被留日学生选为总代表,根据王闿运的对策,请愿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在张之洞的支持下,果然达成所愿,让他一时天下闻名。

杨度和孙中山曾数度激辩,“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虽道不相同,但他还是将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杨度依然拒绝参加,坚持他的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1907年10月,杨度回国参加大伯葬礼,后来当选湖南宪政公会会长,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联络了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创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清政府任用他为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袁世凯还安排他在颐和园给大臣们讲课。杨度成了不折不扣的宪政专家。

后来,摄政王载沣要杀功高震主的袁世凯,杨度竟然拒不草诏,冒死相救。袁被罢官后,只有杨度和严修到车站送行。袁说感谢哥儿俩厚爱,但别惹祸,快回吧。严修道:“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度则掷地有声:“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此时,杨度和王闿运都认定袁世凯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武昌起义后,杨度追随袁世凯左右,作为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杨度对一干革命党老友说:“革命军的成败关键,在于袁项城的向背如何。袁并不打算做曾国藩或李鸿章。但是,如果硬逼着他走上这条路,革命军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了。”结果,袁世凯如愿以偿。

有天,杨度看到两个乞丐吵架,一人说:“今天还有王法吗?都是共和闹的,假如皇帝复生,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如此横行。”这话简直说到他心坎里了。共和制是民主体制,总统、总理难免发生府院之争,杨度一心效法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认为袁世凯当了皇帝,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于是搞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而袁世凯有个心结,就是怕活不过60岁,所以开始不管不顾,过把皇帝瘾再说。他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制成匾额送给杨度,以资鼓励。

当时的情形,比任何大戏都要热闹,搞了好多的请愿团。杨度自然是策划乞丐请愿团,而老对头梁士诒更狠,组织了妓女请愿团。不少人来杨门奔走,杨开始还逐一安排,后来不胜其烦,索性在会客室门上贴一个字条:等我当了内阁总理,再来找我吧。结局自然很悲凉,袁世凯临死前曾说:“杨度误我!”杨度去河南安阳的袁林祭拜,遭到袁克文大大的白眼,认为他是袁家的克星:木克土。袁克文还写了首诗:“朱三不是纵横才,死傍燕台事可哀。独有杨家老招讨,清明犹为上坟来。”

继任总统黎元洪发布帝制祸首通缉令,杨度列第一名。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情况下,杨度只好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思考和反省过往种种,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张勋复辟时,杨度通电拒绝,表示“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很快获特赦返京,开始转向民主共和。

1922年陈炯明叛乱,杨度通过曹锟秘书夏寿田的游说,制止了吴佩孚南下。孙中山万分感激,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此后,杨度到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以刘邦自称,戏呼杨度为张良,杨笑着说,汉高祖用人如臂使指,您只能杀狗而已,何况我也比不了张子房。

杨度眼光独到,据说在北伐时就曾预言,得天下者非小老乡毛泽东莫属。他还千方百计地营救李大钊,不惜卖掉家宅。1928年,杨度寓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杜月笙听说后,立即请他来见面,许为幕僚,每月大洋500元。著名的《杜氏家祠记》由杨度著文,郑孝胥书写,算是二人贺杜氏祠堂落成之礼。

1929年秋,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杨度秘密入党,提供了大量情报。有人讥讽他投机,他叹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1931年9月17日,杨度病逝于上海租界。临终前,他自挽一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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