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芹丨生日故事
刚刚参加工作那会，第一代身份证还没有问世，因生活故，我调来县城工作，迁户口时，刚巧遇到办理第一代身份证。户籍员给我手写证件时，随口问了一句，生日哪天？我愣在那里，半天没搭理她，户籍员说，你还是问清楚再来办吧。我想也是，办身份证又不在忙处，急啥。回家问母亲，母亲说不清，问老父亲，更是摇头。经父亲回忆，我出生大概是“四清”那年（“四清”是指一九六四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作者注）。好在我学过这段历史，我知道安徽的“四清”是一九六四年，至于哪个月份，父亲就记不清楚了，还是母亲记性好。她说，你肯定属大龙，而且是腊八前后，再具体就说不清楚了。我感谢母亲帮我想起了我的大概生日。于是我的脑海里就有了个生日轮廓。回到派出所，再次找到户籍员，顺利办好身份证。从此，每年一月十日便成了我的“生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生育似乎成了改变命运的捷径。于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正常的育龄妇女，生育五六个孩子是常事，为了养活孩子，大人们疲于奔命，记不住孩子的生日就在情理当中了。我父母一生生育六个子女，可惜的是，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死于那场大饥荒。仅存大姐一个，那时她已经具备求生的能力，幸免于难。我和二姐属六零后，那时父母已年过不惑，对于我的到来，父亲欣喜若狂，视我如生命。尽管如此，父母也没能准确记住我的生日。
那天，从门岗经过，门卫师傅叫住我，说有件礼物。我有点不信，快步走进门卫室，一个偌大的蛋糕呈现在眼前。是我的吗？我还是不信，拎起蛋糕，仔细辨认，果真上面有我的名字。原来，这是学校给教职工定的福利。我捧着蛋糕我欢天喜地的回了家。妻子破天荒给我炒了几个小菜，我喝着小酒，品尝着蛋糕，一股暖意涌上心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属于我的生日蛋糕。
我还算幸运者，赶上了好时代。
2015年父亲去世，我忙前忙后操办父亲的丧事，收拾杂物时，我找到了父亲的身份证，身份证上赫然写着父亲的出生日期，之前，我真不知道父亲的生日，只记得母亲曾告诉我，她和父亲同岁，属鼠，推算一下，大概就是一九二三年，至于月份日期一定是杜撰的。可惜的是，父亲的身份证在遗体火化时，被殡仪馆收回，至今，我手里也没留下一件关于父亲的物件。母亲的生日于我更说不清，母亲在世时，我问过几次，母亲都不作答，母亲到死都没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名字，何况生日？旧社会的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出嫁前只有属于自己的乳名，出嫁后就要改为夫姓，比如婆家姓李，娘家姓王，名字就叫李王氏，这就是我母亲的名字。如今，父母已经离我而去，作为他们唯一的儿子，至死都没弄清他们的生日，心感戚戚。
儿子这一代很幸福。儿子出生时，费了好大的周折。上世纪八十年代，医疗技术还不算发达，我带着妻在一家小诊所生产，待羊水破裂，孩子还是没有出来，妻子在产床上痛哭呻吟，听着妻微弱的声音，我心如刀绞。“已经两天了，再这样下去，大人孩子都难保！”医生如是说。我已经六神无主，一切听凭医生的安排。“转院吧”，医生建议。在医生的协助下，我手忙脚乱地把妻转到工人村二分院。二分院产房在三楼，我抱起妻一口气奔上三楼，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神力，心里就一个念头，救活她娘俩。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儿子终于顺利出世，妻子也安然无恙。听着孩子一声啼哭，我全身瘫软。抬头看钟，已是晚上十一点二十三分。这一天是公元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儿子出世，给我带来希望，同时也给我带来责任，儿子周年时，我郑重的买上一盒生日蛋糕，插上几根生日蜡烛，在儿子牙牙学语中，我唱着生日歌，把祝福送给儿子。从那以后，每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我都会给儿子买上一盒生日蛋糕，一份礼物，直至儿子外出求学谋生。
说话间，孙子的周岁生日就要到来，儿子问，爸爸，您打算咋给宝宝过生日？我哈哈大笑：放心吧，标准绝对不会低于你。
作 者 简 介
李端芹，淮北市濉溪县人。一九六五年出生,中学高级教师。现供职于淮北市濉溪县城关中心学校。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网络发表散文,小说,杂文数百篇,有多篇稿件被市县报刊采用。出版文集《山风吹来》。系淮北市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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