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计量工具“权衡”：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
成套的铜权庄子在《外篇·胠箧》中说道：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在这篇文章里，庄子大骂权臣田城子“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在他看来，“权衡”这东西，乃国之重器，神圣不可侵犯。说来说去，“权衡”就是天平。在我国古代，量物轻重的和杆秤通称“权衡”。古人视权衡为公平、公正的象征。
一、“权衡”乃国之重器西周青铜器刻着这样的铭文：“金十寽（略）”、“丝三寽”、金十匀”。“金”不是金子，指的是铜；“寽”和“匀”则是计量单位。从这些铭文中我们可以得知，早在西周，人们就掌握了杠杆原理，制作出称量物体质量的工具“权衡”，也就是天平。秤的产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到了三国时期，天平的提纽渐渐从中间移至一端，在衡杆上刻着秤星，以计算斤、两，这就是提系杆秤的雏型。从出土的北魏、北齐的铁秤砣来看，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杆秤已经得到推广，广泛应用于民间。1973年，在苘山出土了一件秦代。从铭文中可以得知，作为秦官府批准的标准砝码，这件铁权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统一铸造的计量工具，全国仅存有两枚，系稀有文物。
秦代铁权
上图：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谦疑者，皆明壹之。2015年3月，山西省垣曲县在当地一座东汉土穴残墓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一件距今千年的铜权，做为实物，可以佐证中国古代度量衡和青铜器发展史。
垣曲县出土的东汉铜权计量衡器是国之重器，历朝历代都极其重视其制造和管理。早在西周，周成王就曾颁布度量衡具标准，并就使用管理做出专门规定：每年仲春和仲秋之月“同度量，平权衡”。据《秦律·工律》上记载，法律规定衡器一年一校，在领取或借用时，当面校准之后，方可交付予领取人。宋真宗时期，再度对度量衡进行校准。为加强衡器管理，历代还专门设置掌管度量衡事务的官吏与机构。史载东汉时的京兆尹平权衡，因而“市无阿枉，百姓悦服”。唐代专设监校官。明代权衡通由工部宝源局监造，由兵马司兼领市司，负责校正衡器。二、“权衡”的来由及变迁古今中外，天平的地位至今屹立不倒与古代欧洲的希腊、罗马一样，我国的衡量器具也是先有天平。古代天平与我们今天在实验室里见到的现代天平基本道理一样，而模样却大不相同。它有一根木质或青铜质的衡（秤杆）。秤杆的中点系着提挈用的绳子，两端则各固定悬挂一个秤盘。一个秤盘放待称的物品，另一个秤盘放权（砝码）。当时的砝码是一整套大小不一的青铜权。讲究“口言之，身必行之”的墨家在著述《墨经》中记载了权衡的制作：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垂），权重（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杆得权也。这段文字足以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就对杠杆原理有所认识，并制作出了权衡器具。
笃信“实践出真知”的墨家春秋中晚期，楚国已经制造了小型的衡器 — 木衡．铜环权，用来称黄金货币。完整的一套环权共十枚，大体以倍数递增，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早期的天平由一根横梁和两个秤盘组成，横梁的中央用细绳悬挂作为支点，秤盘用细绳悬挂在横梁的两端，横梁两端有孔，细绳穿过孔加以固定。本世纪60 年代以来,电子技术获得惊人的发展，古老的天平和新兴的电子技术相结合,便出现了所谓的全电子天平。天平的应用还在不断地扩大， 整个趋势是向高精度、高效率、高抗扰能力，单盘天平取代双盘天平、电子天平取代机械式天平、上皿式取代下皿式的所谓“三高三代替”的方向发展。可以预测，今后将会有越来多的外部设备和天平结合起来。不用多久，天平、计算器、处理机和打印机将会结合成一个整体。杆秤的出现及发展天平的基本特点是秤杆挂砝码的一边(力臂)与挂物品的一边(重臂)长度相等。因此放的权（砝码）应当与待称物品重量相等。这就使天平只适用于称量较轻的物品。要称量比较重的物品，就得放几十、几百千克的“权”，这太麻烦！智慧的古人发现了“小小秤砣压千斤”的原理，杆秤由此而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支战国时的铜衡杆，这种衡器即不同于天平也不同于后来的称杆，但与不等臂天平类似。经过逐步演化的过程，衡杆的重臂缩短，力臂加长，也就成为了现代仍在使用的杆秤。唐朝新疆壁画中可以看到杆秤，较南北朝已经有了较大改进。到宋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大型杆秤，可秤数百斤，安装在一个木架之上，买卖双方都可以看得清楚。元朝壁画“称鱼图”，已经出现了相对精密的“戥子”。
到后来，秤的功能更加细化，可分为针秤、勾秤、厘戥、分金戥、盘秤等，根据称量物品，可自由选用。杆秤出现,对衡量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唐朝时,我国的衡量技术传到了日本和其他东方各国,对这些国家的衡量技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三、权衡在民间古时候，人们民风纯朴，笃信鬼神，相信因果报应，做买卖讲求诚信，对权衡看得极重。如果卖家在秤上做手脚，一旦发现，买家有权直接将秤杆折断，而卖家不得有异议，只能垂头丧气，在路人鄙夷的目光下灰溜溜离开。如果是大店，秤量金银或者其它贵重物品的时候，发现店家在权衡上作弊，买家是可以将店家的招牌摘下而店家不得有异议。就算诉之于官，受惩罚的一定是不讲诚信的卖家，折断杆秤与摘取招牌的行为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反而能得到官府的褒奖。清代李光庭在《乡言解颐》卷四中说道：“市肆谓砝码为招财童子,谓秤锤为公道老儿”。
因为权衡在生活中实在重要，杆秤与老百姓关系十分密切，几乎家家户户至少都有一杆秤，熟悉和会使用杆秤也就成为必备技能。有教育子孙的顺口溜：“不识秤花（秤星），难以当家”，所以小孩子“抓周”，除书籍、算盘、剪刀、玩具、针线和化妆品，常常还有有一杆秤，一旦抓取了杆秤，也算“称心如意”，此子至少可以保家兴业。有些家庭不仅把杆秤作为日常称量器具，更当做是一种吉祥之物或图腾，看做“当家财神”，甚至和宝剑、算盘一样，被当作“镇邪”之物。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关于秤砣的民谚俚语，妙趣横生，如“麦秆儿当秤——没斤没两”、“瞎子称秤——没放在心(星)上”、“没星的秤——不知轻重”、“带了秤杆忘了砣——丢三拉四”、“升不离斗，秤不离砣，筛子不离筐和箩——各有各的搭档”、“尿泡虽大无斤两，秤砣虽小压千斤”等等，这些歇后语，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衡”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关系的密切程度。四、权衡与中国古代哲学杆秤上“秤毫”的来由，缘于“明察秋毫”。即约秤时要明察秋毫，决不可胡乱报数。在良心与利益面前必须反复“权衡”，讲究诚信。在不等臂杠杆的放大效应下，秤杆稍有偏离，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秤杆上以金属镶嵌成的小圆点状花星，是用作计量称重的标志（刻度），叫做秤星。前七颗星代表北斗七星，告诫用秤者立于天地间，心要像北斗七星指示方位一样有定力，切不可心生贪念，不辨是非；后六颗星是南斗六星，代表东西南北上下六方，提醒人们用秤时要心居中正、不可偏颇。中国传统相术讲究“南斗六星主生、北斗七星主死 ”，生死都标注在一杆秤上，举头三尺有神明，看用秤者还能否等闲视之？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在秤杆上添加“福、禄、寿”三颗星，改成十六两为一斤，这也是成语“半斤八两”的来由。
秦朝加在秤杆尾端的福、禄、寿三星也是大有讲究，据说是用来告诫商贩要讲究诚信经营、不得欺诈。短斤少两则会有损阴德：其中少一两叫“损福”，即减少前世与生带来的福报、福分；少二两叫“伤禄”，会降低家族或本人原本的官爵俸禄；少三两叫“折寿”，必将减损本人或关系紧密的其他亲属之阳世寿命。提醒人们做生意要诚信，不能昧着良心干损人利己之事。
“板上钉，定盘星”。秤杆上的第一颗秤星就是“定盘星”，会买秤的人首先会把秤砣放到定盘星，两头端平，此秤不假；反之，找不准定盘星就会缺斤少两，失去“公正”。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里就有一句：“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铊是老百姓 ，秤秆子挑江山咿呀咿而呦，你就是定盘的星。”秤星的数量、位置有定规，而且其颜色也有标准：秤杆的颜色为黑或者红，秤星颜色为白，原意是方便准确、迅速地读取称量刻度，后世却引申为“黑白分明”，讲求做生意要公平、正直，不能混淆是非黑白。结语：北斗七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中，天权掌权衡；玉衡则是衡平轻重。可见，在古人眼里，权衡与天命、吉凶有关。战国时期的不等臂秤的铜衡上边刻着一个“王”字，则说明在古时候，“权衡”乃王权的象征。一代名相诸葛亮曾经说过：“我心如秤，不能随人低昂”。在他眼里，“权衡”代表人世间的公平、公正、公道，代表法度、规矩、尊严。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常以哲理语言比喻政事权势谋略“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这句话是说强国之间在互相争夺中，由于小小的得失，很可能使形势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势均力敌的双方，一方失着就会满盘皆输。现代识秤的人已经少之又少，知道“权衡”二字的真正含义也不多。时代在变，但权衡所代表的“公正、正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应该永远流传下去。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