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访谈的逻辑
来源：神分析行知学派（EPS）
初始访谈的逻辑
作者：Jean-Marie Jadin
译：吴张彰
校：贺丹雅
来源：精神分析行知学派（EPS）
初始访谈的问题一开始就尤为困难。的确，我们对此富有一些多少有点长期的经验，也有着散布在弗洛伊德和拉康（文献）中的一些建议，但是我们又缺乏一种可以些许给予我们指导的总体性规制和原则。
在第一次可以预期的平淡的接待中，初始访谈之所以具有“初始”的意味，这仅仅是因为，除了其内容之外，这些访谈在时间上先于在躺椅上进行的精神分析。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这里说的这个初始都是在一个日常的线性时间的意义上，也就是日期、时钟的那个时间。
有时候，这就是我们第一时间只能认识到的时间，但理性、逻辑的理想过程并不总是如此。只有当分析者在躺椅上说话，出现面对面说话之后时，情况才是如此。但是，在此，去关注这个“看”会得到一些结构性的结果。不论如何，只要分析家不说太多，分析者位置的改变都是越来越明显的。
在日常的时间中，只有分析家可以放过这位准分析者的一种线索，并且也未能引入什么作为逻辑判断的东西时，才做出这样的决定。有时候，只是对于分析家来说，面对面的话语的数量已经足够了。有时候，只是督导的提议，创造了转向躺椅的机会。
分析家给出一种有点分析架子、有点专断的命令，于是很明显就处在一个近乎神的位置上，即一个知道的角色，拉康称这个位置为没有划杠的大他者。但是，不要忘了，这个分析家也有自己的无意识。他是一个划杠的大他者。他并不知道自己建议分析者上躺椅，是出于什么无意识的理由，但是这种理由就是存在。
更理想，也更常见的情况是：上躺椅是在一个不同于时序时间的另一种时间上，一种由非时间的瞬间所关联的时间，一种不连续的时间，所谓的辩证时间，即一个颠倒的时刻。如拉康所提到的[2]，这就是弗洛伊德在面对杜拉时的那个时刻，当时弗洛伊德问这位先前在抱怨自己父亲的女病人，她在这件事上扮演了什么角色。杜拉之前回忆起，父亲经常把她交给K先生，以便自己去找K夫人，而她自己也在照看K夫人的孩子的同时喜欢这种关系。
还有其他一些可能的上躺椅的摆动，比如说，当主体对自己、对某个他者、对分析家从一种事实描述过渡到评判时；或者病人之前描述了一位残暴而令人创伤的父亲，并把自己的症状都归因于他，而当病人承认，这位父亲同时也曾经是他所爱戴、敬仰的人时。还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时刻，即先前对于发生在病人身上的事情的冗长描述，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对某个愿望的阐述。因此，也就是当一位女性准分析者断然声称，她不想成为自己母亲那样的人时。更宽泛地说，最好的时刻就是，主体意识到了，至少部分意识到了，在自己问题的源头上，他归结于命运或归结于父母的某些东西。
我们可以说，这常常就是“自我”的引入，自我被当成了一个过渡的信号。我们每一次都要从“它我”走向“自我”。当然，分析家要试着去激发这种摆动，正如弗洛伊德所做的那样。他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于准分析者的类似者的位置上，好似他对分析者低语：“我向你提议的，就是让你到我这个位置上来，正如我做过的那样。”后一句明显是潜台词。在这种辩证的返回中呈现的“自我”和“类似者”可以用拉康L图[3]（图1）中的a和a’来代表，而这个L图又可以很轻易的变成“内8图”[4]（图2）
图1：拉康的L图
图2：转变成“内8”图的L图
在这之前，准分析者身上必须显露出一种欲望。这是一场分析成为可能的必备条件。在咨询的开始，分析者的这种欲望的第一次呈现，往往隐藏在去除痛苦的要求之下。
这种要求是有缺陷的。比如，当分析者有一种“成为”的愿望，如“成为分析家”时。倘若没有任何表达出来的痛苦，那么在我看来，最好先不要进入分析。同样，当一个倒错者满足于自己的倒错，比如说以这样的形式给予肯定：“我就是个暴露狂”，而没有加入某种愿望时，也是如此。想要“成为”或肯定“成为”是不足够的。有时候，主体只是想找一个说话的地方，除了这种乐趣之外毫无其他原因，那么这肯定就是完全不够的。
但是，与这种期待相反，有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即便没有明显的痛苦，分析家还是可以通过某种情景发现，分析者想说话是为了被听到，比如说被一个父亲听到。那么这个欲望就可以是被一位父亲承认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也是可能的。在此，正是分析家创造了上躺椅的最小节奏划分。
我认为，这种辩证摆动的出现，就从分析家听到真正的要求的那一刻开始，这种要求涵盖了一种平面的欲望。事实上，这也就是分析家的欲望起了作用，这一刻也就是辩证时间开始翻转时刻。这种欲望的引入的作用，就像是分析者欲望的回音。
因为，这种辩证具有一种“对话的”“对话逻辑”（dialogique）的对话的特征，即对一个问题的回应的期待。上躺椅也呈现在这种回应中。“辩证”这个词源于dialektikos，其词根就是legein（说话）和dia（彼此之间）。而且，不要忘了，拉康曾说过一种“分析的辩证”，他通过杜拉个案详细阐述了这种辩证，同时还提到了一种翻转的过程。
很有可能的是，初始会谈具有一种逃避真相的特征，仿佛这些会谈包含了之后的分析将要呈现的内容，有点像一场否定性的初始分析，就像否定性的神学图景是通过上帝不是什么来定义上帝的。上躺椅的过程可以让我们发现，到底什么被隐藏了起来，是什么完全阻止我们找到一个开始躺椅分析的准确时刻。
我们可以展示出这样的材料：一个年轻人想起了他的痛苦，感觉不到活力。这个主题本来可能会一直说下去，说到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但（上躺椅的）摆动时刻明显是以一种武断的方式被选择的，是为了终结这一地狱般的重复。此人上了躺椅，自上次以来，他就一直想要上躺椅。结果，一种幽暗的沉默出现了。或许他无法在分析中承受这种“成为”[5]？这种张力变得极为强烈。分析者突然坐了起来，重新回到了面对面的状态。他讲述到，在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两岁半，他的母亲让他躺在父亲的尸体一旁，并要求他不要发出噪音。而躺在分析家旁边，他完全重新体验了这一事件中的这些能指。我们本可以随便选择一个时刻让他上躺椅，他也本可以不会更好，也不会更糟糕。这里并没有一个恰当的辩证时刻。关键在于，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讲出的东西。必须的一点就是，这种摆动要出现。初始访谈之所以初始，是因为这些访谈避免了一上来就说重要的主题。通常，初始访谈的功能就是：通过不说，来避免最根本的东西。
在线性、牛顿式、柏格森式连续时间这边，时间是持续的和共时的[6]，而在辩证的巴歇拉尔式断续时间这边[7]，时间是所谓的辩证时间，其是通过对立、颠倒、整体代表部分的方式演进的；还有第三种时间，即更为普遍的逻辑的时间，即拉康的逻辑时间。在我看来，它包括了日常的历时时间和辩证时间，二者就像俄罗斯套娃，因为三种时间是同时在运作的。我们可以确信，在线性时间中，一切已经被说出的东西，都可以被认为是初始的，其是相对于对在那（涉及到第一次会谈）之前的，在那几次会谈之前、在第一次会面之前、甚至在几年前做的第一场分析之前的内容的重提而言。整个分析都可以如此铭刻在一种后续的辩证关系中，正如拉康通过杜拉个案所阐述的。
可以同时整合、包裹这种辩证关系的逻辑时间在哲学上是神秘的。这是事后一连串的、内嵌的反向的、多倍化的前未来时间。用动词式时间和官方语法的坐标式连接词来描述它们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种拉康一直在关注的嵌套式时间。这种逻辑时间总是被结构为三个时刻，每一个时刻都只能通过另外两个时刻而到达：看的一瞬间、理解的时刻、结论的时刻。最后一个时刻可以通过对之后的一些时间重新思考，从而再次成为新的“看的一瞬间”。逻辑时间可以不断的巡演。它也是一种分形时间[8]，在其中，整体和部分具有同样的结构，而且可以再次成为更大的一个“超整体”的部分。
我们可以说，这种时间把主体的实现的时间分解成了三个运动，而主体实现的时间在我看来，总是要重新开始的。主体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分析所获的一种重新吸收总是可能的。一场分析就是穷尽要求，直到捕捉到欲望。拉康提到，对一位分析家来说，至少处理两个围绕着欲望的要求是必须的。我们可以自问，这种建议难道不正是拉康所描述了主体的出现的内8环的暗指吗？难道这里面不是必须要有两个圈吗？最终通过一种理论工作的形式，分析家延长了自身的分析，而且他可以把这两个圈带给他的分析者们。
为了理解这种逻辑时间，我们必须想起，拉康是从一个数学谜题开始的。在这个谜题中，三个囚犯每人背上贴着一个黑碟子或白碟子，碟子是从三个白的、两个黑的中选出来的。这些犯人只能看到这些碟子，而不能说话，他们得到了一个承诺，三个人中谁先通过推理找到自己碟子的颜色，谁就可以获得自由[9]。实际上，每个人背后都是白碟子。这三个人同时找到了答案。每一个人都会发现，另外两个人所想的内容，都是在猜测第三个人的想法。这种推理包含了两种“悬置的节奏划分”，一种是第三个人的迟疑，另一种是另外两个人的迟疑。不用说，这个谜题并不实际。它只是一种抽象的活动。
这种逻辑时间与拉康的“L图”有着同样的结构，也等同于“内8”环（图1和图2）。我们可以如此想像这个环：数字8上面那个圈比下面这个圈小得多，然后再把这个小圈折下去，折到下面这个大圈里面。“L图”的A点，即话语出现的大他者那个点，代表着观望着另两个人的三个囚犯种的每一个，当他观察到另外两个人都是黑的时候，便可以一瞬间得出结论。在“内8”中，我们必须从底下开始。从左边开始，你们可以追溯到一个点，其中，线条开始勾画一个小圈，直到跟自身发生重叠。这也是A线的第一次停止。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在一瞬间得出结论。接着，出现了一个类似者，也就是自我。这就是“L图”中的“a”和“a’”，两者迟疑的时间更长了一些，因为两者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看到两个白色时，反思了一定的时间。这种迟疑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必须理解一个事实，即没有人立即做出结论。一个主体的到来必须经历这个时间，才能理解。
代表着第二次迟疑的“a”和“a’”的小环重叠的一个新过程之后，我们又回到了A的大环，但是这一次，这里构成的是主体S。它和A是不同的。由于正字法特征，一个话语的书面化在此覆盖了A所创造的“啦啦语”[10]的纯粹声音，也就是说，覆盖了最初的声音面团。例如，声音[sinj]在此成了动物“猴子”（singe）或者“乳房我”（seinje），指代着对于乳房的一种口腔认同。这就是“L图”的左上角。也就是目前三个人的每一个人的位置。这个位置满是A和“aa’”，还有他们的迟疑。这条通路不断地在运作，无意识地结构化了A的日常历时时间，并把辩证时间变成了其“aa’”时刻。“内8”的这条路构成了主体S，S也就成了欲望的主体。
在分析家的欲望的构成中，这条路也呈现出来了，其从分析者的欲望开始，接着成了一种从事分析的欲望，最后成了对前两种欲望的整合和超越。分析家的欲望使得将基于三个时刻的三种欲望裹挟在一起是必须的。倘若三者之一的任何一个欲望缺失了，那么三者就会解体。
一个分析家可能会固化在前两个时刻的其中一个上。当他询问分析者有关其事实的传记性内容时，他可能固化在日常的历时时间上。也就是在狼人个案中发生的事情，弗洛伊德为此建立了一个有关其童年的连续材料[11]。然而，他仍将狼人固化在了第一个时刻，因为他人为地决定了一个结束分析的日期。
在“aa’”时刻之外，主体同样也成了缺失的主体，这就是“交叉帽”[12]（图3）垫圈的切口和丢弃所呈现出来的，交叉冒垫圈代表着想像的身体客体。这种垫圈的丧失只留下了上面的部分，即一个自我跨越的“莫比乌斯带”，其有着一个“内8”的边缘。
图3：拉康的“交叉帽”
主体或多或少可以从这种想像的身体客体中摆脱出来，这种客体被假设为可以填补大他者的缺失。这种缺失在“内8”图中呈现为A和“aa’”（图2）的两种悬置性节奏划分。A起初是使得主体所想像被其类似者剥夺的东西缺失的东西。拉康的幻想公式，$<> a[13]，总结了在“内8”图线路出口处这种操作的结果。主体此时成了“a”的缺口。第一个时刻是一个全知、全视的上帝的时刻，这个时刻也在说着实在[14]。对于上帝来说，一个词可以代表一切。第二个时刻出自想像的“a”，这个a来自于类似者。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诸多能指的建立，过渡到符号阶段，每一个能指都通过词符号化了物的丧失。由此，符号很明显地区别于想像。不论初始会谈的内容如何，都构成了一个对来自于大他者的“啦啦语”的异化时刻，主体必须不断地依赖于这种啦啦语，并将之放入文字化中。上躺椅的时刻就是对类似者的客体进行异化的时刻。在穿过这两个时刻之后，幻想公式就可以从整个实在或想像的故事中剥离出来，被代数化、符号化为$<> a。
上躺椅不应该成为一种付诸行动。它应该以一种“凯洛斯讽刺式”的打断，打断准分析者的对话，这种方式最好的表达就是前苏格拉底的乔治亚斯提出的凯洛斯[15]。也就是从恰当的话语到恰当的时刻，恰当的话语只能在逻辑时间的出口才能实现。
这是一种准备。对此，重要的是，分析家一开始就要参与到准分析者这边；这样某一天，我们才能过渡到分析，这一点打碎了第一个时刻的完美。他在此失去了暗示的能力。随后，比较好的一点是，他可以说出（此刻，或者之后）在他看来，精神分析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精神分析倾向于面对面。最后，对基本规则的提出，同样应该在一次或多次的初始会谈中呈现，即必须说出出现在心灵中的一切，即便是一些琐碎的、不重要的、离题万里的东西；而分析家要做的就是以同样的一种关注去倾听，时不时地说点什么。当主体第一次躺上躺椅的时候，我们需要再一次明确地阐述这种基本规则。再次阐明时，我们可以简略一点来说。这不是一种礼拜式的仪式，而是一种对不对称的强调，即“aa’”对话双方的不对称。这一次，是主体导向了他的话语，而不是第一个时刻的大他者，或者第二个时刻的类似者。
正如弗洛伊德在《释梦》中的描述，基本规则本身是以一种“侵入观念”（Einfall）[16]、一种“掉入”的形式被强调的，，也就是说一种观念掉入了头脑中，它类似于一种他者的观念。自一段分析之初，分析就准备好了接受那些能指。那些能指的特点是：不论它们是什么，它们都像是他者。此外，在“侵入观念”中有一个“一”（Ein）。每一个能指都是“一个”片段能指，等同于一个“一划”，而非一个浸入在连续流中的东西。这种离散的整体性片段构成了能指。这是隐喻和换喻的条件，也是替换和联结的条件，因此也是主体的条件。
逻辑时间的三个时刻也出现在弗洛伊德那里，其运作的方式改变了年岁的时间性。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17]的第三章提到了这一点。在讨论《弗洛伊德技术论》[18]的第一个讨论班中，拉康划分了弗洛伊德的不同理论时期[19]。“萌芽期”是从一开始直到1910年左右，“中间时期”是从1910年到1920年，最后是“元心理学时期”或“结构时期”。每一个时期都对应着另一种理论构想。我们可以将之安置在逻辑时间的三个时刻中。
一开始，在“萌芽”时期，分析旨在猜测一直隐藏在分析者身上，并且向分析者诉说的无意识。于是，分析家应该具有一种猜测的才能。这就好像逻辑时刻的A主体在看的一瞬间，分析家立即根据他独有的知识做出结论。分析家倾听主体的话语，将之视作一篇神圣文本，从而解码主体的这些无意识形成。许多分析者由于抱有这样的想法从而来找我们。
弗洛伊德在中间时期，即技术论时期所给出的建议，可以被视为引入了某种裂痕，一种对于基于猜测而作出解释的保留态度。自此，这里被引入的是一种“不知”。在多篇文献中，我们会发现，弗洛伊德肯定了一点，即独一的认识是不够的[20]，理论知识从属于方法论[21]；其建议就是，不要立即向分析者揭露他所压抑的无意识[22]。揭露无意识只是治疗必备的初始条件之一，他的确用了“初始”这个词，即Vorbereitungen[23]。因此，知识只是一个最初的时刻。弗洛伊德还指出了其他的一些限制：只在单独的一次会谈中去解释一个梦，而不要在之后[24]的会谈中重提这个梦。他不建议使用“这个”符号[25]，其意味着一种即刻的解释。所有的建议都在知识中引入了一种“悬置性节奏划分”，也就是一种无知。我们可以说一个德语的词语游戏，即unberwissen，这个语词新作代表着将无知放入到知道中。Unbewußt（无意识）是引入到第一个时刻中的第一个失败。
这个技术论时期开启了一个相互性时刻，对于弗洛伊德而言，此时涉及到，要求分析者肯定分析家的观点。因此，他如此要求狼人，期待狼人肯定从一个梦推导出来的原初场景的现实。众所周知，这是一次失败。
第二个时期的结束，在于在技术中引入了弗洛伊德之前发现的“重复的强制性”，即Wiederholungszwang。想像的相互性中的失败于是在“符号”时期有了位置；在“符号”时期，分析旨在抵达在转移中经历的重复。我在这里引用《超越快乐原则》第三章：“他（分析者）只是被迫在当下重复了被压抑之物，即一种曾经经历过的经验，而非将之作为一种过去的片段进行回忆，后者正是医生所期望的[26]。”这类“成为-主体”有三个阶段，这种主体化符合拉康的逻辑时间，也符合他的“L图”或“内8图”。弗洛伊德在一生中重复了整个分析的运动，这也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分形特征。一场精神分析只是有限的一个部分，但这有限的部分能够并应该在整个一场理论生命的更大运动中重现。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或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