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滩的扬子码头
清末民初苏州河北岸虹口全景
黄浦江是上海港的主航道，孕育上海港的诞生和上海城市的进步和发展，所以，人们把吴淞江（苏州河）说成是古代上海的“母亲河”，那么，黄浦江就是近代上海城市进步的母亲河。
进人20世纪中后期，随着海上航运方式的变化，集装箱运输替代了传统的散货运输，成为海上航运的主要方式，船舶的吨位越来越大，黄浦江的航运功能逐渐萎缩，而她的生态功能逐渐显现，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把黄浦江改变为上海的生态河、景观河，并进一步规划分期分批迁移黄浦江两岸的工厂、码头，贯通黄浦江两岸滨江道路，“还黄浦江两岸于民”，使黄浦江两岸成为上海的旅游景点，成为市民休闲、漫步、健身、活动的场所。2017年6月，黄浦江两岸的45公里慢行道、健身跑道基本贯通。可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仅留下虹口区从虹口港到武昌路的“扬子江路”难以打通，经过市委市政府的多方努力，扬子江路几百米的滨江道路建设已经在进行中。由于扬子江路长期是“军事重地”，闲人免入，知道或了解此地的人很少，难免会有一点神秘兮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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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历史上交往频繁。明朝发生“倭患”事件后，中日关系中断。1870年9月，日本外交正使柳原前光、副使藤原义则率团访问上海，与上海道台涂宗瀛签订《中日官方邮船协定》，中日恢复中断了数百年的邦交关系。1871年7月，以日本大藏相伊达宗城、外交大臣柳原前光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抵达上海，13日出席和主持设在黄浦路的日本领事馆（黄浦路106号）升旗仪式，正式拉开了中日交往的序幕。
黄浦路106号（2012年）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当时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海上航运。根据先前签订的中日官方邮船协定，日本的船只可以出入上海港以及中国其他通商口岸的港口，可以在上海及其他港口建立码头。1873年，崎弥太郎等在日本创办“三菱商会”（Mitsubishi Co.），1875年改称“邮便汽船三菱会社”，不久就在上海开业，经营日本横滨到上海的航线，早期在上海没有自己的专用码头，船只停靠在租用的码头。1885年9月，邮便汽船三菱会社与共同运输会社合并（Japan Mail Steamship Co. ；Nippon Yusen Kaisha，简称“N. Y. K”）。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在中国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立分公司；开创资本1000万日元，有轮船58艘，总吨位6.5万吨，主要经营中日航运。1894年，邮便汽船三菱会社通过合资的方式改为“株式会社”（Mitsubishi Co. Trading Co.，Ltd.，即“三菱公司”，在华的公司，中国人称之为“三菱洋行”），也就是所谓的“有限公司”，资本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航运业务外，还经营进出口贸易、制造加工、商务代理、工程承包等，成为日本主要的企业之一。“三菱”的总店设在日本东京，分店遍及世界各地。合资后的“三菱”单独成立“银行部”，1917年在上海设立分店，同年，改组为“株式会社三菱银行”（Mitsubishi Bank，Ltd.）三菱洋行和三菱银行长期设在九江路36号，1938年，三菱洋行另外在广东路102号（四川路转角）建造“三菱洋行大楼”。
三菱洋行（1917年）
三菱洋行（2019年）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是三菱银行旗下的企业，实行独立经营和核算，是日本主要的经营日本远洋航运的机构。创办后发展较快，除开辟日本至中国上海、香港、青岛、大连、汉口、台北、高雄的定点航线，辟有多条日本至加尔各答、新加坡、旧金山、芝加哥、马赛、伦敦、柏林等亚洲、美洲、欧洲的航线，其中以日本至上海的航线运量最大。
邮便汽船三菱会社上海分店长期设在外滩31号 （已拆除），早期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同用一幢楼，1924年，正金银行迁到外滩24号后，该楼由邮船会社独用。1945年日本战败后，大楼由中国政府接管，一度为联合国善后救济署上海总部机构。
外滩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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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英租界建立后不久，工部局在黄浦江边建设了一条马路，取名“Yangtsze Road”，中文名称“扬子江路”或“扬子路”，大约在19世纪后期，在虹口美租界的黄浦江边也出现了一条马路，它相当于英租界“Yangtsze Road”的向北延长线，就被叫做“North Yangtsze Road”中文名称“北扬子路”，就是现在的“扬子江路”。约1890年，英租界的“扬子路”改名为“黄浦滩路”，虹口的“北扬子路”改名为“扬子路”。苏州河东流注入黄浦江，由于水流的方向不一致，苏州河夹带的泥沙会在苏州河口沉淀下来，滨江形成滩地，不适宜建设码头。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大清战败而告结束，大清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损失2亿两，这笔钱相当于清政府2年的财政收入，赔款数额之大，可想而知；还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在此之前，中国与列强签订的是“通商条约”，就是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租地建屋、居住、贸易、做生意，但是不能投资建厂，直接生产商品。《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建厂，根据“最惠国”条约原则，任何与中国签约的国家同时获得此项权利。《马关条约》后，大量的工厂在上海出现。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上海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上海周边地区的农民、城镇居民进人上海。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0年，上海有日本侨民386人，甲午战争爆发时的1894年，仅剩250人，甲午战争后上海的日本侨民与日俱增，1900年为738人，1910年为3361人，1920年为10215人，超过了上海全部侨民人数的总和。中日贸易的激增，刺激中日航运业的发展，同时，上海从商业城市向工业城市的发展，促进了航运业的快速发展。
远眺黄浦江扬子江码头（约1880年）
图为20世纪初的虹口港流入黄浦江处，河上小船停泊。左侧为轮船招商局中栈码头，右侧为日本邮船码头。
图为1926年的日本邮船码头，图中在建的钟楼为外滩13号海关大楼。
一直到19世纪末，日本三菱公司买下来这里的滨江之地，在这里清理滩涂，建设码头，就是日本邮船码头，因滨扬子路，也被叫做“扬子码头”。“三菱公司”的办公楼坐落在扬子江路与武昌路转角，与原来的日本领事馆隔武昌路对峙。该建筑建设于1905年，建筑师未明，有的人以为是日本建筑师平野勇造，他在上海留下了不少作品，其中包括日本领事馆。近代以后，西洋建筑传入日本后，被日本的建筑师接受，与日本的建筑融合，形成了日本西洋建筑风格。邮船株式会社办公楼为假五层砖混结构，以面朝黄浦江的南立面为主立面，日本西洋建筑风格。以后，又相继建设或重建日本邮船公司的仓库，使邮船码头成为中日航运和中欧航运的主要码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浪潮，学生主要从上海出发，搭乘各国开辟的欧洲航行奔赴法国，许多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就是从邮船码头登船的。当然，抗日战争期间，邮船码头也成为日军登陆的基地和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游船码头的办公楼
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本侨民撤离上海，在华的日本企业全部作为敌产由中国政府接管，虹口扬子江路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码头由南京国民政府信托局接管，由行政院物资供应局使用，部分由国民政府海军接管后， 提供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原来的码头改名为“扬子江码头”，实际上是一个专用码头。
图为20世纪20年代的扬子江码头。
上海解放后，根据相同系统接管的原则，扬子江码头及仓库由部队接管，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海军驻上海基地，由于是“军事重地”，闲人莫入，一般人无法进入海军基地， 所以， 许多上海人不知道“扬子江码头”，也不知道上海有一条“扬子江路”。我长期居住在虹口，我就读的北虹中学离开此地不远，我们把这里叫做“海军司令部”，北虹中学没有大礼堂，于是学校经常借“海军司令部礼堂”召开大会。我长期从事上海历史研究，有许多次机会，去过扬子江路，进人“海军司令部”。
2017年5月26日，加拿大海军渥太华号护卫舰驶抵扬子江码头
（最后的访客）
扬子码头留下来的建筑主要是原来邮船码头办公楼和仓库，建筑早已经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损坏严重，建筑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不过，上海滨黄浦江留下的“工业遗产”数量不多，所以，它的“工业遗产”价值远远高于它的“建筑艺术”价值，受到人们格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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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区委区政府根据扬子江码头历史氛围浓厚、文化资源丰富的特点，结合虹口区自身的优势，以扬子江路滨江的公共空间从“历史记忆、缤纷绿意、炫彩游憩”三个主题出发，叙述海派时光绵延的滨水风貌画卷；总体规划对原来封闭的码头区域全部打开，塑造“开放的滨水岸线”、“步行化城市街区”。
扬子江码头以及周边的房子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由于这里长期由部队使用，建筑虽然老旧，但是建筑外观基本保存完好，现存的建筑主要是原来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办公楼和多幢仓库。在20世纪50年代前，上海的滨江的岸线略高于水面，所以，黄浦江沿岸没有高出于地面的堤岸，站在岸边可以一览黄浦江的春潮秋涛，穿梭往来的船只。可能由于滨江的工厂大量抽取地下水的原因，滨黄浦江的土地下沉现象严重，人们只能建造和加高堤岸，防止潮水涌入，如今，扬子江路滨江的防汛墙高达3.6米，超过了房屋的一层楼高，站在马路上，根本看不到黄浦江，所以，打通扬子江路滨江步道，使人们行走在滨江步道上可以把黄浦江的美景收入眼底，必须把滨江步道建在扬子江路的路面之上。扬子江路的路面不宽，这条滨江步道就会直接碰到了相邻的建筑的一层与二层之间，顾此失彼，难以协调。
扬子江路滨江更新工程分两步进行，首先，全面打通、开放扬子江路，接下来精心设计架在扬子江路上面的滨江步道，处理滨江步道与相邻的历史建筑的关系，使步道与历史建筑有机的结合；“虹口”地名以虹口港得名，规划在虹口港入黄浦江处建造一个“广场”，使该区域的公共活动线路沿虹口港向虹口的腹地延伸。这里一定会成为虹口区和上海市的一个新的地标，新的亮点。
薛理勇
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1年大学毕业后即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筹建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风俗历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上海洋场》、“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约六十余本；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上海掌故大词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