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印：钱松：“丁丑鼻山”，名家的篆刻作品到底好在哪儿？
我们决定再读一方钱松的印，前文说当代篆刻家韩天衡对他的评价甚高，实际上，在钱松的时代，印人们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因此，我们需要再补充一些资料：
赵之谦的好友，清代最著名的篆刻评论家魏锡曾在《钱叔盖印谱》后面写了长长的跋语，最经典的一段是：
“余于近日印刻中，最服膺者，莫如钱叔盖先生。先生善山水，工书法，尤嗜金石，致力于篆隶，其刻印以秦、汉为宗，出入国朝丁（敬）、蒋（仁）、黄（易）、陈（豫锺、鸿寿）、奚（冈）、邓（石如）诸家。同时赵翁次闲，方负盛名，先生以异军特起，直出其上……”
同为“西泠八家”之一的赵之琛则评价他：
“此丁（敬）、黄（易）后一人，前明文（彭）、何（震）诸家不及也。”
“皖浙横站”的天才大师赵之谦对钱松的评价不见于印论，但在“何传洙印”一印的边款里曾提到过：
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学浑厚，则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辄落，愈拙愈古。看似平平无奇，而殊不易貌。此事与予同志者，杭州钱叔盖一人而已。叔盖以轻行取势，予务为深入，法又微不同，其成则一也。然由是益不敢为人刻印，以少有合故。
“此事与予同志者，杭州钱叔盖一人而已”，显然，赵之谦对钱松也是认可和赞同的，至少，他们在篆刻的发展方向上所作的努力是一致的。
（钱松的边款与原石）
由于钱松较赵之谦年岁更长一些（大11岁），因此我们认为钱松才是篆刻史上“皖浙横站”的发端。也就是说，他是浙派突破转型的先行者，只是因为早逝，“皖浙横站”第一人的名头才落在了赵之谦的头上。
钱松还有一点强于赵之谦，就是他的作品足够多，仅钱松为自己的好友兼弟子胡震就刻有一百多方，这对于一生只留下不到四百方印的赵之谦来说，完全可以称得上多产，本文读的这方“丁丑鼻山”即属钱松刻赠胡震的印：
（钱松“丁丑鼻山”）
胡震（1817—1862），字听香，一字伯恐，不恐，荄甫，号鼻山，别号胡鼻山人、富春大岭长，清代富阳庆护里(今环山乡)人。曾侨寓上海，喜篆刻，见到钱松的作品后大为惊服，遂拜钱松为师，因为他比钱松尚年长一岁，因此钱松一方面倾囊相授篆刻技艺，一方面以朋友相交。这里的“丁丑”指的是胡震的生年1817年，显然，这是钱松为胡震刻的生年私印，这是双面印的一面，另一面是白文印“胡震伯恐”。
（钤有这方印的胡震书法）
读印
我们说过，“三疏一密”的四字印最难刻，因为字形疏散的三个字容易在印面切割出大量的不规则留空，这会使印面失去秩序，因此显得凌乱。但这方印却是化解“三疏一密”难题的经典印作之一，乍见之下，我们会觉得这方印稳定、大方，印面团聚，秩序井然，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对角呼应。这方印呼应难度较高，钱松安排巧妙，利用“丁”和“山”两字在字形上的“倒影”关系组成对角呼应，既增加了审美元素，又使印面团聚有力，毫无松散之感，唯一独立于“粘连”之外的“山”字，既显得端正，又丝毫不显突兀，端正是因为它的底边是平行于印边的横线。不显突兀是因为“倒影”呼应，既使它与对角的“之”字产生了视觉联系，又使这两个字在空间划分上也同样形成呼应关系。如图：
（字形与留空的对角呼应）
其实，“丑”字改变篆法之后，上部的四个留空被完全“方化”，它与与“鼻”字有留空上的呼应因为“鼻”字也改变了篆法，上部的“自”改变成了“田”，这种呼应既达成了印面的团聚，又全使“丑”字的留空趋向规则，从而避免了“三疏”带来的不稳定感。这种改变篆法以达成空间“方化”是化解字形留空不规则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图：
（改变篆法形成的呼应）
第二个原因：粘（黏）连。印文的粘连分两种，一种是与印边的粘连，其目的多是为印面不稳字的字（即弧线多的字，站不稳的字）寻求印边的支撑，因为印边或横平或竖直，是最稳定的坐标参照。一种是文字与文字之间的粘连，其目的是为了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字互相支撑，形成“板块”，从而达成相对的稳定（如同众多的小船连成一片，在水面上的稳定性会增加）。
这方印里，这两种粘连都存在，如图：
(粘连）
粘连1和2属于印内文字之间的粘连，其作用是加强了印面左右两侧的联系，使印面更为团聚，当然，因为有上述呼应关系的存在，这两处粘连只是轻微的。粘连3是字与边框之间的粘连，其作用是消解“丁”字的“摇摆感”，实际上，粘连1和2也同样起消解“摇摆感”的作用。粘连4和5则分别是文字与文字以及文字与边框的粘连，其作用在于加强“丑”字的端正感（“丑”字不易刻正），特别“丑”字长长的尾笔向左侧平伸，使印面活力顿生，它与边框的粘连，为“丑”字找到了支撑，使它更端正了。
“山”字很独立，上面说了，它本身就是端正的，不需要其他字的助力，并且，它与“丁”字有呼应，它在视觉上并不“孤单”。
当然，这方印还是一方经典的浙派印作，浙派的特征依然明显，比如：以切刀完成（钱松独创的有少量“削”的存在），线条方圆兼济，转折处外方内圆等。但这些都是浙派印作的共同特征，这里就不再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