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过草地的时候，一军团干部做了一件伤害三军团感情的事

重伤员的处理，历来都是很麻烦的。如果是在战线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还可以后送到后方的野战医院进行救治，但是如果是在突然的行进中与敌人遭遇，或者是被对手打垮，就经常会出现来不及转运伤员就匆忙撤走的情况，这些重伤员就会成为对手的俘虏，或者是被敌人直接杀死。

比如淞沪会战中，初期展现比较稳定的时候，基本上都可以将重伤员后送到野战医院进行救治，不过当时国军的野战医院救治水平有限，所以大部分重伤员最后的结果都是死了。只有比较高级的军官才能在负伤之后被尽快后送到后方比较好的医院进行救治，才能存活下来。淞沪会战中受伤的高级军官，主要是在外国教会在上海办的医院里进行救治。

我军从苏区到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如果是在有稳固后方根据地的情况下与敌人作战，大部分重伤员都可以及时后送到后方进行救治的，尤其是重要的干部，都能够得到尽可能的救治，虽然条件有限，但都会尽力救治，比如粟裕多次负伤，就都通过在后方救治活下来了。这也是战士们普遍不太愿意脱离根据地进行无后方作战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后方，所以一旦负伤，尤其是重伤之后，往往只能就地安置在群众家中，这就意味着从此脱离了革命队伍，而在敌人打过来之后，也很容易被搜捕出来加以杀害。

1948年粟裕在对中央渡江南进的命令“斗胆直陈”的时候算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跃进到江南之后，是无后方作战，所以每次战斗中的轻重伤员都只能就地安置，而无法带走，就会造成部队的绝对减员，这种减员就很可惜。之前粟裕在抗战后期率部在莫干山一带作战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情况。所以，粟裕认为与其脱离解放区进行无后方作战，不如在江北作战划算，因为在江北打大仗，我军伤亡一个人，至少可以消灭敌人三个人。

长征时这种情况就尤其严重，因为是脱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所以完全是无后方作战，每次战斗减员中的轻重伤员，如果无法自己行动，就只能就地安置，从而造成大量的战斗减员。所以，几乎红军沿途经历过作战的地方，都安置了一些伤员。我曾经有个同事的爷爷是老红军，是湖南人，但是却在贵州遵义生活，就是跟着长征的队伍到了遵义，作战时负伤，就地安置后就脱离了队伍，伤愈后就在当地一直生活，也没有回到湖南去。

在长征中过草地的时候，一军团有一个部队在后面担任后卫，同时也要负责收容前面掉队的伤病员。但因为过草地的时候条件非常困难，衣食无着，食物尤其紧张，也缺乏医药，而一个重伤员至少需要两个战士来抬，严重影响行军速度。因此，一军团的几个干部曾经自作主张，杀掉了几个重伤员。这件事也是后来一军团干部与三军团干部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军在抗战时期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时间还来得及，就会尽可能带走伤病员，后送到后方野战医院进行救治。不仅如此，日军还会尽可能的将阵亡军官和士兵的耳朵、手指割下带走，将尸体集中起来焚烧或者掩埋，然后再撤退。但在战败的情况下，仓皇退走的时候，也同样来不及带走重伤员，只能就地处理，其实也就是直接烧死或者杀死。比如常德会战之后，国军追击时就发现过一股日军小部队将几十个重伤员集中在一间房子里，准备烧死，刚好国军打过来了，日军仓皇退走，国军就将这些日军伤员救下来了。

抗战后期，因为日本兵源紧张，大量征发普通老百姓参战，所以老百姓的厌战情绪是比较重的，战斗力和战斗素养也都比不上那些抗战初期的老鬼子。同样，在战争初期，因为日军作战比较顺利，所以遗弃重伤员的情况不太多，而到了后期，日军战斗力和战斗素养都严重下降了，撤退的时候纪律也比较差，遗弃重伤员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至少是比战争初期要多了很多。这也是后来一部分日军老兵反战的原因。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很快就发现志愿军纪律很好，而且确实是优待俘虏。所以，美军在被志愿军击退，被迫撤退的时候，如果来不及带走伤员，就会主动把伤员从原本隐蔽的地方抬出来，放在大路边比较显眼的地方，主动送给志愿军，让志愿军去救治。李奇微的回忆录也承认，在对待战俘和美军伤员方面，志愿军做得非常好，而且志愿军经常自己节约口粮，来给战俘和被俘的伤员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