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举人、贡生和监生入仕初探
马镛
摘要：清代的举人、贡生、监生人数众多，清统治者为他们进入仕途分别设立了拣选、截取、大挑、就职、考职等多项制度。目前对举人、贡生和监生的入仕制度尚少研究，本文尝试探讨清代举人、贡生、监生入仕制度的推行，并根据对部分清人履历的统计，探讨这些制度的实施效果。
关键词：清代举人 贡生 监生 入仕
在清代，竞争官职者大大多于可供安排的职位，是一个常态。原因在于，全国的官职是个常数，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时，全国“通计各省知县，共一千二百八十五缺。”[1]而作为官员主要来源的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其总量则是个变数，随着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进行，他们的人数必然越来越多。虽然他们的就业有设私塾、执教书院、入幕等各种途径，但毕竟以入仕为最佳选择，所以形成千军万马争过入仕独木桥的局面，加剧了士人的竞争。
在科举人群中，举人、贡生和监生的人数众多，清统治者为他们进入仕途设立了多种制度，以缓解壅积。目前对清代举人、贡生和监生的入仕问题尚少研究，未见有专门的论述。本文尝试探讨清代举人、贡生和监生入仕制度的推行及其效果，以求教于方家。
一、举人的入仕途径
清代举人人仕，主要有拣选、截取、大挑等途径：
其一，拣选。在顺治年间，就有对下第举人的拣选制度，顺治初“原定：举人会试下第后，愿就选者，考授推官、知县、通判等官。”[2]随着举人数量的增多，顺治九年（1652年）改为举人“会试三科为
限，以推官、知州、知县考用。”[3]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为：“旧例举人会试三科，乃准拣选，就教者不拘年分。今将远省举人酌议仍旧，其余直隶近省举人，会试五科，方准拣选；会试三科，方准就教。”[4]直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吏部才恢复为：直隶等九省举人，会试三科不中，准其拣选知县。一科不中，改就教职者，以州学正、县教谕补用。[5]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又改为：“各省拣选举人，俱停其考试，远省一科，与近省五科者，照乡榜名次先后挨序，四科、三科者，照其科分先后。若科分相同，则照名次先后。若名次相同，则照省分次序，逐科分榜注册挨选。嗣后一科与三科之人，俱照乡试名次为序。”[6]从此，对举人的拣选主要看科分和乡榜名次、省份的远近与次序，不再进行考试。所谓远省、近省，以及省分次序，在《钦定大清会典》中有具体的规定：“汉举人以福建、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远省，余为近省。远省于会试一科后，近省于会试三科后，赴部拣选注册，除国子监监丞、博士、翰林院待诏、知县、直隶州州同，远省率早近省两科。以科分名次为先后，名次同者，以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之次为先后，入月选。”[7]
举人经过吏部的拣选，年力精壮者以知县注册，年力就衰者以教职注册，此后还需在籍长期等候官职，许多人需等候十几年乃至二三十年之久。许多举人等到获官时，已年力衰退。如乾隆九年（1744年）吏部尚书讷亲奏言：“臣此次奉差外出，于经过州县询以地方事务，有尚能对者，竟有茫然不晓者，问其出身，多远科举人，或精力就衰，或见闻本陋，以该员等之材质观之，即使勉强供职，其于地方必多贻误。盖远科举人需次常二十年，去拣选之日已甚久。”[8]拣选最大的弊端也就在于此。
其二，截取。所谓截取，就是朝廷划定一个范围，在此范围内的举人可以赴吏部登记候选。雍正元年（1723年）题准：“现在截取丙戌科以前拣选举人，听其赴部照例铨选。其余无论已未就拣选之员，除一科之外，行令直隶各省督抚，每于乡试事竣，会同主考官，将情愿就知县者传集，秉公验看，凡年力精壮、可以作县者，令督抚据实照依科分名次先后，汇造总册，给文各员，赴部铨选。”[9]自乾隆七年（1742年）开始，一般每次截取三科：“远近省举人知县，届应截取之时，每次截取三科，俟选用将完，再行具题截取。”[10]
其三，举人大挑。乾隆以后，举人数量庞大，候选时间漫长，经拣选和截取获官者很少，故商衍鎏先生说：拣选“乾隆间仅成虚名，廷臣屡言举班壅滞，谋疏通之法。”[11]在这种背景下，清统治者对拣选制度加以改造，形成举人大挑制度。
乾隆十七年（1752年）八月乙卯，因皇太后六旬恩科，下诏拣选下第举人：
今岁万寿恩科，各省计偕云集，而中额所收，例有定数。其下第举子中，有年力才具可以及时录用者，特予格外加恩，拣选引见，分别以知县试用，教职铨选，俾得早列仕版。目今巡幸塞外，若俟回銮再行拣选，未免守候需时。著在京总理事务王大臣，及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尚书舒赫德、刘统勋、孙嘉淦，于会试揭晓后，即行会同拣选，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候朕回銮以次引见。其年在七十以上，难以复图进取者，并著该部查明具奏，候朕酌量加恩。仍豫行晓谕各举子知之。[12]
当时虽未有举人大挑之名，但这种在会试后汇集下第举人，派王大臣挑选，分别以知县试用和教职铨选的做法，则是大挑的基本内容。因此乾隆十七年的挑选，被认为是清代实施举人大挑之始。
举人大挑之名，官方记载首次出现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是年奏准：“本年大挑，大省一百八十名，中省一百二十二名，小省七十六名。”[13]
大挑最初是一种“格外之恩”，属偶而为之，但从乾隆中期开始逐渐制度化，至嘉庆初期，举人大挑逐渐形成一套较稳定的制度措施：
大挑的时间：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每隔六年举行一次。一直延续到嘉庆中期才出现延迟的现象。
大挑的对象：乾隆时期定为把近四科举人扣除不挑，自嘉庆五年（1800年）后，改为扣除近三科举人不挑。[14]从此，大挑一直以近三科以上会试下第的举人为对象。
大挑的标准：以年龄和体貌为去取的主要标准。由于参加大挑者都是多次会试下第的举人，年龄大多偏大，精力不济，所以大挑首重年龄和健康状况，其次则以相貌和言谈应对能力为挑选的重点。据商衍鎏叙述，大挑合格者“须言语详明，于时事吏治能述其梗概，素有研究者即挑取，所谓人文并选，身言之试也。”[15]这些大挑标准的设定，可能是为了适应入选者将要从事州县事务的实际需要。
大挑的任用：大挑入选者分为二等，一等者以知县试用，二等者以教职选用。一等者除了知县以外，还有多项出路，可以借补州同、州判、县丞经历、盐库大使、河工等官。道光、光绪年间大挑一等者也有被派去试用河工的。
大挑优于拣选、截取的地方，就在于大挑一等者可以直接分发各地试用，不必到吏部去候选，减少了等候的时间。但由于各州县官职很有限，即使大挑一等人员也并非全都能立即分发试用，据吏部的规定：“大挑一等人员掣定省分后，按科分名次，将名次在前者先分发一半，给照赴省，其名次在后者，暂令回籍，吏部将各员姓名、籍贯、科分、名次知照各省，俟大挑班补用一员（连前次大挑未补人员一并统计），该省即咨取一员。”[16]
大挑试用后的甄别：大挑一等举人分发到各省，试用一年，须通过该省督抚对之进行的甄别，才能实授官职。但督抚为图省事，或为取悦于众人，往往不详加甄别。为此，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曾谕令各省督抚，将拣发举人详加甄别，其有实在难胜民社之任者，酌量改教、给衔。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再次下诏，要求各省督抚对大挑一等试用举人察其才具，严加甄别，“其人果能胜民社之责，自应补用知县。而拘执无能，或年老者，即当以佐杂、教职等官改补。”[17]
大挑的人数：每次大挑的人数不等，乾隆中期人数最多，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一等举人八百四十七名，二等举人一千一百五十一名。[18]两者相加近二千名。光绪时被挑取的人数已大为减少。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大挑，一等者仅三百六十三名。[19]
其四，考取官学汉教习、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等。
1、考试官学汉教习。清代为满族开设了多种官学，如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等。这些官学都教授满、汉语言文字和骑射，其中需用汉教习的，就从进士、举人等当中选取，尤注重录用举人。嘉庆十七年（1812年）议准：“嗣后咸安宫官学汉教习九缺，仍照例兼用进士、举人。至宗学汉教习八缺，觉罗学汉教习十五缺，景山学汉教习十二缺，共计三十五缺，专用举人。”[20]上述汉教习的选用，从会试荐卷内挑补，还有通过考试录取的。
2、考试内阁中书。内阁中书，是内阁从事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的官员。清沿明制，在内阁中置中书若干名，为从七品，由举人考授，或由特赐。进士经朝考后也可任内阁中书，但大多从举人中选拔。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议准：“向例考试中书，阅字与阅文并重。惟本人书写迹涉嫌疑，嗣后即于会试荐卷中挑取，以四十名为额，再备取二十名。主考同知贡举各官，将拟取之卷进呈，交与礼部，转交该衙门传集，随同新进士带领引见，恭候钦定，交与吏部照例选用。凡会试之年，倘内阁需人，即咨明礼部照例办理。”[21]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开始，改为由吏部专场考试录用。[22]
3、考试国子监学正、学录。国子监是清代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学正、学录是国子监教学的低级官员。乾隆初，该员缺也从会试下第的举人试卷中选取：“学正、学录由国子监先期咨明礼部，于会试墨卷内不分呈荐，仍令主考、同考各官校阅录取十数名，随同新进士引见记名，交与吏部，每遇一缺按名次先后传齐三人，带领引见补授。”[23]到乾隆五十五年，与内阁中书一样改为通过考试录用。
二、贡生、监生的入仕途径
贡生、监生的入仕，有朝考、考职、考试教习、考试誊录等多种途径：
其一，拔贡、优贡朝考。拔贡，沿明代选贡之制，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举行，顺天六人，直省府学二人，州县学各一人。雍正五年（1727年）起，每六年举行一次。乾隆七年（1742年），“帝以拔贡六年一举，人多缺少，妨举人铨选之路。且生员优者，应科举时，自可脱颖而出，不专藉选拔为进身。改十二年一举。遂为永制。”[24]拔贡朝考一、二等者，分别以知县与教职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定，朝考优等者兼用为七品小京官。
优贡始于顺治二年（1645年），是年“令直省不拘廪、增、附生，选文行兼优者，大学二人、小学一人送监。”[25]由于只是选拔至国子监肄业，并不直接授职，所以其吸引力并不大。同治二年（1863年）始议定，自甲子科开始，廷试优生，“考列一二等用知县、教职，三等用训导。”[26]自此优贡生也可以通过朝考而任官了。
其二，岁贡就职。清初有廷试岁贡生之制，廷试录取者可以任职。康熙二十六（1687年）年停止岁贡廷试，改为“其后但由学政挨序考准咨部，选授本省训导。”[27]
其三，五贡就职。清代贡生中，恩、拔、副、岁、优贡这五种贡生被称为“五贡”，属“正途”出身。而捐纳贡生、监生（即例贡、例监）则属“异途”出身。嘉庆以后，“凡朝考未录之拔贡及恩、副、岁、优贡生，遇乡试年，得具呈就职、就教。”[28]五贡就职，不必通过考试，只需学政会同巡抚验看，主要看年龄和身体状况，如年力精壮者，即咨部依照科分名次先后注册。恩、拔、副贡“俱以复设教谕先用。岁贡亦照年分先后，系同年者遇缺吏部亦代为掣签，以经制复设训导选用。优贡附于本年岁贡之末，系同年者遇缺亦代为掣签选用。”[29]恩、拔、副贡年富力强者还可就职直隶州州判。
其四，贡监考职。乡试之年的五月，进行贡生、监生考职，收考的范围包括正途贡生、监生和捐纳贡监生，只要未就职、就教，都可以送考，按考试成绩分为三个等次候选：“恩、拔、副榜贡生，考取一等者候选州同，二等者候选州判，三等者候选县丞。各省岁、优贡生，考取一等者候选主簿，二等者候选吏目，俱照考案年分名次另立一班，归于双月选用。”[30]各省捐纳贡监生，“考取一等者候选主簿，二等者候选吏目，仍与从前考职人员较年分名次挨选，均毋用另行截取。”[31]
贡生、监生就职和考职的去向，都是州县的低级官吏，即所谓“佐贰”官员，但毕竟有了进身的台阶。
其五，考试官学汉教习。与举人一样，贡生也可以考试教习，但捐纳贡生、监生不能应考。嘉庆十七年（1812年）定：“八旗官学汉教习三十二缺，专用贡生。至八旗官学教习，专用正途贡生，凡例贡及廪生捐贡均不得与。”[32]
其六，考试誊录。清代陆续设置许多修书机构，如国史馆、实录、方略、会典各馆，所需的书写誊录人员颇多。凡遇招考时，贡、监、生员等都可以应考，举人如果愿意也可应考。除了通过考试招收誊录以外，清代还多从乡、会试的落卷中挑取。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从乡试落卷中挑选：“四库全书、荟要二处誊录，著在京闱乡榜后，即落卷内择其字画匀净、可供钞录者，酌取备用。交与吏部，按照名次拆卷填注，出榜晓示，注册挨补。”[33]此外，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六年（1811年）还从巡幸召试的士子中招收誊录[34]。誊录并非正式官员，清代大部分誊录是没有“公费”的，需要自备资斧。但五年期满以后，可以通过“议叙”得官。实际上确有许多誊录期满后获得官职，如光绪六年进士史继泽，在考取进士前是“试用训导，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35]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王安定，在考取进士前是“会典馆誊录，议叙分省补用知县，五品衔。”[36]所以有不少举人、贡生、监生愿意应考誊录。
从上述制度规定来看，举人、贡生和监生入仕时所任的职位有多种，但主要集中在非正式职位和下级官职。如王德昭所说：“清代入仕，进士和举、贡判若两途。进士内除授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六部主事、内阁中书、鸿胪寺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监丞、博士、助教、太常寺博士；外除授知州、知县、推官、教授等职。举人经拣选、考职或大挑，乃得任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知县、州学正、县教谕等官。优、拔贡生、荫生和其他贡监考职，比之举人，更等而下之。所以清代有'科甲进士，高自位置；他途进者，依附从人’之说。”[37]
三、从履历看举人、贡生、监生的入仕情况
上述清代举人、贡生、监生的各种入仕制度，其实施效果如何？清代各种乡试、会试同年齿录中的履历，是反映举人、贡生、监生入仕情况的第一手资料。现存清代乡试会试同年齿录与朱卷一样，多为晚清时期的，但履历中有其曾祖、祖和父三代的简历，其中有一部分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仕宦的资料，可以反映清代前期举人、贡监生的的入仕状况。笔者从21科会试同年齿录[38]，4644份进士履历所包含的13932名祖上三代资料中，查到举人、贡生、监生共4050人，约占13932人的29.07％。其中举人770人，贡生1252人，监生2028人。他们的简历中有少数注明考取举人或贡生的时间，在曾祖辈中，康熙时期10人，雍正时期11人，乾隆时期90人，嘉庆时期39人；在祖辈中，康熙时2人，雍正时4人，乾隆时78人，嘉庆时63人，道光时63人，咸丰时10人，同治时4人；在父辈中，乾隆时65人，嘉庆时54人，道光时95人，咸丰时41人，同治时37人，光绪时10人。大部分简历没有标明获中举、贡的时间，但大体上曾祖和祖辈较多地反映道光以前的情况，父辈多反映道光以后的状况。
在统计中，本文未将候选和候补官员纳入有官职者的范围。清代内自郎中，外自道员以下的官员，凡初由考试或捐纳出身，以及原官因故开缺，依例起复，皆须赴吏部登记注册，等候选用，称为候选。候选者由吏部汇总名单，根据他们的职位、资格、班次，每月抽签一次，分发到某一部门或某一省份，听候委用，称为候补。候补官员中，有的实际上是在职者，只因为官位没有空缺，所以或留任候补，或已在地方试用，或已在部院行走，或署理某一官职之事，或被上司“委用”于某一工作。但也有一些在各省或各部赋闲候补。候选、候补官员有的后来获得官职，有的则终身未获一职。所以本文未将候选、候补官员统计进去，但候补官员中，有的或已署理某一职位，或已得到委用，或已在地方试用，或已在朝廷某部行走的，则纳入有官职者的范围中。统计结果如下：
在曾祖辈中，举人166人，其中有官职者111人，占166人的66.87％；贡生320人，有官职者74人，占320人的23.13％；监生717人，有官职者18人，占717人的2.51％。
在祖辈中，举人241人，其中有官职者164人，占241人的68.05％；贡生386人，其中有官职者99人，占386人的25.65％；监生681人，其中有官职者20人，占681人的2.94％。
在父辈中，举人363人，其中有官职者261人，占363人的71.90％；贡生546人，其中有官职者174人，占363人的31.87％；监生630人，其中有官职者47人，占630人的7.46％。
如果将三代合起来计算，则举人770人当中，有官职者536人，占总数的69.61%；贡生1252人中，有官职者347人，占总数的27.72％；监生2028人中，有官职者85人，占总数的4.19％。显然，举人、贡生、监生的入仕率相差很大，尤其是举人与监生相差悬殊。
清代监生多称为“太学生”或“国学生”，张杰指出：“'太学生’是清代捐纳'监生’的雅称。”[39]本文将太学生和国学生也计入监生之内。清代监生名义上虽为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但多为捐纳生，文化程度不佳。如雍正元年（1723年）礼部尚书陈元龙在奏疏中说：“国子监生皆由捐纳入监，能文者稀少。”[40]大多数监生并未入监学习，而是通过捐纳获得监生身份，作为应科举考试或谋取官位的条件，故其身份不为人所重，在入仕上历来居于不利地位。
如上所述，举人、贡生和监生入仕时所获官职，都有具体的规定，入仕起点都很低。他们的仕宦前景如何？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的终仕时的官职来探究。笔者分别查了上述进士履历中曾祖辈和祖辈举人、贡生和监生的终仕职位。我们之所以不把父辈举人、贡生、监生包括在内，是因为在进士书写履历时，他们的父辈有一部分尚在为官，未能体现其终仕情况。经查，发现举人大多官至知县（84人）、教谕（41人）、训导（23人）、知州（16人）、州学正（12人）、教授（8人）、知府（8人）等；贡生大多官至训导（39人）、教谕（36人）、知县（17人）、知州（10人）等。监生为官者很少，但他们除了不能任教官之外，任职和贡生基本相同。
总的来看，举人、贡生和监生在仕途上多止步于中低层次官职，但也有少数举人、贡生官至尚书、巡抚、营守备、总兵等高级文武职位。如咸丰二年进士胡履吉的曾祖胡宝瑔：“雍正癸卯举人，原任河南巡抚，晋兵部尚书，谥恪靖。”[41]光绪十八年进士王得庚之祖王金鎔：“道光丁酉科拔贡生，朝考一等三名，刑部七品小京官，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京察一等，记名繁缺知府，内阁侍读学士，历充刑部提牢厅提牢，秋审处提调。”[42]即使是监生，也有少数官至知府、郎中等中级官职。如同治十年进士孙禄增之祖孙有孚：“太学生，历任山西绛州、忻州直隶州、潞安府同知，平阳府知府，军功随带加一级。”[43]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张应济之祖张企禹：“太学生，刑部山东司员外郎，广西司郎中，钦命热河刑司，记名知府，湖北督粮道。”[44]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统治者为举人、贡生和监生设置了多种入仕途径，使人数众多的中低层次士子有上进之路。但因僧多粥少，和举人、贡生、监生各自文化程度的不同，入仕的机率相差很大，他们的官职也呈层次性，但大多为中下层职位，以知县和教官为主。在仕途上，举人、贡生和监生都有一定的升迁空间，但多数上升的幅度不大，少数人有机会升至中高层官职。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清代乡会试同年齿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9YJA770016。
注释：
[1]《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四十七，乾隆三十年十月辛酉。
[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4]《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十五年五月戊申。
[5]《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一，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丙戌。
[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7]《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8]讷亲：《酌定举人拣选之法》，《皇清奏议》卷四十，民国影印本。
[9]《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10]《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11]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12]《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一，乾隆十七年八月乙卯。
[1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五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14]《清仁宗实录》卷七十六，嘉庆五年十一月辛巳。
[15]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16]《钦定吏部铨选则例》卷二，光绪十二年刻本。
[17]《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六十三，乾隆五十五年九月癸卯。
[18]《清高宗实录》卷七五九，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卯。
[19]《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九，光绪十五年四月甲申。
[20]《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2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五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2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五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23]《钦定吏部则例》卷五，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24]《清史稿·选举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12册，第3106页。
[25]《清史稿·选举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12册，第3106页。
[26]《清史稿·选举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12册，第3107页。
[27]《清史稿·选举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12册，第3105页。
[28]《清史稿·选举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12册，第3109页。
[29]《钦定吏部铨选则例》卷四，光绪十二年刻本。
[30]《钦定吏部铨选则例》卷四，光绪十二年刻本。
[31]《钦定吏部铨选则例》卷四，光绪十二年刻本。
[3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3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六，光绪十二年刻本。
[3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六，光绪十二年刻本。
[35]《光绪六年会试同年齿录》。
[36]《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同年齿录》。
[37]王德昭著：《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56页。
[38]这21科会试同年齿录为：嘉庆十三年、道光二年、道光三年、道光六年、道光二十四年、同治十年、咸丰二年、咸丰九年、光绪二年、三年、六年、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九、三十年会试同年齿录。其中光绪二年、十二年会试同年齿录资料不全。
[39]张杰著：《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7页。
[40]《钦定国子监志》卷三十五，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41]《咸丰二年年会试同年齿录》。
[42]《光绪十八年会试同年齿录》。
[43]《同治十年会试同年齿录》。
[44]《光绪二十四年会试同年齿录》。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