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光照一代的印学开拓者——《去疾印稿》序

来源：上海韩天衡美术馆

光照一代的印学开拓者

——《去疾印稿》序

韩天衡

在当代篆刻界，方去疾先生是杰出且重要的一位大家（图一）。就我的认识，他在印学（包括篆刻）领域里的贡献至少是有三个方面。

图一 《去疾印稿》书影

一、钩陈索玄，梳理流派，正本清源

自19世纪末叶始，中国对周秦两汉玺印的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可是，隋唐之后八代之衰的明清流派印章，在这一时期依旧是被忽视和冷落的，而今要论及对这上下五百年流派印章的踏实研究，方去疾当是执牛耳的一位。诚然，研究秦汉玺印与明清流派印章的课题有着殊多的差异点，而它们又同样是重要和必要的。

自明季至民国所流传的1500种印谱和200种印学论著里，序跋数千篇，文字数百万，给人以新意和深意的文字着实不多，甚至还有不少贫瘠、无聊、空乏、荒谬，以至于误人欺人的论说，这些文章同辉煌的明清流派印章艺术是极不相称的。方去疾自少壮时期即从积累和考证实物等第一手材料入手，致力于对流派印章艺术的研究。在研究中，他既尊重旧说，又不迷信陈言，而是用坚定的信念、冷静的目光、严谨的工作态度恢复和揭示历史的真面目。譬如，对诸多印坛老手都素觉隔膜的明末清初阶段的印史，他以四十年精力所聚，梳理分析，比较鉴定，去伪存真，使文彭、何震、苏宣、汪关、朱简等一大批篆刻家的作风得以廓清；又如，对被后人列为“西泠八家”之一的钱松，他从艺术风貌上加以剖析，无可辩驳地指出，钱松是区别于浙派风格而自辟径畦的大家……这类研究成果在他1980年编订出版的《明清篆刻流派印谱》（图二）一书中充分地作了揭示。平心而论，这是明清篆刻研究领域中第一次，也是最集中的一次突破性总结，是大有功于印坛的。如果说，在对秦汉印的研究方面，我们不应当忘记罗振玉、罗福颐的业绩的话，那末，在明清篆刻流派的研究方面，我们应当同样地记住方去疾。

图二 《明清篆刻流派印谱》

二 师心前贤，离迹出新，自成家数

方去疾是一位吐纳百家、转益多师的学者。他对周秦两汉、魏晋六朝以及明清印人的妙谛和短处都了如指掌，且不偏不诬，论说公允。他敬重和学习一切表现手法不同甚至对立的创新家。然而，在他看来，真正的敬重和学习，无过于对往昔的篆刻大师们师其心而离其迹，即以传统精华为基点，吸收、消化、发扬，去开创与前贤精气神韵一脉贯通，而风格相貌迥然不一的新面，以显示出特定时代篆刻大家的作品所体现的鲜明强烈的时代感。

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今日之传统，曾是昨日之新面，今日之新面又必成明日之传统。今日之新无不是扎根、生发于昨日之新（或称传统）的土壤上。要想对传统作超阶段的跳越，或是作彻底决裂的脱钩，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谁轻视这辩证法，辩证法就会无情地嘲弄他。所以，花大力气，结结实实地去“打桩”，始终是建造新的大厦必不可少的基础和首要环节。

为出新而“打桩”。方去疾有扎实的功底。他自14岁就开始用心揣摩和临摹汉印。在这本印谱里，我们能读到他16岁时所刻的印章，就中洋溢着浓郁而老成的秦汉意韵。

为了出新，他别出心裁地剖析过古封泥印的精义。在28岁时，他时常将临摹的秦汉白文印钤按于石膏块上，从而验证和寻味秦汉印与其封泥之间共通的艺术情趣和表现手段，力矫时人学步邯郸之失。《四角亭泥古》一书（图三），即是他在这一阶段所作探索的历史印迹。篆刻是以临摹古鉨印作为入门唯一手段的。泥古，才能得到传统的精华，得到历史递传的信息；可是一味地泥古，却会使印人在恋古、崇古的摹拟心态中裹足徘徊，给前进出新带来阻力。只有泥古又出新，艺术才有生命力。方去疾是朝朝暮暮无不为出新而泥古，并在泥古基础上出新。

图三 《四角亭泥古》

为了出新，他印内求印，徜徉神游于三千年印史长河之中；为了出新，他更注意印外求印。他曾仔细地排比古来印家所走的各自蹊径，冀图避同立异，明白自我行进的路标。为了加深对秦汉印本源的追溯，他曾对秦汉铜器、碑版中的文字、图案等无数第一手实物资料作过深入的综合研讨。因此，他早年纯正雅驯的追秦抚汉作风，到中年以后一变为倚侧清奇、顺势得气的作风。这作风前无古人，究其渊源，不仅是狭义上对秦汉印的推新出新，而且是更为广阔丰厚的、建筑在整个秦汉时代艺术风范基础上的对这一时代艺术总含量的濯古来新。换言之，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新，而是立足于博大精深意义上的出新。

综观流派印章发展五百年的起伏历程，出新不是一个人心力之所能至，而是一代人群起携手奋斗而结出的硕果，明末诸贤，乾嘉浙皖，清末六家……都透露出这一消息。20世纪40年代，在偌多印人以泥古为能事之际，年轻的方去疾就开始蔑视陋习，力排陈腔，主张印章当寓古于新，有古更当有我。他的见地，以及他所处的有利环境，在当时有可能也影响到一批印人，如钱厓、来楚生这些年长于他的印人，也在与他的交往和“怂恿”下，逐步产生了与故我决裂的决心。在彼时他们或以日课印作聚合在“四角亭”细加推敲，或以时获新作飞书于他，希望他“直言相谈”，提供意见。他们相互切磋，相互启迪，点燃和蔓延起出新的火焰。他们在这一片仅枣栗大小而又广袤浩瀚的印章世界里，艰辛而欢悦地寻觅着各自的新天地。真诚的寻觅总是大有收获的。钱厓的雄恣天成，来楚生的险峻争难，方去疾的清奇历落，正是这一时代篆刻出新的几颗光耀天庭的明星。

三 去其玄奥，授人以法，普及印学

老辈来楚生曾对我表白过这样的意见：“书法难懂，刻印更叫人家难懂，有些人刻印一辈子还不懂刻印。”的确，篆刻艺术采用的古文字和其他特殊性，深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加之，数百年来文士们高深而迂阔的议论，更使这门艺术增加了神秘、玄虚的色彩。因此，印坛传统的传授教学方式，也近乎玄学，师长课徒，或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或阔论高谈，不着边际，不得要领，使学生心塞目眩，举刀彷徨，不知去从。传道者道不传，解惑者惑难解，这种沿革下来的缺乏科学性的旧教学方式，不能不影响到篆刻艺术的普及、提高。

艺术总是深奥的，而化深奥为浅显、为明白，给人以步入殿堂的台阶是必需的。如果师长不能把一门学问浅显、明白地表述、传授给后辈，那么，不是出于他自身的浅薄即是出于保守。对于教学上的这一弊病，方去疾是深知其害，且一贯着力于更变的。方去疾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留心总结出一套从篆法、章法、刀法诸方面，进行有条理、有脉络可循的科学剖析，从而辨别篆刻作品的高下优劣、可望可学的方法。以篆法、章法为例，“牵一发而动全身”即是他科学教学的基点，把一印一字及一笔的疏密、方圆、敛放、正侧、细粗、短长、俯仰、曲直、向背、顺逆、刚柔、轻重、枯润……都置于全局的协调中权衡，从而客观地筛选出理想的处理方法。譬如他曾经为创作一方“竹佛龛”（图四）鸟虫篆印而殚思竭虑。其间，“佛”字之“弗”多横直交错，而过多的交错点的显现，势必有损于婀娜多姿、移步换影的美感。为了创作此印，他先后拟写墨稿几十遍，最后，在和而不犯、虚实映带、顾盼含情的基础上获得了完美的表达。他在这方面的探求和总结是不胜枚举的。而所有这些又都成为他由自悟而最终达到悟人的教学实践。

图四 竹佛龛 方去疾

方去疾性格内向而讷于言说，他的教学一如他的为人，没有华丽的词藻，空乏的说教，唯有少而精、实而真的“门道”。后生的习作一旦置于案上，他在沉思片刻之后，即准确地点出其缺陷及其缺陷对全局构思的影响，又进一步提出可取的纠正方案，传之以理，授之以法，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后生一经点明，如拨云见天，茅塞顿开，心胸充实。聪慧者更是得其法门，举一反三，波推澜助，技艺精进。在方去疾严格、真挚的指授下，一大批中青年印人受惠莫大，成长迅速，成果喜人，对上海乃至于当今全国兴旺日隆的印坛产生着不可轻估的积极影响。是的，方去疾在篆刻教学、培育英才方面的功德同样是不可没的。

方去疾以长期的心力倾注于印坛，廓清印史、出新印风、普及印学，组合成他事业的全部。

方去疾先生如今在印坛上已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治印对他来说始终是严肃的创作而非轻率的“应酬”。他每每为一印的立意构思而辗转反侧、苦诣经营，一笔不妥、挂刀三月是常有的事，而一旦成竹在胸、捉刀风生，则一挥而就，不屑文饰，遂成佳制（图五——十一）。因此，他生平治印不以量取而以质胜，这种对历史、对他人、对自己负责的学者之风，足可赞佩。

图五 万水千山只等闲 方去疾

图六 独钓寒江雪 方去疾

图七 功到自然成 方去疾

图八 韩天衡 方去疾

图九 风展红旗如画 方去疾

图十 风规自远 方去疾

图十一 玉宇澄清万里埃 方去疾

笔者在60年代初叶缘于方介堪老师的引荐，有幸在印学方面继而得到方去疾老师的谆谆教诲，对我或开诚布公，指点谬误，或秦汉明清，评说古贤，或刀落石开，倾吐心得……使我渐远混沌而艺有寸进，且侍于其侧，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感受良深。现就本人管见缕述于上，谫陋疏阔，偏差难免，尚乞去疾先生、篆刻同仁及广大读者正之。

1987年8月8日于北戴河

（完）

（本文摘自韩天衡《中国印学精读与析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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