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研究》2020年11期发表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郭文老师的学术论文“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特请作者讲述其论文创作的思路历程，带我们走入古老而神秘的翁丁……文章全文目前已可在知网下载阅读。
《地理研究》
1 “故乡”是难以释怀的血地
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有一句话，他说：“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翁丁并非我的故乡，但我从情感上愿意将她认同为我的“故乡”，因为那是一个可以被称之为“精神血地”的地方。
图1 进入翁丁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摄影：郭文）
翁丁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中缅边境，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这是一个从地级市临沧还要坐几个小时颠簸大巴才能达到的地方。近年来，伴随着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过程，翁丁在不断卷入全球空间复杂体系的同时，也在与全球化浪潮进行着冲突和协商。翁丁因此镶嵌在全球与地方、现代与传统等一系列流动性塑造的时空断裂与再建构网络之中。这一过程加剧了翁丁不可化约的神圣空间的娱乐化利用，引发了翁丁多元主体对空间和地方主体性的争夺，以及地方意义虚无主义的生产和差异化认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图2 作者（左一）和翁丁村民“闲聊”（摄影：村民）
2015年伊始，我在当地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对翁丁社会文化地理进行了持续5年的实地走访和跟踪访谈。在对翁丁调研过程中，三个故事引起了我的关注，即“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翁丁故事，犹如夕阳傍照，在多次进出翁丁千山独行的日子里，一直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也许就是对“精神血地”的乡愁吧！我对翁丁更多的思考是：为什么翁丁的空间实践会带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叠写与认同差异的鸿沟？这在本质上指向了什么？翁丁案例作为一个缩影，在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人们认识村落共同体发展具有什么启发？如何规避公共空间道德实践对地方的裁剪与掩饰？
图3 作者（右一）在翁丁佤王府调研（摄影：王丽）
2 流动性、旅游与地方
说起翁丁，就不得不先谈到佤族创世史诗《司岗里》。在翁丁佤族，人们至今还流传着《司岗里》创世神话。《司岗里》记述：“我们来自司岗里，嗯哼嗯哼嗯哼哼，原生的连姆娅……很古，很古。我们来自司岗里，嗯哼嗯哼嗯哼哼，岗和里哎岗和里，很古，很古。”世界之初，天地未分，翁丁先民居在“司岗”，“司岗”即“岩洞”之意。传说沧源是“司岗里”的诞生之地，翁丁无疑是神秘和深厚的。
图4 作者在沧源崖画寻找《司岗里》的古老记忆（摄影：王丽）
“神秘之地”确有奇妙之处。我一直认同，任何物体和地方都具有心性、道德、文化、情操、信仰、审美……每个人的个体空间观念之塑造，往往也会成为人们审视社会的载体。在翁丁几代先民的努力和“家”的空间实践中，石头是翁丁佤民最重要的情感依托之一。翁丁村民对石头的礼遇，更像是将此作为家园建造的物质基础和自然恩惠，以及具有情感的“地方”来看待。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现实性也在一定程度使“借石”成为翁丁人“造园”最初依赖大自然的媒介。石头因此在村民日常生活中也被赋予为神圣之物。在很多翁丁人的记忆中，石头还是唤起“地方”的情感之物。
2018年以来，随着流动的现代性在边缘世界的移动和中国旅游承载乡村振兴战略思维对地方的渗透，翁丁村的石头遭遇了传统与现代的地方协商，并以一种“重新塑造空间和地方”的方式，进行着实物与符号的替换。空间主导者基于空间的地理想象，用外来石头建构了游客的空间之需和心理诉求，石头凭借想象地理成为人们对未知领域感知的过程，并延伸为对他者地方——包括人和景观、文化和自然的表征。一个地方时空结束的标志，就是她开始被浪漫化。
图5 新修的村路（摄影：郭文）
与此同时，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还体现在公共领地的广场与“权力的草坪”。作为翁丁人的“道路枢纽”与“中心节点”，翁丁广场既是村民内外交通的必经之地，也是村民日常开展休憩娱乐、话语交流、仪式展演、社会动员等活动的重要公共场所。村民对翁丁广场的认知，既基于日常，又超越日常，广场对村民来说是一种“自由”的空间和日常狂欢的舞台。正如批判家巴赫金所言的那样，“这里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在充满秩序和意识形态之外的权力中，它总是为‘老百姓’所有的。”
图6 进入这道大门就是翁丁广场（摄影：郭文）
近年来，在翁丁旅游开发过程中，原本作为公共领地的广场成为重新规划的重点对象，现代化的人工草坪广场是改造的重要目标。但草坪进入翁丁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由于人工草坪对“修剪滚压”“密集度”“平整度”要求极高，空间主导者不但遭遇了“力不从心”的困境，为了草坪的整洁性和游客观赏的审美性，经常还以警戒线划定村民与草坪的“地理边界”。这对大部分村民来说，更像是一次“他者空间”对“我者空间”的入侵。草坪作为现代文化在翁丁的出现，规制了人在空间中的活动，折射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融入中的技术和生活方式冲突及其排他性问题。
图7 划定了地理边界的草坪（摄影：郭文）
上百年来，翁丁是“结构”和“情感”融合的社区，也是人们关系密切的社会共同体，这在本质上规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我们将到哪里去”。这种“我们感”更多体现在村民对“家”的空间认知和实践中。在翁丁人的世界里，“家”作为个人存在方式、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的主要来源，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意义中心。有家必有寨心，有寨心也必有家。过去村民认为“寨心”代表着全寨人的生命延续，也是寨人们团结一致体现“家”文化的象征。现代性和旅游不断向翁丁的渗透，使翁丁稳定的“家”的空间位置和人们对“家”的情感内涵变得越来越复杂。近年来表现更大的“家”空间的生产，体现在搬迁新寨子的过程及翁丁人对新“家”的社会文化认知。这一举动与村民的地方与民族认同建构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搬不搬家，成为大部分村民艰难的抉择。“原来一个寨心，为什么又要分出一个寨心？”（FT033-IYT-A，男，翁丁文化精英）成为很多人对搬迁的质疑。
图8 每一次寨桩的变动都是大事情（摄影：郭文）
图9 新修的寨子（摄影：郭文）
“搬迁新寨子”事件如同“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一样，折射出翁丁社会文化在空间与地方尺度转换，以及旅游发展与“家”文化和情感割裂之间的复杂张力，在翁丁如火如荼的旅游发展过程中均带来了村民对公共空间的自然实践、家园构造、关系联结，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生产和差异化的地方认同。
3 翁丁空间意义叠写的地方认同
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社会文化认同是民族深层记忆和民族国家的精神意蕴，一端连着家园，一端连着家国。每一个民族成员都会以社会文化为媒介形成他们与外界的主客体关系，进而以“我”为前提，凸显出与“他者”比较的“我们”。在翁丁，“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三个案例反映的公共空间实践，引发了村民差异化的地方认同。比较赞同旅游开发的村民，对旅游开发的各项措施就持积极态度；而那些被认为是“传统势力”的力量，则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差异化认同。事实上，在地方社会文化的认同与协商中，翁丁不同主体呈现出的更多的是“分裂的认同”。不难看出，翁丁“空间”“地方”和“主体性”正在被以各种各样的介质加以规制和塑造，不同空间尺度生产的递进和不同空间隐含的社会文化地理转换与实践关系，在本质上凸显了公共空间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意义叠写与表征的不一致性。
4 路漫漫长兮
翁丁村三个尺度空间意义的叠写，凸显了村民与先祖关系，村民邻里和社区关系、“社区共同体”网络关系以及后现代社会文化空间的多元化生产，也包含着不同尺度“家”的社会文化地理结构功能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转换的深刻实践。研究同时发现，翁丁村民由于笃信原始宗教，日常生活中形成了特殊的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早期的地方认同主要是以村民为主体的“自然认同”，其特质具有民族先在性，在此思想指引下，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在旅游背景下，自然式认同让渡于多主体分裂式认同。未来空间的实践，需要尊重地方的自然认同，超越次生认同，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认同”。
图10 仪式是翁丁人的重要日常（摄影：郭文）
翁丁案例说明，在旅游背景下地方在与“他者”文化互动与重构过程中，容易引发社会建设中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虚无主义的生产。由此带来的启发是，地方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多主体协商中更大程度地适应地方社会文化发展，以避免出现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
图11 作者（右一）与少寨主共进早餐（摄影：王丽）
公共空间治理向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翁丁案例可以给中国类似案例地带来多个层面的普适性价值借鉴。
其一，在空间实践的哲学认知层面，人们除了看到旅游经济对地方的重要性之外，应该更多地去深度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官方和民间对空间意义叠写的差异性，地方在发展过程中确立某一种主体的同时如何能够理性地避免掩饰另一类主体。
其二，在空间主体性和空间间性调适层面，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可测量的空间或区域，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主体性，而主体和主体性的外延是人，人的存在是总体性的存在，但不是一个被规制的统一体。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些深入基层社会的国家项目，需要与地方主体就“地方性知识”发生积极关联，并想办法达成共识；否则，在国家层面认同的文明计划，将会在地方成为“读不懂的文本”，进而映射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焦虑。
其三，在空间实践的具体操作层面，翁丁案例带给众多类似案例地深刻的经验和意义，在旅游背景下空间与地方道德边界对话的立足点越来越需要不同主体对道德规范的协商，其调适的机制更需要超越不同主体利益及其价值观之上的道德妥协与让渡，并在此基础上共建具有情感投射的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互动行为。
上述认知将超越学术界既往惯于倾向对“空间”和“地方”单要素辨析的传统，从而延展了两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无论在翁丁还是中国其他类似案例地，这一学术贡献在未来案例地重建集体期待方面更为关键和重要。从此角度讲，我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那些秉持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范式对类似案例地的外在干预，不仅不会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还会掩饰掉现有空间的矛盾，因此也不可能找到未来空间生产的真正出路。
5 致谢
温暖且友善的佤民帮助我完成了调研，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地理研究》编辑部老师对论文发表付出了辛苦工作。受访对象及学术界的支持和鼓励，是学者成长的重要动力，也是“精神血地”建设的重要贡献者。撰文记之，并致以诚挚谢意！
引用本文：郭文.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J].地理研究, 2020, 39(11): 2449-2465.
作者简介
郭文，人文地理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中国地理学会会员，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地区、青年）评审专家。南京农业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空间的生产、社会文化地理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地理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国内最早提出“旅游空间生产”概念、理论及其研究范式的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一等资助项目等20多项，出版学术专著《旅游空间生产：理论探索与古镇实践》（科学出版社）、《空间的生产与重塑》（商务印书馆）等多部，发表高层次学术论文70余篇。在人地互动与地方协商、空间实践与地方主体性、空间道德安置与社会文化调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E-mail: guowen@nja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