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辩考

先秦史暨毛氏文化

观中外时事写吉光片羽窥见

研古今历史发一鳞半爪见解

秦始皇焚书坑儒辩考
文/毛天哲
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治思想文化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历代学者对其褒贬不一,大多数学者持贬义,他们中的多数人将秦始皇及其“焚书”和“坑儒”解读成了“暴政”的“符号”,而未能读出大体准确的史实,实在遗憾。
而有些学者也提出了很多公允的见解,比如读书独具慧眼的朱熹,鲁迅,毛泽东,钱穆等。毛泽东对此还曾写有一首诗,把郭沫若训了一顿,批评了他对中国历史的浅薄理解,诗是这样写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兴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从春秋末年开始,到战国之末,士阶层异常活跃,出现了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盛况。战国时代诸侯纷争,虽然经济上造成很大摧残,但思想文化却是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学术团体都流行游动于世。
仅从诸子学派来讲,就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等所谓“九流十家”。从思想方面来讲,各家学派各抒己见,相互诘难,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思想的繁荣昌盛,迎来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
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 秦半两
随着封建国家的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秦始皇在强化他政治、经济上的专制权力的同时,也开始推行文化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了。不过,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对文化思想领域采取残酷的手段。
从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建立统一政权开始,到实施焚书的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8年间,曾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同时又征聘70多位老学者,授以博士之官。还召集了2000余人的学生置于博士官之下,命之曰诸生。其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对古典文化进行清理甄别,以政府的力量禁止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权的书,奖励那些对秦政权有利的书籍。
诚如秦始皇自己所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因此,秦政权不仅对70位博士优礼备加,而且对于诸生也“尊赐之甚厚”。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按秦始皇的本来设想进行,这些博士和诸生都是旧时代的学者,满脑子都是旧文化和复古思想,认为复古周礼的儒家思想都是好的。所以,他们不但对加强专制统治思想没有帮助,反过来对秦始皇的所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
而秦始皇恰恰是个蔑视儒家、推崇法家思想的人,他十分崇拜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认为这才是富国强兵,超越三皇五帝的唯一妙法,所以对博士诸生的表现心有不满。
秦始皇 沿用儒生
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提出废郡县,立分封,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命令群臣议论,丞相李斯谬其说,绌其词,上书皇帝曰:
“过去天下散乱,没有能统一之者,所以诸侯并起,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就发生了焚书事件。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我们还应该分辨一下“秦儒”和后来汉兴以后的“儒”有着本质的不同,“秦儒”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既不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利益,更不代表奴隶阶级的利益。他们死抱着已经被社会抛弃了的“奴隶社会利益规则”。按照他们所鼓吹的“克己复礼”,除了诸侯王要“克己”以遵从周天子以外,恐怕农民也得“克己”重新成为奴隶,这是阻碍历史进步的一股旧势力。
而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得到了改造,名义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实施的是“礼表法里”、“王霸道杂之”(汉宣帝语)。“汉儒”已经完全接受了封建社会的利益规则,成了新兴封建制度的维护者。
对于这样的一股旧势力,刚完成大一统的秦始皇是有所警惕的,立国之初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秦始皇不立诸侯国而改郡县制,是鉴戒了历史经验中而得来的。他当然不允许这帮旧腐儒“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以非议自己创建的政权。
秦灭六国形势图
秦始皇对于这帮旧腐儒其实还算是客气的,“焚书”事件,并没有关上中国学术研究之大门。钱穆在《国史大纲》上册141页中这样写道:“秦代焚书,最主要者为六国史记(即当代官书),其次为诗、书古文(即古代官书之流传民间者)。而百家言(即后起民间书)非其所重。汉兴,学统未尝中断”。
可见,“焚书”之事并非波及全部书籍。钱穆说:“秦虽焚书,史官、博士官仍未废,著述亦未中辍。下迄汉惠。除挟书律,前后只二十三年。汉廷群臣,亦多涉学问,名人臣德,杂出其间”。钱穆之说概有所本。刘勰这样愤恨秦始皇,其在《文心雕龙》中还能公允而言:“烟燎之毒,不及诸子”。
清代“文学巨子”袁枚之《随园诗话》也曾公议“焚书”:“秦焚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自萧何不取,项羽烧阿房。而书亡矣。”显然,中国之书真正烧毁的不在秦代,而在流氓项羽。
当然秦始皇焚书,肯定造成了文化学术的巨大损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对于诸子争鸣的反动。《汉书·艺文志》说:“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秦朝统治,为时不久,民间秘藏的书到汉初复见于世,但是六国“史记”及一部分诸子书却永远消失了。(西晋之时,汲县魏王墓中发现了“竹书纪年”,这是唯一残存的六国史。)惠施的“五车”之书只剩下《庄子·天下》所载“历物”十事了。焚书确实摧残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所形成的文化繁荣局面,使祖国文化宝库蒙受了灾难。
秦始皇焚书并非因为书中的思想,而是因为这些书被一些别有用心的腐儒用作分裂国家颠覆政权的工具。除此之外的书籍,并没有遭到焚毁,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可以试想在今天号称最言论自由的美国,如果一些书被用于分裂联邦,颠覆美国政府,这些书的下场能逃脱被焚的下场吗?
郭沫若在毛泽东的秦始皇观念的“指引”下,最后也修改了自己的“焚书”观。他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一文中说:“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
秦小篆
汉兴以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承继了秦始皇焚书理论,只不过是做的更加隐秘而已。
董仲舒说:“《春秋》讲大一统,这是千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现在作老师的各执不同的学说,普通人各有各自的见解和言论。百家各有各的要旨,互相参差抵牾。因此使统治者无法完整地统一起来。而且如果老是变更法令制度,臣下民人将不知所守。因此,我认为,凡是不在礼乐射御书数之内,不属于孔子的学说的言论,都杜绝其兴起的根源,不要让他们与儒家争道。这样,邪谈怪论便会灭息,然后天下便有一致的条例准则和明晰的法令,人们便知所从了。”
这些宗旨和秦丞相李斯的建议简直没什么区别,只不过秦始皇过于决伐,秦下“挟书令”过于苛刻。而汉兴之初,崇尚“黄老无为”,休生养民,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
董仲舒是挑唆汉武帝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始作俑者,正是此人,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的“罢黜诸家、独尊儒术”方针。
然而奇怪的是,董仲舒并没有因此而飞黄腾达、出将入相,相反,汉武帝却恨不得诛之而后快。先是借其文章中有“刺讥”字句而捕之入狱,继而投之骄王之国想假手杀之。董仲舒且忧且惧,只得称病回家,不久郁郁而卒。
后读《汉书》,才知董仲舒也是个好怀旧的腐儒,他一直以为“今不如古”,对当前朝政多所非议。他在《对策》中说:“今废先王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欤?”指责武帝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攻击武帝的依法治国政策。
他还说:“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董仲舒对历史的发展的社会的进步视而不见,一味沉浸在对“先王”的怀念和对“古”的憧憬中,他的下场其实和“秦儒”有着殊途同归的。
在秦始皇焚书后仅一年,又发生了“坑儒”惨剧。这两大事件,看似不同,其实有联系的,这依然要归结到当时的儒生之上。这帮儒生并不是在宣传一种思想,他们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诉求,是为了恢复自己奴隶社会贵族势力,分裂国家的政治权力诉求。
这种政治诉求不仅仅是言论,而且有具体的行动。他们先是“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但这时他们并没有遭到坑杀。可见秦始皇当时只是禁锢言论,而没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直到因为察觉当时的儒生们参与了欺骗活动,才惹得始皇大怒,将那467个“方士化了的儒生”坑在了咸阳。
秦始皇 炼丹求药
秦始皇是一个具有数重性格的人,即有他披挂上阵,统率千军万马吞灭六国的雄勇气概,又有其迷信神仙,贪生怕死的怯弱心理。当他统一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开始,他就迷上了神仙方术,重用方士,炼丹求药,不惜耗费巨额钱财,派人去远海深山寻求长生不死之药。
战国末期,方士吃香,秦始皇也很相信这些人,于是徐福、侯生、卢生还有韩终等人都在他的身边喋喋不休,描述长生不老的前景和药物。秦始皇听后信以为真,遂派这些人去寻宝。方士侯生和卢生,明知仙药根本就是没有的,他们无非是为诈取富贵而已。结果,仙药找不来,人却逃之夭夭,还在外面说怪话,这下子惹恼了始皇帝。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
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
离秦始皇很近的汉代王充对“坑儒”事件则有这样的看法:“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如果儒生不生是非,不胡言乱语,不对秦始皇进行诈骗,断乎不会“坑儒”。
其实在汉代,汉文帝也杀过不少这样的人,但因为历史上对之不追究,就好像没有发生过“坑儒”一样。说到底“坑儒”应该算是一种“反伪”举动。
在古代,方士和儒生没什么很大区别,有的儒生也附带做些方士的勾当,有的方士也照样学些儒家学说以显扬。不管是儒生还是方士,只要他是妖言骗人,犯禁诽谤,自然是格杀勿论。
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说:“则知秦时未尝废儒,亦未尝聚天下之儒而尽坑之。”秦始皇坑掉467个儒生之后,政府机构里依旧大量保存和使用着儒生。否则,汉初就不会有诸如贾谊、晁错、王臧等众多大儒生。
由此可见,秦始皇只不过杀了那467个妖言惑众,诽谤朝政的“方士化了的儒生骗子”而已,当然其中也有几个也许是冤枉了的儒生。
秦始皇统一中国
附诗一首:
七律  过秦始皇陵感时事步韵和伯昏子一首
始皇焚书坑儒,世人非议甚多。然始皇所坑者多方士。方士妖惑乱众,与今日大法之徒有何异。焚书功过有待商榷,坑儒之说实乃后世儒者偷梁换柱之强加。今世儒者与古之儒者一脉相承。无治国之实干,多逞口舌之空谈,非今议古,实不足堪!是为记。

死去元知万世空,英雄无奈与谁同。

侠盛犯禁三皇始,儒敝乱法一脉终。

诗书易焚留恶乩,方士难训漏妖公。

高歌草木啼难唤,至今犹拜大法风。

2001年6月5日草

2009年12月31日修订

毛家小子天哲于浙江金华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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