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所谓做人，是指如何做一个“文化人”

人必先做得一个人，才始可以做学术家、政治家、宗教家、军事家、外交家等等角色。昧却如何做人，而径自各务专门，只想做成一个学术家、政治家、宗教家、军事家、外交家等等角色，则必然会出大毛病。

所谓如何做人，并不指做一个自然人，而指如何做一个“文化人”。人生自始只是一个自然人，必待人文教育之陶冶，而始成为一个文化人。学术、政治、宗教、军事、外交种种职务，种种活动，在其外形上，似乎各各分离，互不相关，但在其背后，有一个共通深厚的文化领域。

——《文化与教育》

《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此乃中国人所讲人文修养之主要纲目。

所谓人文，则须兼知有家庭、社会、国家与天下。要做人，得在人群中做，得在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人中做。要做人，必得单独个人各自去做，但此与个人主义不同。此每一单独的个人，要做人，均得在人群集体中做，但此亦与社会集体主义不同。要做人，又必须做一有德人，又须一身具诸德。父慈子孝，君仁臣敬，亦非有上下阶级之不平等，此乃所谓“理一分殊”，易地则皆然。慈、孝、仁、敬、信五德，皆发源于人心，心同则理同，故分虽殊而理则一。亦可云德殊而心则一。

人心与生俱来，其大原出自天，故人文修养之终极造诣，则达于天人之合一。人处家庭中，便可教慈、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以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中国文化之终极理想，则全人生变为一孝、慈、仁、敬、信之人生，全社会变为一孝、慈、仁、敬、信之社会。天下则是一孝、慈、仁、敬、信之天下，宇宙亦如一孝、慈、仁、敬、信之宇宙。此惟人文中心、道德精神之弥纶贯彻，乃始能达到此境界，完成此理想。

——《历史与文化论丛》

我今天提出“人”和“家”和“国”这三点，当然希望诸位都要从第一点“人”讲起，而后讲到家，我便是这一家之主。有父母，就该孝；有子女，就该慈；有夫妇，就该相亲相爱。这一家之主便是我，我不是在家中作客。放大讲来，一切都这样。一切都由人，由我这一人而到家、到国、到天下。中国文化便是这么般简单而伟大，此层切盼诸位先自记取。

——《中国文化精神》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