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声音，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

原创 真是脸叔 苍衣社

大家好，我是脸叔。

听障人士是一个被大多数人忽视的群体，前几日叔推送了关于女外卖员的文章《女外卖员潮：和男人拼脚力，赚孩子学费买奶粉》，有人留言说，不仅女外卖员增多，也有部分聋哑人群涌入系统中，为生计奔波。

助听器验配师李冰告诉我，她认识一位00后的听障女孩，父母离异，家庭欠债，被爷爷奶奶带大后，出来跑外卖维持生计。在餐厅里取餐时，听不见员工跟她讲话，平时送外卖也听不清车流声，经常摔倒。

李冰所看到的听障患者的世界，泪水汇集成深海，与岸上的人隔绝。

以下是她的自述：

在岸上溺水的听障妇女

芳姐是位右耳听障患者，近两年，她左耳也出现了问题，耳鸣越来越严重。

11月19日上午8点20分，她和丈夫从浙江台州附近的海岛奔赴市区，找到我们的助听器验配门店。店里8点开门，她这么早到店，路程应该很颠簸，要先乘船再坐车。

他们走进验配室，室内的玻璃墙能轻易透视里外状况。芳姐还没坐下，丈夫的手机便响了，他推门出去，坐在前台对面的沙发上接电话。

芳姐扎着半丸子头，身穿牛仔衣裤和长筒靴，打扮洋气，脸部轮廓姣好。主管在房内与芳姐不知说了什么，我端水进去的时候，她背对门坐着，泪流满面地哽咽道：“我听不到声音，真的太痛苦了。”

我是一名助听器验配师，今年3月入行以来，我服务过不少听障人士，其中大多是60-95岁的老人。多数人并非先天性听力障碍，大多因为年老器官功能衰退、药物副作用、长期处于噪音环境下或受重伤而变成听障患者。他们不会使用手语，跟他们沟通需要极强的耐心。

芳姐从小右耳就听不见，46岁才从朋友口中了解到助听器，找我预约检查。检查前，我们会先了解顾客与病情相关的基本情况，可还没等我细细询问，芳姐已经泣不成声。

20多年前，芳姐与丈夫“网恋”奔现，她独自一人从陕西老家跑来台州找他。丈夫住在交通闭塞的偏僻海岛，芳姐想偷溜回家，却被丈夫扣留了钱包和身份证。

几个月后，她联系上母亲，母亲寄来400元，她想办法逃回家，但家里并不是避风港。“从小就聋，长大后跑出去跟男人睡了又跑回来，不害臊”，父母的嫌弃、邻居的闲言碎语成为她再次出逃的原因。芳姐无处可去，只得回到海岛。那里至今未通跨海桥。

芳姐在附近的工厂工作，厂里机器噪音不断，积年累月间损伤了她的听力。她左耳时常耳鸣，无法与人正常交谈，同事嘲笑她像个傻子。

丈夫无法理解芳姐的苦楚，每次她向丈夫抱怨都会发生一番争吵，有时候丈夫一激动还会抱住她的头撞向沙发。丈夫不仅对芳姐家暴，还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出轨了。

谈及这些时，芳姐斜眼注意到丈夫准备挂电话，立马擦掉眼泪，把声音压得很低：“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待会他要进来了。”等丈夫再次走到房外接电话，她的眼泪又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等芳姐心情平复，我开始检查她的耳朵，看鼓膜是否完整，根据鼓膜的情况，选择适合的助听器。

接着我把她带到测听室坐下，室内竖有两个大音响。我给她戴上气导耳机，外观跟头戴式耳机相似，再把一个连着房外测试仪器的有线按钮交到她手上。我告诉她，只要听到了哪怕一丁点声音就按一下手中的按钮，如果没听到就不要动。

我关上门，在房间外用仪器播放声音，通过窗户观察她。芳姐反应不算慢，声音播放几秒后就按下了按钮。测试完气导我又给她戴上骨导耳机，一头的骨导振子放在耳朵后面的颞骨上，另一头夹在太阳穴的位置。芳姐的听力在60到70分贝。

图 | 主管在为芳姐检查，为保护隐私，图片模糊处理

我为她双耳戴上助听器试听，反复调试后，芳姐目光转向同事的高跟鞋，高跟鞋在地板上发出“噔噔噔”的响声。芳姐的身体向同事的方向倾斜，笑着说：“你看，她在走！”

我陪芳姐走到马路上，她听到了车轮与空气摩擦的呼呼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已经三四年没听过这个声音了！”

10点半左右，丈夫催她走。芳姐同意先交5000元定金，当我问谁付款时，她丈夫说卡里只有1500块，剩下的让芳姐自己出。芳姐没有异议：“我身上的衣服都是自己花钱买的，老公欠债我还帮他还钱。”

现在，芳姐4万多的助听器已经做好了，等她拼凑齐尾款，再上门取。

被父母颜面耽误的孩子

曾有听障患者形容自己的世界，像深海一样安静，也像深海一样恐惧。芳姐活在海岛，在岸上溺水，而有些孩子天生双耳失聪，需要在深海里学习呼吸。

9月，领导到店内检查工作，门店搞了一个贫困帮扶活动，邀请家庭经济压力较大的听障人士到店，给予助听器购买折扣。我和同事平时会留意拮据的患者，邀请他们在活动日过来购买助听器。

那天中午，我约了一位16岁的男孩到店复查，他是先天性听力障碍患者，家族隔代遗传，父母听力正常，两年前带他到店里配了助听器。他们家挤在月租金四五百元的地下室，妈妈是清洁工，爸爸在工厂工作，两人月薪加起来才6千左右。

那天刚好周末，他们全家都到店参加活动。三个人的身后，多了一个女孩，是比男孩小7岁的妹妹，叫小宁。

我帮男孩复查耳朵，给助听器做清洁保养。闲聊期间我从男孩妈妈的口中得知，家里经常只有母子三人，爸爸总是外出搓麻将。

男孩不爱上学，目前处于辍学状态，他在学校里情绪容易激动，跟同学发生矛盾时会掀翻桌子，即使后来找残疾人学校，他们也表示“不愿接收这种暴躁的男孩”。现在他每天在家睡懒觉，中午起床玩手机至凌晨，作息不规律。只要妈妈一训他，就立马发脾气，特别凶。他们家有个老乡在山西办了养鸡场，想把男孩送到鸡场学养鸡。

我的目光转向小宁，和她说话，但她一直沉默不语，我对她妈妈说：“你女儿真安静。”

“她听力好像不太好。”

我有些吃惊，小宁从没到店测试，她妈妈也从未提起过这件事。我带小宁进验配室检查听力，发现她已经达到中度听损，快赶上她哥哥了。给她试戴助听器时，她嘴角轻轻扬起，扭头看向妈妈。

当问到为什么要耽误小宁这么久时，她妈妈崩溃痛哭。

小宁听障症状早有端倪，妈妈一直都知道，因为听力问题，她考试从不及格，每科只有20多分。但她认为大儿子已经患有耳疾，被很多人笑话，如果外人知道小宁也需要助听器辅助生活，他们会更瞧不起自己家。

我给小宁找到一款价格便宜的助听器，在优惠方案和我们的劝说下，小宁妈妈决定为她购买。挑选助听器的时候，她妈妈哭了好几次：“我活下去都没希望，不如死了干净。

当我和小宁妈妈在进行这些交谈的时候，小宁全程靠在妈妈怀里，样子很呆。

我们虽处于同一空间，却与她相隔一堵无形的墙。她在自己的深海世界里，脱氧呼吸。

7个儿女抛弃的老人

暑假期间，我打电话回访80多岁的陈阿婆，门店规定，3到6个月回访一次用户。陈阿婆的资料档案许久没有更新，我拨通了她50多岁儿子的电话。

“助听器早就坏了，你们以前说好要上门服务的，一直都不来。”当我问到陈阿婆为什么不上门复查时，她儿子有些不耐烦。

一副助听器使用得当，可以用8-10年，所以我们和顾客需要保持长时间的联系。陈阿婆的助听器是两年前配的，那时我还未到岗，上一任验配师已经离职。仅有的资料显示，陈阿婆的家人一直没带她来复查。

去拜访的那天早上，我让她儿子叮嘱她别出门。阿婆家离我10多公里，我有事耽误，离约定时间还剩1个半小时，我才出发。我骑着电动车冲上了非机动车道，虽然戴了头盔，还是被交警拦了下来。

今年24岁的我，没见过这种“大场面”，当时急哭了，一边担心去不成阿婆家，一边又担心被扣下的电动车。几经周折，我终于准时抵达了阿婆居住的村落。具体的方位找不到，我敲开邻居的门，道明缘由后，邻居给我指明方向：“前面那个挂着灯笼，五层高楼旁边的小矮房就是她家。”

邻居领着我抵达陈阿婆的房间。经过厨房时，我留意到阿婆家仍使用老旧的土灶。邻居告诉我，五层挂灯笼的高楼，是陈阿婆那些留在家工作的儿子们居住的。

陈阿婆的房间光线很暗，仅有一个小小的窗户放任逼仄的阳光打进来，照射着房内两张老旧的木床。靠近窗户的木床堆着一些旧衣服，旁边的桌子摆满了元宝，陈阿婆坐在床上，摆弄着这些物品。屋内没空余的地方，我只好把电脑放在膝盖上。

“阿婆，我来看你了，你能把助听器拿给我看看吗？”我跟陈阿婆重复了好几次，她才听清楚。

拿到手，我就知道情况不对，助听器的电池一直放在仓门里。电池有使用寿命，若不佩戴助听器，正常保养需把放置电池的仓门打开，以防电池漏液破坏芯片。这种基本使用常识，验配师都会给顾客讲解。可是陈阿婆健忘记不住，也没人教她。

陈阿婆的老伴已经去世10年，她养育了7个孩子。当时助听器是她大女儿陪她到店内配的，留下的联系方式是二儿子和小儿子的。

听到她说有7个孩子，我感叹了一句“阿婆好福气”，阿婆苦笑：“怎么样算好？我吃自己的住自己的用自己的。”阿婆的孩子不给她生活费，她每个月自己用米糊糊元宝，等到月底，邻居给她拿出去卖钱当生活费。

我把旧电池拿出来，擦拭助听器仓门，放入新电池后，助听器仍没有反应。我坐着陪阿婆说了会话，便拿着她过保三个月的助听器走了。

工厂维修报价600元，我打电话告诉给陈阿婆的二儿子，结果被痛骂了一顿。他嫌维修费贵：“我们买回来没戴几天就坏了，而且你们答应上门服务一直没来，都是你们的问题。”我不清楚之前的同事是怎么和他说的，也不敢反驳。翻开回访记录，上面写着阿婆家人总推脱很忙，没空带她来复查。于是，我拨通了小儿子的电话，再次被驳回来：“你找我二哥，跟我没关系，我不管这事。”

我跟领导说明情况，他明确表示若咱们出钱维修，便开了一个不是很好的先例，后续面对同样的事情很难统一操办。我实在没办法，厚着脸皮给阿婆的二儿子又打了一通电话，表示愿意帮忙出100元，希望剩下的钱他们七姐弟可以凑齐。毕竟我一个月也只挣3000多，还是个月光族，我没钱出全款。

“那我不知道了，你把其他兄弟姐妹都问好了再跟我讲。”他挂了电话，我看着联系方式里仅有的两个号码，长叹一口气。我想起另一位阿婆，把家里的土地变卖成现钱，十几万全给了儿子，步入年迈听力下降，想配助听器，儿子却一口拒绝说没钱。

最后，工厂没有收到维修费，把这只1500元的助听器退了回来。

我带着助听器，抵达陈阿婆家，转了一圈都没见到人。只见她正上初中的孙子在家里玩耍，我把助听器交给他，希望他替我向阿婆说声对不起，没把助听器修好。

离开时，我脑子里浮现出陈阿婆上次对我说的话：“我聋了，孙子孙女放暑假放寒假回来，都不会跟我讲话。”画面里，她还是孤身一人坐在昏暗房间的床边，一张又一张地糊着元宝纸，等下次邻居来，帮她带到镇上卖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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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邱滢诗

编辑 | 段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