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朱光潜
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桐城人。
大家熟知：朱光潜先生是美学大家。朱光潜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已有定论：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
作为先生家乡的一名教育人，工作之余，无论所读，还是所思，关注点还是在教育。近期在阅读齐邦媛先生《巨流河》时，发现文中多处提及朱光潜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时，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是改变作者人生轨迹的文字。这些长短不一、饱含深情的叙说，引发了我的兴趣，遂不揣浅陋，撰写小文，意在弘扬有着小学、中学、大学任教经历的朱光潜先生的师者风范。
奠定古文基础的少年求学
朱光潜先生自述“出生于安徽桐城乡下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
祖父朱道海（名文涛、字维桢、号海门），晚清廪贡生（秀才），“做得很好的八股文”，与吴汝纶有一定交谊，虽在科举之途上未有更大发展，但凭借自己的文章和学问，被聘为桐城孔城境内桐乡书院的教习。桐乡书院由诸生文聚奎、戴均衡、程恩绶于1840年倡议兴建，颇负盛名。书院内的朝阳楼至今保存完好。
父亲朱延香（名若兰、字子香、号黼卿）是位乡村私塾先生，因家学渊源，有较深的古文修养，但思想开明、胸襟旷达，曾手书一幅对联张挂在厅堂：“绿水青山任老夫逍遥岁月，欧风亚雨听诸儿扩展胸襟”，对朱门子弟寄予厚望。对联中的“欧风亚雨”句，与吴汝纶先生为桐城中学撰写的楹联中“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的期许异曲同工，中西兼容的旨趣也成为朱光潜先生后来治学的趣向。
幼时的朱光潜一直跟随父亲接受古典文化教育。后新式教育逐渐兴起，朱延香应桐城公立第三高等小学堂创办人李若楠邀请，到小学堂教授国文，十三岁的朱光潜也来到这里就读。第三高小的前身是桐乡书院。朱光潜在此读了半年高小，1911年春便跳级升入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此时的校长是孙闻园（1881一1970，桐城人）。
桐城中学的国文课教材主要采用《古文辞类纂》（姚鼐编选）和《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编选）。朱光潜熟读体悟，浸淫其中，对中国古典诗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的国文教师中，有一位名叫潘季野（1876-1950）的桐城人，酷爱古代诗歌，尤其对宋诗有很深的修养。他在教学中发现朱光潜勤奋好学，对语言文字的奥妙异常敏感，便注意加以悉心培养。朱光潜在后期的执教生涯中，善于发现齐邦媛的性格特点并加以引导，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潘季野的师者风范。
亲其师，信其道。潘季野对朱光潜影响很大，先生在八十三高龄写自传时，还特别提及：“我得益最多的国文教师是潘季野，他是一个宋诗派的诗人，在他的熏陶下，我对中国旧诗养成了浓厚的兴趣。”
在《巨流河》中，齐邦媛先生回忆道：“十五岁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诵了十年的经书与古文才进入桐城中学”。1916年初，朱光潜从桐城中学毕业，结束了少年时代的求学生涯。
“在家乡当了半年小学教员。本想考北京大学，慕的是它的'国故’，但家贫拿不起路费和学费，只好就近考进了不收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1917年，朱光潜来到武昌高师后，发现“国文系教师还不如桐城中学的。”但在武昌高师，他结识了两位老乡，一位是章伯钧（1895-1969，桐城人），一位是徐中舒（1898-1991，怀宁人），后者是他终生不渝的朋友。
创办于1913年的武昌高师，作为当时全国仅有的六所国立高等师范之一，师资水平尚不及桐城中学，由此可见当时桐中师资力量之强。查阅桐城中学的相关史料，发现当时的桐城中学师资，不仅有国学功底深厚的恂恂老儒，还有留学归来的中年教师，也有刚从大中院校毕业的青年才俊。传承薪火，优质师资之于学校的良性发展，尤为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朱光潜对武昌高师的师资水平不满意，但得到了一次宝贵的留港学习机会。1918年，朱光潜参加香港大学在北京、南京、武昌、成都四地高师选拔学生的考试，进入香港大学就读文学院教育系，1922年毕业。1925年，已有吴淞中国公学、浙江春晖中学和上海立达学园任教经历的朱光潜，又考取安徽官费留英名额，进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就读，同时选修心理学课程。1928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相继到伦敦大学、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1933年，《悲剧心理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7月踏上归国旅程。至此，朱光潜在欧洲留学八年有余，加上在香港大学学习五年，他接受欧式教育长达十三年，已经具有深厚的学术根底。
半年的小学任教经历。早在1917年，朱光潜自桐城中学毕业后，来到位于桐城北乡大关境内的私立崇治小学堂任教。这所小学是由当地名绅潘剑甫于1904年创办的。潘剑甫自撰校联：“崇哲学以东西，一片铁肠，直抵定欧风美雨；治文明于桑梓，满腔热血，广栽培苦李寒桃。”这所小学现更名为大关中心小学。
三年的中学任教经历。朱光潜在崇治小学堂任教半年后，便考入武昌高师、后考入香港大学。1922年自香港大学毕业，经同班好友高觉敷介绍，结识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并于当年夏季应邀到中国公学中学部教授英文，同时兼任上海大学讲师。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中国公学中学部被迫解散。
朱光潜听此消息后，与在浙江春晖中学任教的旧时相识夏丏尊联系。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创办于1921年，朱自清、丰子恺、刘熏宇、匡互生等都在此任教，朱光潜还见到了景仰已久、具有传奇色彩的弘一法师。虽然朱光潜在春晖中学执教时间不长，但对他影响很大，其间确立了“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人格理想，并写下了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
后因不满校长的专制作风，朱光潜等人离开春晖中学，来到上海，创办学校。据《上海市松江县志》记载：1925年2月25日，朱光潜与匡互生、陶载良、刘熏宇、丰子恺等5人创办了上海市私立立达中学。同年夏季迁址江湾新校舍，改为立达学园，并应匡互生之请，朱光潜写下题为《旨趣》的立达学园宣言，阐述创办学园的宗旨，“这是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教育文献”，尤为重视人格教育。朱光潜身体力行，不是停留在课堂教学，而是和学生深入交往。夏丏尊称赞道：“那笃热的情感，温文的态度，丰富的学殖，无一不使和他接近的青年感服。”
1933年10月，自欧洲留学归来的朱光潜应胡适之聘，到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执教，同时在中文系授课。在香港和英法大学留学13年的丰富经历、对于西方文化及文学修养深厚广博的学识水平，让朱光潜承担了学校最重要的一些英文课程。
据杨周翰回忆：
“朱先生这时刚到北大来授课，他从史诗、悲剧一直讲到歌德的《浮士德》。他不是空讲，而是读作品，用的都是英译本，他也用英语讲授。朱先生最善于在纷纭的现象中提炼出本质的东西。”
据蒋炳贤回忆：
“1933年我在北京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念书时，朱先生教授西洋名著，上起荷马史诗、柏拉图的对话集及圣经文学，下迄20世纪现代派作家作品，他都作了透辟的讲述。……朱先生所授的欧洲文艺批评课影响深远，对青年学生教育作用颇大。当时前来听课的很踊跃，不限于西洋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哲学系的何其芳也每课必到。”
1937年7月，日军侵入华北。北大、清华决定迁至长沙。朱光潜考虑到妻子奚今吾是四川人，岳父奚致和是四川著名绅士，遂决定辗转巴蜀，就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英文系主任。
1938年底，四川大学发生易长风潮，怀着沮丧心情的朱光潜离开成都，前往乐山武汉大学。
1943年，《巨流河》作者齐邦媛考入乐山武汉大学哲学系。
在一年级即将结束时的一天下午，齐邦媛接到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她去见教务处处长朱光潜。“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当齐邦媛怀着“惊骇多于荣幸”的心情，走进文庙大成殿内那间森然深长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
原来，朱光潜发现齐邦媛英文根基很好，大一结束时英文考了全校第一，但没有转入外文系，便找她前来谈话。齐邦媛告诉朱光潜，高中毕业时，父亲和老师都希望她上中文系，而自己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
也正是这次谈话，改变了齐邦媛的人生轨迹。朱光潜对初次见面的齐邦媛说：
“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六十多年后，齐邦媛深情地说：“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
暑假期间，齐邦媛向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教授、《时与潮文艺》主编孙晋三请教转系的事。孙晋三说：“在武大上朱先生的课，该是很幸运的事，何况他亲自劝你转系，还自愿担任你的导师，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
秋季开学，齐邦媛转入外文系，发现有朱光潜的“英诗”全年课。由于课本紧张，只有轮流按照课程进度先抄诗再上课，齐邦媛“立刻开始用功，买来三大本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本，在昏暗灯光下抄得满满的诗句和老师的指引。一年欣喜学习的笔迹仍在一触即碎的纸上，随我至今。”
当齐邦媛进入耄耋之年，仍然保留着当年那些“欣喜学习的笔迹”、但如今“一触即碎”的纸张，回想着当年聆听朱先生课程的深刻印象，无论是为人师者，还是为人弟子，何其幸甚至哉！
留在齐邦媛记忆深处的，还有“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朱光潜教授英诗课程，虽以《英诗金库》作为课本，但并不按照编者的编年史次序授课，第一部分以教育文学品位为主，让学生明白什么是好诗，主要是华兹华斯的诗歌。第二部分以知性为主，如：莎士比亚的几首十四行诗、雪莱的《奥兹曼迪斯》等。
有一天课堂上，朱光潜教授华兹华斯的长诗《玛格丽特的悲苦》时，讲到最后，“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这首诗触动了朱光潜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怀，并且在学生面前流下了至情至性的眼泪。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场景，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
“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年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还有朱光潜在讲授雪莱的《西风颂》时，在那间小小的斗室里，平时授课严肃、很少手势的朱光潜，此时用手大力地挥拂、横扫……口中念着诗句，引导学生想象着西风怒吼的意象。“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诗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尽。”
过完寒假，回到学校，“最期盼的是重回英诗课”。
大三时深秋的一天，朱光潜邀请齐邦媛等几位学生到家中喝茶，看到院子里积着厚厚的落叶，走在上面飒飒地响，有位男同学自告奋勇要去扫落叶。可朱光潜立刻阻止说，“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对于学生来说，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齐邦媛“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西风颂》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深深感念他们对我生命品位的启发。”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武汉大学迁回珞珈山。此时的朱光潜已到北大文学院筹划新局，但在临走前，聘请吴宓到武汉大学，接续他的英诗课程，同时指导原来学生包括齐邦媛的毕业论文，“朱老师去北大临行前曾告诉他我很想进一步研究雪莱或者济慈作论文题目。”当齐邦媛从吴宓口中得知朱光潜临走前的这番交代，感念之情不言而喻，所以在《巨流河》中反复提及朱光潜先生。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评论《巨流河》时所说：“在《巨流河》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有四位最足以决定邦媛先生的态度。”其中之一就是朱光潜。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朱光潜先生虽已逝去，但学界对先生的研究，一直绵延不绝，甚至波澜起伏。2020年10月14日，安徽师范大学成立了“朱光潜暨皖籍现代美学家研究中心”，并举办学术研讨会。我认为：在朱光潜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同样值得认真研究，并且对当代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读书之余，难免今昔对照，心中滋生无限感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师者风范，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