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书法选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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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世称康南海。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康有为晚年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探望溥仪。1927年病死于青岛。
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政治人物,声极一时。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曾评价:“纵观20世纪中国书坛,真正凭深厚书法功力胜出,达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数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几人。” 他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康有为推碑的同时,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觉太过偏激。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就连当时赵之谦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今视当时,康有为实太过偏激。
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之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他个人对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
康有为在书学理论上虽持见多有偏激,但其对碑学的阐幽发微、探赜索隐是他人无可比附的。他认为“古今之中,惟南碑与魏为可宗”,并列出其“十美”,后有论者以此“十美”为坐标比照康氏本人的创作,谓其心有余而力稍逊,仍未能摆脱早年的帖学窠臼。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康有为不仅作晚清政治人物,尤以“公车上书”声著,但书法史上是不可忽略的贡献者,尤其以推碑思想体系的建立,无疑填写了中国书法极为重要的一笔。
康有为《行书题莲池书院立轴》 纸本行书 139.5cm×73.5cm 山东博物馆藏
康有为《行书天上人间七言轴》 纸本行书 130cm×65cm
康有为《行书语摘轴》纸本行书 192×92cm 上海朵云轩藏
康有为《录焦氏易林句中堂》 纸本行书 110cm×54cm
康有为《自作庭荫高梧诗一首中堂》 纸本行书 146cm×82cm 1922年
康有为《行书太白闲云中堂》 纸本行书 130cm×64cm 长沼弘毅藏品
康有为《行书语摘轴》纸本行书 151×40cm 山西省博物馆藏
康有为《行书语摘轴》纸本行书 151×40cm 山西省博物馆藏
康有为《妸娜蓬莱横披》 纸本行书 32cm×129cm
康有为题铭
康有为 立轴
康有为 立轴
康有为 立轴
康有为 立轴
日本 早稻田大学藏康有为手札
康有为手札
康有为手札
康有为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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