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张鷟蔽罪议法 ——《判词经典》之七
听张鷟蔽罪议法
——《判词经典》之七
西人马克思·韦伯曾指摘，中华帝国的官吏是非专业性的，士大夫出任的官吏是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们接受俸禄，但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只能舞文弄墨，诠释经典。此论颇为以偏概全。程树德《中国法制史》谓：“法官自古有之。”士师、秋官、大理、司寇、廷尉，均为历代法官之名也。以唐代而论，从中央到地方，广置推官，专司狱讼。内官则有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外官则有推官、牧尹刺史县令以及法曹司法参军事司法佐。其专业性不言而喻。
沈家本谓，唐、宋以前，行政与司法“其界限尚分明也”；“司法行政之混淆，盖自明始”，“州县皆躬听狱讼。此明、清两代之制所同者”。但即使是在司法行政混合为一的年代，官吏也并非个个不懂法。正如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所说：“地方政府自牧令至封疆大吏，都有司法的责任。”“读书人应试做官后，便不能不懂法律，不应用法律。”
张鷟的《龙筋凤髓判》虽被同代人讥为“浮艳少理政”，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龙筋凤髓判》中，甚至说它“纯是当时文格，全类徘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迨是无一篇可读，一联可味”。但据我的考索，也不能就此认定张鷟纯是纸上谈兵之辈，他也是有着比较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的。
张鷟的做官生涯，起步于《游仙窟》署名所说的“宁州襄乐县尉”。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载，张鷟“弱冠应举下笔成章，中书侍郎薛元超，特授襄乐县尉。”县尉是个什么官呢？其实就是基层的司法官。近人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称，在唐代，县一级的长官是县令，下来是县丞和主簿，最低层的是执行县事的县尉。县事也分六曹：功、仓、户、兵、法、士，执掌法曹的，就是“司法之尉”。
日本醍醐寺藏《游仙窟》古抄本书影。
县尉是个辛苦而又辛酸的职位，但又是绕不开的仕途起步之职。唐朝很多诗人都做过县尉，包括诗圣杜甫。他的《官定后戏赠》一诗有云：“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比之于杜甫，张鷟折腰趋走得更久，据说曾经“五为县尉”。在漫长的县尉生涯里，听讼自然会是回避不掉的日课。《疑狱集》《折狱龟鉴》《棠阴比事》《太平广记》等书，记述了他任河阳县尉时的两则断案故事，一为“文成括书”，一为“张鷟搜鞍”，都很有意思。
文成括书，展现的是识别伪证的功力；张鷟搜鞍，展现的则是勘破盗案的智慧。仅此两例，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可惜的是，张鷟做官之后的“实判”没有流传下来，面对形形色色的真实案件，那判词写下来，肯定要比《龙筋凤髓判》更加鲜活，更接地气。不过，即使是在《龙筋凤髓判》中，也不乏精彩的“蔽罪议法”，远非洪迈所说“迨是无一篇可读，一联可味”。我们且欣赏其中两道。
湖海楼藏版《龙筋凤髓判》书影。
首先来看“王秀漏泄机密”判。案情是：“中书舍人王秀漏泄机密，断绞。秀不伏，款：于掌事张会处传得语，秀合是从。会款：所传是实，亦非大事，不伏科。”大意是说：中书舍人王秀因漏泄机密罪，被判处绞刑。王秀不服，辩称：我是从掌事张会那里传来的话，跟最初泄密的张会相比，我应当属于从犯。张会也不服，辩称：是我传出去的不假，但所传也不是什么大事。张鷟判曰：
这道判词，开头先讲一番道理，大意是说：张会王秀，从事的都是要害工作，理当三缄其口，保守机密；怎能故犯疏罗，自轻刑典。说这番话时，张鷟频频用典，不仅说服力大增，也使得判词内涵丰富而生动。例如，“温树之号，问且无言”，语出《汉书·孔光传》。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凡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他的口风极严，对待家里人也是如此。“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恶木之阴，过而不息”，则出自西晋诗人陆机的《猛虎行》：“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表达的是人在诱惑面前应有的意志力。
讲完道理，就该“蔽罪议法”了。张鷟的判词，不仅回应两位当事人的申辩理由，而且，对于罪与非罪、主犯从犯、故意过失、科刑轻重，均有涉及。按《唐律·职制》“漏泄大事应密条”规定：“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漏泄于蕃国使者，加一等。仍以初传者为首，传至者为从。即转传大事者，杖八十；非大事，勿论。”张鷟在判词中，认定张会“过言出口，驷马无追”，系初传者；王秀则系“转泄于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系“潜谋讨袭，理实不容；漏彼诸蕃，情更难恕”。但在本案，“非密既非大事，法许准法勿论。”法史学家黄源盛不禁感叹：“张鷟果非熟读律文，怎能领会法意至此？”至于结尾为何云“待得指归，方可裁决”，推想是要先等权威机构的定密结论，就此而言，亦是司法谦抑原则的完美运用。
接下来看“杨珍奏状错以崔午为崔牛”判。这道判词，说的是官员因奏状中出现文字错误而惹来一场官司。案情为：“给事中杨珍奏状错以崔午为崔牛。断笞三十，征铜四斤。不伏。”张鷟写下这样的判词：
沉沉青琐，肃肃黄枢。望重鸾司，任光龙作。掌壶负玺，步顿于是生光；左貂右蝉，揖让由其动价。杨珍门承积阀，荣重缙绅，趋左掖之严凝，奏上台之清切。出纳王命，职当喉舌之官；光阐帝猷，佐处腹心之地。恪勤之誉，未出于丹闱；桀缪之愆，已尘于清宪。马字点少，尚惧亡身；人名不同，难为逃责。准犯既非切害，原情理或可容。何者？宁失不经，宥过无大。崔牛崔午，即欲论辜；甲申甲由，如何定罪？
这道判词，开头一串华丽的铺陈，堆砌了许多词汇掌故，无非是说杨珍所供职的岗位如何重要，而其“职当喉舌之官”，亦当勤勉谨慎为是。接着，则是直言杨珍在奏状中错把崔午写成崔牛，问题有多么严重：“马字点少，尚惧亡身；人名不同，难为逃责。”意思是说，当年汉朝的郎中令石建，把马字少写了一点，犹恐惹来亡身之祸，现在你把人名都弄错了，还能逃脱罪责？引故事而话当今，援礼义而定是非，正是唐代骈判的鲜明特点。张鷟讲完故事，回到本案，却突然笔锋一转，又讲：对于杨珍来说，似乎情理可容。为什么？因为把崔午搞成崔牛，这样的错误尚不属“切害”。具体来讲，张鷟运用了类比与归谬之法——既然唐律对于“甲申甲由”这类错讹不予治罪，那么，“崔午崔牛”显然与此类似。这个法律论证方法，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不无借鉴价值。其在判词中还提出“宁失不经，宥过无大”，则体现了“舍小过以示仁，理大罪而明义”的刑法思想，亦有值得思考玩味的地方。
《龙筋凤髓判》和《游仙窟》之外，张鷟还著有笔记小说《朝野佥载》，记叙宫廷秘闻、官吏史迹、社会生活、灾祥异变甚伙，颇具史料价值。但当时的史书对其评价并不高，如《新唐书》谓：“鷟属文下笔辄成，浮艳少理政，其论著率诋诮芜猥。”不仅如此，对其性格也多有贬抑，说他“性躁卞，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姚崇尤恶之。”姚崇曾任三朝宰相，张鷟真的曾因得罪于他而险遭杀头。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对此有详细记载：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千百年后，张鷟的判词和小说依旧风行，而那名相姚崇，却不知去了哪里。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