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刊 ·正历史】 明治维新是“脱亚入欧”吗?
明治维新是“脱亚入欧”吗?
1860年,福泽谕吉在旧金山和一个美国女子合影,现日本流通货币中最大面额的一万日元纸币上印着他的头像,小学国语教材里收录他的代表作《劝学篇》的节选。
一、中国人上了福泽谕吉的当
不是。
为什么不是?近来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中国知识界开始慢慢意识到,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可能上了福泽谕吉的当。
最近两年来,日本青年学者與那霸润出版有《日本的中国化》一书,中文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入大陆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其频频受邀在中国讲学。與那霸润在书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本质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为西化,实为中国化(宋朝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基于儒家道德的专制皇权,大政奉还与“教育敕语”;
其二,科举制,即高等文官的考试任用制,与自由竞争社会;
其三,废除了身份制和世袭制,确立郡县官僚制(废封建,立郡县,中央集权);
其四,放宽限制,建立自由市场。明治维新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已有定论,在任何搜索网站上都有这一内容相似的词条:
日本青年学者與那霸润
明治维新,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但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彻底,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日本强大后,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将以上两种关于明治维新的解释简单对比。可看出,在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方面,明治维新本质上是中国化和儒家化。而在国际政治方面,则吸收了西方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并最终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而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鲜有国家和民族主义概念。奉行的是“文明大于国家”、“文化高于种族”的天下主义观念。此即《春秋公羊传》里孔子的“尊王攘夷”思想。
由此,可以回顾当年的日本志士发动明治维新的初心。
明治维新《宪法发布之图》
19世纪中期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的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允许同中国、朝鲜和荷兰等国通商。
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舰队进入江户,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在行动上表现为:尊奉天皇,赶走外国侵略者。而其实质在于维护中华道统,如孔子之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顾炎武更称赞管仲:“春秋之义,尊天王,攘夷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
维新启蒙者吉田松荫等人创办松下私塾,讲授王阳明心学,宣讲尊王攘夷思想,培养出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一大批维新人物。用日本人的话说,其思想实质是“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由于尊攘派对幕府仍存幻想,受到幕府军队与西方列强的镇压,最终惨烈失败。失败后,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演变为倒幕运动,最终大政奉还于天皇,开启了明治维新。
1859年,在狱中吉田松阴写遗书《留魂录》给弟子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高杉晋作等,称”此身虽殉武葬野,枯骨犹唱大和魂......诚如诸友人诸君所知,余尤为崇敬赵之贯高、楚之屈平。
二、为什么会上了福泽谕吉的当
事实上,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还津津乐道一个多世纪前日本的“脱亚入欧”,现在的日本人早已羞于提及,参见《日本边境论》。
经过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逐渐强大。由于日俄战争的胜利,文官失势,军国主义势力抬头。而清政府中法战争的失败,为福泽谕吉提供了机会,他匿名发表《脱亚论》,提出全盘西方的政治主张,并激活西乡隆盛的“征韩论”,从欧洲借来了民族主义的扩张,将日本一步步推向军国主义的不归路,并最终承受了两颗原子弹的苦果。
但是,明治维新真带来了全盘西化吗?否,首先在文教上,日本顽固保存了其“东洋道德”。略分析其《教育敕语》: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教育敕语》由教育家井上毅和儒学家元田永孚共同起草,以天皇名义发布敕令,直到1948年废除。
第一部分阐明了日本“国体之精华”乃忠孝二字,国家道德之本就是教育之本,也即教育以培养忠臣孝子为出发点。
第二部分列举了十大德行,即孝、友、和、信、恭俭、博爱、学习、成德、公益世务、重宪遵法,构成了所谓“德育”的主要内容。
第三部分叙述了德育教育的结果仍归于造就“义勇奉公”的“忠良臣民”,其实暗含着做盲目听从的工具之意,体现了军国主义扩张的需要。
二战后,《教育敕语》于1946年被排除,但其中提倡道德教育的部分仍在《教育基本法》中保留。也许是出于岛国心态过分谨慎的原因,日本历史往往令人扑朔迷离。
日本人编造历史的行为从古坟时代就已经开始。关于那古坟里埋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是什么时候埋进去的,直到今天仍然处于禁止调查的状态。以《日本古事纪》为首的史书,将日本历史云遮雾罩。而明治维新的历史又是清晰的吗?
幕末时代,日本先后经历了幕末动乱、明治维新、戌辰战争、西南战争等一系列内乱,它为什么能那么快地完成现代化转型,坂本龙马为什么被暗杀?天皇血统到底有没有被混淆?东京迁都背后所隐藏的真相又是什么?山口县怎么出了那么多位总理大臣?日本留给世界的秘密究竟还有多少?
更有甚者,一百年前,日本历史学家、支那学派的创立者内藤湖南在其著名的“文明中心移动说”里预言:今后,中华文化的中心会移至日本,将由日本代替中国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是他们近代日本的国家使命、文化天职。
其学问,被称之为“内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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