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边塞诗”的提法平议
“新边塞诗”的提法平议
一
边塞，边疆地区的要塞，也用以泛指边疆。边疆，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在国家消亡之前，边疆是客观存在的。历代王朝的版图不尽相同，边疆的概念也就不一样。边塞诗论者，有广义的边塞诗和狭义的边塞诗两种意见：前者把凡是写边疆的诗都叫作边塞诗，后者则以唐代边塞诗为基准，多指西北地区的诗歌。“新边塞诗”论者，也有相应的广义和狭义的区别。从空间上看，笔者行文取广义的边塞诗概念。从时间上看，边塞诗论者也有两种意见：一说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时代，隋代开始兴盛，唐代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一说边塞诗最早起源于西周，《诗经》中已有完整的边塞诗篇；下至清代，都可以叫作边塞诗。笔者同意后一种说法。
《唐诗别裁集》卷4，沈德潜在讲到李益的诗时，道是“君虞边塞诗最佳”，这是最早出现的“边塞诗”的说法。边塞诗派是指盛唐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诗派。高岑并称，始见于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长史参三十韵》：“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诗论家宋末严羽《沧浪诗话·诗评》：“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最早道出二人诗歌风格的共性。明清诗论家多从其说，都是从其诗作艺术风格着眼的。
文学流派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形成后有多种类型。唐代的“边塞诗派”，是由于一定时期内的一些作家创作内容和表现方法相近、作品风格类似，而被后人从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总结，冠以这个流派的名称。诗歌的艺术风格总是和题材内容相关联。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出现后，研究高岑时将艺术风格转向题材内容。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年的初版本，正式将高岑称为一个诗派，并认为其“善于描写边塞风光和战争生活，善于表现征人离妇的思想感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大学教材的各种文学史，即把“高岑诗派”转化为“边塞诗派”；影响极大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实际操作上便以题材划分出“边塞诗派”。作为高校教材，200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行文中论及边塞诗时，仍将高岑列为“以边塞诗著称的盛唐诗人”，但在章节和行文中不再提起“边塞诗派”。
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边塞诗”是早于“边塞诗人”、“边塞诗派”的客观存在，“边塞诗人”指创作个体，“边塞诗派”指创作群体。根据不同的认识、不同的需要，对一个文学流派可以这样称呼，也可以那样称呼；可以继续这个称呼，也可以终止这个称呼。
二
在当代诗坛上，新诗和传统诗词都有“新边塞诗”的提法。夏冠洲等主编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第三章第二节《新边塞诗的兴起与新边塞诗派的形成》谓：“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来新疆时就提出过新边塞诗的主张。”其后，诗评家李元洛发表《评郭小川的边塞新诗》一文，“明确提到了边塞新诗的命题”，而闻捷、田间、张志民、贺敬之、郭小川、艾青、李瑛、袁鹰等人，他们“都曾先后涉足河西走廊和新疆，写下了一些反应西北边疆生活的边塞诗”。1982年2月7日，周涛在《新疆日报》发表了《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正式提出了‘新边塞诗’主张”。1982年3月，在新疆大学雷茂奎的倡导下，在新疆大学举行了“边塞新诗”的研讨会，会后由雷茂奎等人编选了《边塞新诗选》。与理论研究同步，在诗歌创作上，出现了周涛、杨牧、章德益等一批数量可观的作者，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边塞诗派”。从所论可知，夏冠洲等人所用为狭义的“新边塞诗”概念。
我们回头看看周涛《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既然是一支队伍，那就应该有自己的旗帜。……对这支队伍，它的旗帜应该是：新边塞诗。”“新边塞诗并不是要固守陈旧的传统，一味去描摹边地的山水风情画。固守传统只能成为前人脚下的香客，决不可能是伟大前辈当之无愧的伟大后人。新边塞诗的‘新’，不仅仅在于与‘边塞诗’相比它是用白话写成，它还应该有一切前人所不同的新的时代气息，新的社会节奏，新的思想意象，新的艺术手法。唯其如此，才可能对边塞诗有所创新和发展。”周涛和周涛的同道们，说到了，也做到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边塞诗”出现了空前的兴盛和繁荣的景象。
但是，任何一个文学流派都不可能永远的存在下去。《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载姜耕玉《“西部”诗意──八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勘探》一文，道是：“８０年代‘新边塞诗’的提法，愈来愈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唐代边塞诗是以抒写卫国保家的戍边生活而得名，而今西部诗是为开拓精神家园而歌，二者不属于同一概念层面。只要改变审视角度，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变化中的西部诗歌，就不难发现富有‘西部’诗意的‘新大陆’。”《新疆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载高波《“新边塞诗”的历史经验》一文，道是：“‘新边塞诗’的景观和情思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性，制约着后来诗人的跟进和发挥；‘新边塞诗’的书写内涵和书写方式，又与后起的诗歌潮流相悖，最终也就后继无人。这是‘新边塞诗’淡出诗坛的根源，也是应该记取的历史经验。”姜耕玉和高波的文章，对新诗“新边塞诗”的创作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值得后来传统诗词“新边塞诗”的论者对这一提法认真思考。
1995年，全国第八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在银川召开，在传统诗词领域首次出现了“新边塞诗”的提法。会上，回顾、总结了过去“新边塞诗”创作，对“新边塞诗”的未来进行了积极探索。会后，宁夏诗词学会编选了《重振边塞诗风——全国第八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收论文43篇，其中28篇是讨论古今边塞诗的论文。1998年，全国第十一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在石河子召开，“这次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关于如何继承和发展边塞诗的问题”（霍松林《开幕词》）。会后，由周笃文、星汉编选了《春风早度玉关外——全国第十一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收论文49篇，其中19篇是讨论当代边塞诗创作的论文。
时至2005年，《中华诗词》主编杨金亭先生谈到“新边塞诗”的创作时说：“1995年，中华诗词第八届研讨会在银川召开，作为会议研讨的主题，提出了在继承古典边塞诗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新边塞诗”，并进而形成“新边塞诗派”的设想。以此为契机，新边塞诗的栏目，开始在全国和地方诗词报刊上出现，历时十年，创作渐成风气。相继涌现出了王亚平、星汉、唐世政、周毓峰、凌朝祥、魏新河、秦中吟、赵京战等名家，他们陆续发表的不同风格的有关军旅、军垦、边塞诗和理论批评文章，已引起诗词界的广泛关注。”（王子江《牧边歌·序》）对于“新边塞诗派”，杨金亭先生认为“尚在形成”中。以上，杨金亭先生列举的人名（包括王子江）所处地点为云南、新疆、宁夏、陕西、北京、辽宁等地。从所列人名来看，使用的是广义的“新边塞诗”的概念。
应该说，无论当代新诗还是当代传统诗词的边塞诗创作，在诗坛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诗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三
唐代的边塞诗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影响和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是不能抹杀的，但是其负面影响也不容低估。笔者在新疆生活半个多世纪，曾涉足西域诗的研究，此处便以边塞诗中的西域诗来讨论问题。西域诗的古代作者可分为“躬践斯土”和“未临其地”两类。唐代边塞诗作者其负面影响在于，“躬践斯土”者多是通过夸张，渲染一种悲凉的情怀；“未临其地”者多是通过想象，找到一种诗意的感觉。在诗作中，他们有时在把西域神秘化，甚至妖魔化。
岑参到过西域，属“躬践斯土”类。其《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极力渲染边疆的荒寒。其中“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瀚海阑干百丈冰”，“风掣红旗冻不翻”等句，均属夸张之辞。古今气候会有不同，但不会变化太大。此诗作于北庭，即今吉木萨尔。“白草”就是芨芨草，“冬枯而不萎，性至坚韧”（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秋冬大风来时的芨芨草，可俯伏而不可折断。“千树万树梨花开”，指的是下雪后雪花留在树上。“瀚海”，指山崖背面。西域八月下雪比较少见，即使下雪也会随下随消，还不至于出现“千树万树梨花开”，“瀚海阑干百丈冰”，“风掣红旗冻不翻”的景象。《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有“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句子，也是极力夸张西域寒风之威猛。其中“斗”有两种解释，一为量器，一为酒器。即便为酒器，其大小如拳，也不会“随风满地石乱走”。《经火山》中有句为：“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火山”即今吐鲁番的火焰山，在“严冬”时，也不可能出现“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的景象。《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中有“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的句子。“热海”即伊塞克湖，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唐时属安西节度使领辖。在“水如煮”和“沸浪炎波”的热海里，竟然“中有鲤鱼长且肥”，只能是胡说。尽管“侧闻阴山胡儿语”，是道听途说来的，说明岑参相信有这样的事儿，才作了这样的诗。
李颀属于“未临其地”类。其《古从军行》中有句：“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李颀没有到过交河，诗句只是想象之词。交河距离高昌不远，怎么就“万里无城郭”？“胡雁”为什么要“夜夜飞”？“胡儿”在自己的家乡，看惯了这种景象，为什么还要“眼泪双双落”？郑振铎说：“唐诗人咏边塞诗颇多，类皆捕风捉影。”（《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十五章）此语良是！
岑参边塞诗的过度夸张，对后世影响颇大。现举一例。清代毕沅在乾隆间从陕甘总督明山出关勘查屯田，至西域。毕沅刻意模仿岑参，渲染西域的荒远可怖。其《苦寒吟》是三句一换韵的古诗，诗作体式一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其中“前日北风如虎吼，树折蓬飞石乱走，黄沙阵阵塞人口”；“今晨欲雪犹未雪，百鸟潜身齐结舌，沉沉四望黑于铁”；“冷气切肤森有铓，解带添衣十指僵，梦魂一往天荒茫”。虽然风骨较岑参远甚，但是诗的形式，不着边际的夸张，却是紧步岑参之后尘。
李颀的诗作，似乎成了一种模式，后人多有效仿。清光绪间，为平定阿古柏匪帮，“卓胜军”将领金运昌率军由包头出关，安徽人方希孟入其幕。其《戈壁行》有句为：“大风吹空车轮走，蝎虎如人蟒如狗。老鸦呜呜鬼车哭，掠地黑鹰啄人肉。前山火飞后山雪，寸草不生石骨热。马蹄陷沙沙入穴，驼骨支冰冰桥裂。……怪禽四啼行人恐，宝刀凄凉色不勇。月中一管飞秦声，征客闻之皆泪零。”阴森恐怖，如坠地狱，读之令人毛骨悚然。方希孟这类诗作，较之李颀有过之为无不及。
对于“未临其地”者的想象之词，后人也有“较真”者。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没有到过玉门关的王之涣，当然也知道“春风”会度“玉门关”的。此诗的寓意，当是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2所说：“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清代乾隆间乌鲁木齐同知国梁和道光间乌什办事太臣萨迎阿，因为都是“政府官员”，在西域长驻，于西域景物多见，更不理会什么“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或许认为“恩泽”就在眼前，于是对王诗给予“反驳”。国梁有《郊外》一绝，道是：“雪底莎青雪消见，枝间叶茁枝添肥。春风早度玉关外，始悟旗亭唱者非。”此诗后二句用旗亭画壁典，谓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说纯属无稽浅陋之语。萨迎阿有《用〈凉州词〉原韵》写到：“桃杏花繁溪柳间，雨余如笑见青山。极边自古无人到，便说春风不度关。”作者在讥笑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同时，赞美了边疆的春色，表达了对边疆的热爱之情。
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在唐代极为流行，盛唐时蔚为壮观。唐代边塞诗的出现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和当时的边疆战争有关。唐代文人的仕宦道路不止一条，从军求仕位至将相者，不乏其人。立功边塞，是盛唐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岑参即是如此。塞外风光迥异于内陆，对于“好奇”的岑参，从军出塞是最好的选择。盛唐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使诗人们热心从军和密切关心边塞。即便没有去过边塞，当边塞生活成为诗歌中普遍的题材的时候，也会创作出数量少而质量高的边塞诗。“躬践斯土”者所渲染的悲凉，意在说明出塞求仕之不易，其目的在于“自我表扬”；“未临其地”者，受到时代的感染，其结果在于“重在参与”。
当代传统诗词创作，接受前代边塞诗负面影响者大有人在。有些当代“躬践斯土”者不管时代的变化，不切实际地宣扬边疆的荒凉。由此尚妄想超越前人，那只是“梦呓”罢了；“未临其地”者，但凭耳食就摇笔作诗，成章后也只能是“梦游”之类。
四
边塞诗内容广泛，但主要是边塞战争和边塞风情两种。
战争是人类社会无法避免的现象。“净洗甲兵长不用”（杜甫《洗兵马》），“千古万古无战争”（萨都剌《过居庸关》），只是人们一种良好的愿望。边塞诗人对于战争，并不都是在抒发誓死报国的豪情壮志和必胜的坚定信念。“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悲壮中含有凄怆，豪放中透出无奈。边塞诗中的战争，特别是西北边塞的战争，今天看来多为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自古以来，我国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民族之间曾经不断地进行过攻伐、掠夺、奴役，同时民族之间也曾互相依附、吸收、融合。通过这两种关系的演进，锻炼成了我们统一的中华民族。“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霍去病撂下这句狠话，一直在影响着后世的边塞诗人。“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前年斩楼兰，去岁平月支”（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誓扫匈奴不顾身”（陈陶《陇西行》）等诗句，可以看出是诗人们的用词是“破”、“斩”、“平”、“扫”，“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在战场上要把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敌我双方都会这样做。诗人们有时把战争写得还很血腥：“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高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这在当时无可厚非，作为研究者也是必须提及。但是我们今天作诗再用“斩楼兰”、“入汉家”之类词汇，就大为不当。虽然诗歌是艺术，不能作为战争史来读，不能通过某人的某首边塞诗来判定某次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但是在今天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演员还在舞台上高声朗诵“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语），你本人又是少数民族一员的话，听到之后又作何感想呢？
西域距内陆之遥远，进入西域要花费大量时日。道光间，林则徐谪戍伊犁，从西安到惠远就走了122天。《钦定大清会典》卷51谓，晚清时自京师皇华驿至新疆省城，通过塘站传递文报须时82日。清代之前，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且看岑参《碛中作》：“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未知何处宿，平沙莽莽绝人烟。”再看《过碛》：“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孤独寂寞，无过于此。正因为如此，古代人对于离别倍加珍惜。因为生离，说不定就是死别。“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在交通、通讯现代化之前，这种诗句自然会打动离别的亲友。
今天交通、通讯的方便，拉近了人们感情的距离。已经不存在“在那遥远的地方”了。以北京到乌鲁木齐而论，飞机只用3个多小时，火车就是只用30几个小时，不只是像岑参一样做官的“边塞诗人”来去方便，就是普通百姓都付得起路费，用不着“辞家见月两回圆”了。今天的戈壁上通有火车、汽车，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也有“沙漠公路”两条，全程不过几个小时。诗人们也用不着抒发“莽莽绝人烟”、“地尽天还尽”的哀叹了。
限于交通，在古代亲历西域委实不易，纵然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也是“西出阳关少故人”。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到了清代，就已经“驿骑送迎多旧雨”（惠龄《果子沟》）了。今天的新疆，到处都是五湖四海的“故人”，在送别时也用不着“劝君更尽一杯酒”了。
古代到达西域的内陆人不一定是文人，是文人不一定能写诗，能写诗者不一定能流传。 所以清代以前的西域诗人数量颇少。除却周穆王周姬满、汉朝公主刘细君，唐朝武人来济外，“躬践斯土”而又有诗集传世者，唐朝有骆宾王和岑参，蒙元时期有耶律楚材和丘处机，明代有陈诚，清代却是汗牛充栋。凡有诗集传世者，几乎没有不写边西域风情的。笔者把西域风情诗分为风景诗和风物诗两类来浏览一下。
写风景者除岑参外，成就较高的还有耶律楚材。其《过阴山和人韵》写到了北疆的果子沟和赛里木湖。陈诚笔下西域的自然景物，也都生动活鲜。《流沙河》写到了今天东疆的鄯善。此类诗作，清人当然更多，兹不枚举。但是诸如今天新疆的天池，在乾隆年间之前尚无“躬践斯土”者的诗作出现；喀纳斯景区，在新中国成立前，也不见有传统诗词作品流传。所谓风物诗指有关风俗物产等的作品。岑参《赵将军歌》写官军和胡族首领纵博为戏，《优钵罗花歌》歌咏雪莲。清人的风物诗大都以大型组诗“竹枝词”的形式出现，笔者现知就有21种，个中风物诗比比皆是。其中，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和萧雄的《西疆杂述诗》最有代表性。
古代有诗集传世的边塞诗人往往出于一种“存史”的心态写边疆的风物。例如汪廷楷《回城竹枝词》其五是写维吾尔女子的着装，道是：“恰奇巴克帽儿尖，红络双垂发过肩。衣敞前襟衫袖窄，满头高插纸花鲜。”诗中“红络”句，句下自注：“回女（维吾尔妇女）皆结发为辫，嫁后则梳发后垂。红丝为络，回语（维吾尔语）谓之恰奇巴克。”当时南疆维吾尔人的住房多是土屋，适应南疆降雨稀少这一物候特点。成书《伊吾绝句》其二十七谓：“细毡贴地列宾筵，密室无窗别有天。务恰克通风火出，不教粉壁挂柴烟。”务恰克，维吾尔语，即火墙。汪诗和成诗都是用欣赏的态度、赞扬的口吻来写少数民族的服饰和民居。
时代在前进，一切都在变化。刘细君那种“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黄鹄歌》）的生活方式，只是当代生活的一种点缀，有些只是旅游景区的装点。当代“躬践斯土”者，切不可戴着古人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今天新疆的风情风物。当今新疆的各少数民族，和时代潮流同步，服饰非常时髦。牧区、农村的房舍大都宽广明亮，冬天再无人入住“穹庐”，南疆再也见不到“密室无窗别有天”的民居。清代乾隆间的乌鲁木齐已经是“游牧昔善地，水云今江乡”（国梁《轮台八景·北湾稻畦》》）了，今天的乌鲁木齐和内陆大城市一样，到处高楼林立，街道上的汽车也多有堵塞。有些当代传统诗词的作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态，对于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的农村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动辄“羌笛”，动辄“胡旋舞”，动辄“大漠风烟”，食古不化，颇显滑稽。因为缺少周涛说的“新的时代气息，新的社会节奏，新的思想意象，新的艺术手法”，所以在形成诗歌流派过程中，诗多而无益。
五
边塞诗是一种以题材划分的诗歌类别，如同怀古诗、咏史诗、游仙诗、悼亡诗、艳情诗、题画诗、应制诗、科举诗一样。这类划分，有些名称可以延续，如咏史诗、题画诗等；有些名称却不能延续，如应制诗、科举诗等。以题材划分的诗歌类别的前面冠一“新”字，笔者于前人尚未之见。
从“高岑殊缓步”演化为“边塞诗派”，再从“边塞诗派”延伸到“新边塞诗派”，这期间有1200年的时间间隔。以边塞诗而言“派”者，仅此两处。“新边塞诗”这个词组中，“边塞诗”，意在说明对古代边塞诗的继承，“新”，意味着对古代边塞诗的发展。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边塞诗”在题材内容上的继承有限。新诗“新边塞诗派”的创作渐趋式微，传统诗词的创作亦难形成“新边塞诗派”。故而笔者以为，“新边塞诗”的提法不宜继续下去。
当代著名诗人熊盛元在《<当代西域诗词选>戊子版序》中说，当今吟坛，就地域而言，有四派引人瞩目，即关东诗派，岭南诗派，津沽词派，天山诗派。笔者对天山诗派曾有《天山诗派初探》（载《新疆社科论坛 》2010年第1期）一文予以论述。与其借尸还魂，不如脱胎换骨。杨金亭先生《牧边歌·序》列举的人名，可根据其题材、地域等特点，不妨用“关东诗派”、“天山诗派”、“军旅诗派”、“军垦诗派”等名称呼之。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一孔之见，未必是一得之见，舛误之处，还望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 本文系星汉先生提交首届“黄河诗会”暨第五届“天下诗林大会”的论文，今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星 汉，姓王，字浩之，1947年5月生，山东省东阿县人。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发起人之一，第二届、第三届副会长，现为顾问；新疆诗词学会创建者之一，现为执行会长。公开出版有《清代西域诗研究》《天山东望集》等2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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