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深圳离婚排号至少得等一个月”的现象
上篇讨论了 [30天离婚冷静期] 的话题，接着就看到了与“离婚”相关的另一个话题——[深圳离婚排号起码得等一个月] 爬上了热搜，难不成这是深圳以实际行动提前响应 [30天离婚冷静期]？特区速度，敢为人先？？？
这一现象在网上被描述为 [突现离婚潮]、[报复性离婚]……那么它是不是“突现”的偶然现象，是不是所谓的“报复性”行为呢？我们可以尝试着通过推演来寻找答案。
对社会现象背后原因的探知思考，即是思维方式及分析能力的训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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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规的情感逻辑看离婚数据。
为了说明这一现象的“不寻常”，网上的讨论一般会引入两个信息：第一个是 [5月15日-6月16日深圳离婚剩余预约量为0]，以说明当前离婚人数之多；另一个是@南方都市报统计的一个数据，想表明较往年同期的数据差异——
第一个是现象的量化——都需要排号等一个月才能办离婚，感觉上人就很多。第二个数据体现的是差异，可深入一步思考。这里提到了 [离婚总量与结婚总量的比]，即涉及到的“离婚总量”和“结婚总量”是两个变量，前者是分子，后者是分母，要使得历年的（“不到三分之一”约记为）30%变成今年的84%，假定每年4、5月都为结婚淡季，则分母可视作不变，主要看分子如何突然增大以致出现这个结果。
在情感逻辑里思考，将“离婚”视为夫妻情感破裂所致，那么为何就在这段时间集体性的“情感破裂”了呢？第一个联想到的是疫情对夫妻情感的影响，主要可以推演出两个可能导致离婚的原因：其一，“隔离”在家的夫妻们，长久的近距离“朝夕相处”之后，矛盾急剧增加；其二，“停工停产”使得家庭经济收入受影响，生活压力剧增以致于小家庭结构失衡。第二联想到的是疫情对公共服务及个人出行的影响，疫情期间（2、3月份），民政系统方面离婚办理业务还没全部恢复正常，本打算2、3月份离婚的夫妻也只能边居家防疫边等待，待4、5月份公共服务基本恢复正常了，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赶过来办理离婚登记了。
当前需要办理离婚登记的人多了，民政系统考虑到防疫的需要，为了防止大量离婚夫妻集中过来办理业务而出现人群聚集现象，所以严格施行“申请预约制”，于是离婚就在时间轴上排起了长龙，出现了6月16日之后才有名额的现象。这是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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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逻辑下“离婚”的本质及必要性。
按照情感逻辑看“离婚”现象，其本质是一种处理婚姻关系的方法，以结束婚姻关系的方式来避免婚姻关系里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感情不和（同床异梦）、家暴（被殴打或冷暴力）、因没完没了的琐事争吵、看不惯也忍不了的恶习、婚外情等，“离婚”的提出，是夫妻双方（或者一方）认为最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民政系统根据当前的需求，即便再增加离婚登记预约名额，也仅是从法律程序上批准了他们的这个问题应对方法选择，以便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逃离之前婚姻关系里遇到的问题。
而若想从根本上减少“离婚”现象的出现，或者减少仅用“离婚”这一方法来解决婚姻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的是从亲密关系层面培养夫妻共同应对问题的能力，比如“深度沟通”和“情感谈判”等能力。夫妻关系是长久的陪伴关系，期间大大小小的问题一定会接踵而至，如果刻意地掌握了这些能力，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夫妻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对彼此的伤害，更好的经营彼此的情感关系。
比如情感不和的夫妻，如果双方都能掌握一定的亲密关系维护能力，就可以尝试着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夫妻之间发生了哪些变化，能否相互调整，又如何调整，然后彼此都去尝试着改善；比如家暴的夫妻，分析家暴的成因是人格中的缺陷、还是一时情绪失控，施暴者自己要寻找改变的方法，或是接受行为矫正，或是训练情绪控制……如此，应对婚姻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的方法多了，就不至于只选“离婚”这一个方法，使自己此后都对婚姻关系有所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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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驱使下的非常规离婚逻辑。
在经济利益主导下，“离婚”行为的选择依据就不再是“感情破裂”或者“婚姻关系出现了只能靠结束关系来处理的问题”，而是“利益最大化”，使得“夫妻情感”为“利益最大化”提供服务。最直接的表现为“离婚买房”，“离婚”成了“买房”的前提条件。
由于去年11月份深圳豪宅税的取消和后续的房产政策规定，深圳有房贷的家庭再买房必须全款，而离婚两年内的个人买房可以首付50%（原家庭有一套房）-70％（原家庭有两套房）。首付全款，和首付50%或者70%，在深圳是怎样的一个概念，能使大家即便是“离婚”也趋之若鹜呢？
粗略地算一笔账，深圳5月份二手房均价：68328元/平，我们往低估算一下取个整数6万/平计算，先不提大户型的豪宅，就拿100平的房子来算，如果全款，一次性支付的资金（自有资金或者贷款）为600万；如果是首付70%，一次性支付的资金为420万；如果是首付50%，一次性支付的资金为300万，为了说明方便 [非全款] 一次性支付资金取个均值为360万（[420+300] /2万），与全款支付相比可一次性少支付240万。
于是“离婚买房”的利益最大化就可以理解为：只要离婚后购房，一次性支付的资金可以少240万，换种说法是当前买了房——一线城市的房产就世界各发达国家而言都是稀缺资产——就是坐实了保值增值的资产，如果首付为贷款支付，一次性少支付的240万平均分摊在月供上也能接受；如果是自有资金，则当前省下的240万就可做他用。
看到了政策的空子，有点心思和经济投机头脑的人就一窝蜂的涌上，于是离婚登记服务窗口一经恢复办公服务，离婚买房的夫妻就争先恐后，挤出了这样的一个“离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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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逻辑与情感逻辑冲突时人的选择。
针对追逐经济利益而选择的“离婚”行为，无法用情感逻辑来评说。如果认为婚姻生活中被列为第一位，并需要敬畏，则婚姻情感高于一切，财富是为婚姻服务的工具，因为工具而使得“第一位”跌落，即便形式上的跌落（“假"离婚），也是不可理解；如果认为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是资源和利好的整合，那么通过“离婚”的形式使得彼此的财富资源升值，却是能讲得通。
当然，绝对的选择情感或者选择利益最大化的人也是少数，而大部分（理性经济）人是在不断的权衡利益大小，是否值得自己做出一些付出——情感、精力、时间、资源等，如果足够，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追逐利益。如 [英] 邓宁格在《工会与罢工》一书中写道的：
资本会逃避动乱和纷争，是胆怯的。这当然是真的，却不是全面的真理。像自然据说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
“离婚”能带来一定的利好，若经过评估足够吸引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就能说得通了。
既然是这样的因素引起的“离婚潮”，那么要应对或者改善，民政系统除了多设置几个离婚预约名额外也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需要的是住建委的政策出台，从利益的基点做出调整。改变了利益，即会影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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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象的出现，绝大多数情况不是偶然，而是其后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若一个现象表现出了“奇异”，那么它的“非常规”因素必然占据了主导作用。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理解，再回过头来看该现象，也就不觉得“奇异”了。
能理解了的事，就会归于常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