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与冰心伉俪抗战居滇生活素描
在抗战时期大批迁滇的文人学者中，吴文藻、冰心夫妇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抗战救国、为云南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贡献。吴文藻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先行者的身份，将其引进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具体运用到云南，既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又开创了云南社会学研究之先河：时已文坛成名的冰心，一面义务执教于呈贡，一面创作《默庐试笔》等散文，介绍抗战中的云南，宣传云南人民的抗战，为云南近代文化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文藻1901年4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夏港镇一户小商人家庭，江苏省属南菁中学毕业后，考入预备留美的清华学堂，开始接触先进的西式教育。求学期间发生的“五四”运动，对吴文藻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曾回忆道：“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在此时开始得到了确立。”（《吴文藻自传》，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六辑，第118页）吴文藻由埋头读书转向求学救国，并为其后研习社会学、民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1923年，吴文藻从清华学堂毕业，成为官费留美学生.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隆普营，后定居北京。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了冰心善良、温柔、文雅的性格以及丰厚的文化修养。“五四”运动促使冰心走上文坛，她陆续发表《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及诗集《繁星》、小说集《超人》等大量作品，在抨击军阀政府的同时，开始尝试用“母爱”的济世良方去拯救劳苦大众，成为京城文坛颇具名气的年轻女作家。1923年夏，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获得金钥匙名誉学位奖和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奖学金，同年8月赴美留学.
冰心和吴文藻邂逅在赴美的邮船上。交谈间吴文藻给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最终成就了一段佳缘。在完成各自的学业之后，冰心和吴文藻先后回国，于1929年6月15日完婚，婚后两人均在燕京大学任教。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迁昆明，吴文藻即辞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文法学院院长的职务，应熊庆来之邀，于1938年秋举家迁昆明，赴云南大学任教。吴文藻一到昆明就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他先是负责用英庚款在云南大学设置的社会人类学讲座课程，然后同英庚款委员会派来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专题研究工作；1939年帮助云南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首开云南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之先河。同年，吴文藻又受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委托，在昆明建立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査工作站，并安排其弟子费孝通等人入站工作。此后，吴文藻又倡导并参与组建了云南人类学学会。在云南期间，吴文藻将留美所学的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他不但亲自参与调査研究，还安排同仁和学生一起进行实地调査。其间，撰写了《民主的意义》和《论社会制度的性质与范围》两篇学术论文。早在燕京大学时，吴文藻就提出要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正是通过在云南的上述工作，使他有机会践行自己走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为宗旨的社会学中国化之路。在其指导下，学生们纷纷深入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吴门弟子费孝通在云南完成的调査报告《云南三村》，是当时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
繁忙的工作之余，吴文藻也忙里偷闲享受课余时光。当时他们一家住在昆明城外，路难走，吴文藻不会骑自行车，平时只好雇马骑。每逢周末，他还常带一些单身朋友到家里玩。其中最受欢迎的要数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每当孩子们远远看见几匹马走来，就齐声喊：“来将通名！”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就都拍手欢呼起来（参见冰心：《怀念罗莘田先生》）。他幽默风雅的笑话常常引来冰心一家的笑语欢声。吴文藻生性严谨认真，哪怕对日常小事也一丝不苟。女儿吴冰回忆说，小时候最怕向父亲提问，因为一问就会碰到麻烦，吴文藻首先会批评问题提得不对、不科学，然后再详详细细地解释，可她此时已经没有耐心了；向母亲提问还快些，容易得到直截了当的答案。但长大以后吴冰才体会到父亲详细讲解的好处：可以全面了解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儿子吴平在云南时很调皮，学习也不用功，没少挨父亲打，但吴文藻只会揪孩子的耳朵，因为做事极有规律，往往只会揪-边的耳朵，直到有人告诉他这样做会使两边耳朵不一样大，吴文藻才作罢（參见满素洁：《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
与吴文藻比较，冰心在云南的生活略显轻松。他们一家开始时住在昆明城内螺峰街、维新街，后来为避日机轰炸，搬到昆明南郊呈贡，冰心还义务担任当地简易师范、中学（两校一体）教师，在物质贫乏、精神压抑的生活中，却不乏天性的乐趣。她不时抽空到住地附近骑马郊游，回来后将偶遇故友的情形写成《我的学生》，满怀感情地将学生一家虽清苦却快乐的生活写出来，学生M向冰心介绍自己的家：“这座茅屋，是先生指点着工人盖的，门都向外开，……这书桌、书架、'沙发’椅子都是我们自己钉的，……还有我们的床，那是杰作，……好玩得很！”可见冰心颇赞赏学生这种“好玩”的生活，同时也表现出普通民众面对战时艰苦所持的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冰心自己在云南的生活也是充满乐趣的。吴文藻工作繁忙，周末才回家，平时就是冰心一个人带着孩子。她开心地在师范学校代课，也耐心地教自己的孩子们读书，为他们讲故事，还不时地制造一些生活的小乐趣。一次，梅贻琦夫妇到他们家度周末，冰心回忆起抗战前在北京有一次让吴文藻去买“萨其马”（一种点心）和“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一种衣料），可吴文藻到了店里只记得要买“马”和“羽毛纱”，闹了很大的笑话，当时冰心作了一首宝塔诗取笑丈夫这个清华“书呆子”：
梅贻琦听后笑着续了两句：
引得在座的清华同学捧腹大笑，冰心当场承认自己是“作法自毙”。
冰心把借居的祠堂“华氏墓庐”改名“默庐”，既含“墓庐”的谐音，又兼主人（房客）沉潜之意。冰心很满意自己在呈贡的居所，她曾将这段生活写成《默庐试笔》，发表在1940年2月28日香港《大公报》上：“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静，还美。……最好是在廊上看风雨，从天边几阵白烟，白雾，雨脚如绳，斜飞着直洒到楼前，越过远山，越过近塔，在瓦檐上散落出错落清脆的繁音。还有清晨黄昏看月出，日上。晚霞，朝霭，变幻万端，莫可名状，使人每一早晚，都有新的企望，新的喜悦。”冰心还将自己曾经住过的山东烟台、北平海甸与呈贡作了比较：“论山之青翠，湖之涟漪，风物之醇永亲切，没有一处赶得上默庐。我己经说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兹华斯的诗。”华兹华斯系英国18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人，擅长描写大自然，冰心将默庐比喻为华诗，可见她对呈贡的印象之好。冰心还为任教的学校作了一首校歌：“西山苍苍滇海长，绿原上面是家乡。师生济济聚一堂，切磋弦诵乐未央。……”（参见余斌：《冰心与呈贡》）然而，快乐之余，面对国土沦丧，冰心内心也很悲伤，她问自己：“我为什么潜意识地苦恋着北平？”诉说内心的愤恨和惋惜：“北平也跟着大连沈阳死去了，一个女神王后般美丽尊严的城市，在蹂躏侮辱之下，恹然地死去了。”透过这种刻骨铭心的悲伤情绪，冰心放言：“在那高山丛林中，我仰首看到了一面飘扬的旗帜，我站在旗影上，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来招集一星星的尊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默庐试笔》）以此表达她对祖国苦难的忧愤和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在云南的日子，冰心就是生活在这种起伏的情绪之中，不断借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 冰心、吴文藻与母亲（选自《冰心自述》，大象出出版社，2005年版）
1940年底，冰心一家迁入重庆.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吴文藻受命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外交组组长，他们一家又来到日本东京，直至1951年才历经艰辛回到北京。此后，吴文藻和冰心一直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工作。1958年4月，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吴文藻夫妇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干校劳动。1971年8月，因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翻译工作需要，吴文藻、冰心才双双回到阔别13年的中央民族学院。1980年，冰心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5年3月，因首先在中国翻译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作品，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签署命令，为冰心颁发了黎巴嫩国家级雪松骑士勋章，终其70余年的创作生涯，她为中国文坛留下了700余万字的散文、诗歌、小说及翻译作品。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在北京去世，冰心和子女遵遗嘱将其3万元存款全部捐赠中央民族学院，设立研究生奖学金，以圆其“教育救国”之夙愿。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2000年9月28日昆明国际花卉节上，法国梅兰德国际花卉公司负责人魏特默先生宣布，将由该公司培育、呈贡斗南引进种植成功的一种花朵硕大、猩红浓艳的玫瑰新品种，正式命名为“冰心玫瑰”。这是呈贡人民在半个世纪之后，对冰心当年义务教学及其《默庐试笔》的回馈。吴文藻和冰心虽然只在云南生活了两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以及冰心作品中赠给昆明、赠给呈贡的那些起伏有序、曲折曼妙的文字，无论写景、状物还是记人，犹如一首首清新隽永的散文诗，必将连同那个时代一起，永远用在云南人民的记忆之中。
（作者：何斯民，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05级研究生。原载于《学术探索》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