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的意义（一）——研究属性、观念、范畴和范式的思考

作者：洛秦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前言”，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状况”；二、“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所涉及的几个问题”：1.属性，2.观念（包括音乐、音乐历史、音乐史学与音乐史学史），3.范畴和范式，以及“结语”进行论述。最后总结：历史材料固然重要，但是史学观念更重要，没有特定的史学观念，所发现和整理的文献依然是素材，而历史研究的重点永远是书写。有什么样的书写范式，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呈现和理解。因此，音乐史学史研究和探讨的意义不仅是加深对于历史中的音乐的理解，而且更是对于中国音乐学术的历史性思考的历史梳理，以期促进和提升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学术品质。

关键词：音乐；音乐史学；音乐史学史

原载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3期

00

前言

2017年10月19~21日由中国音乐史学会主办、温州大学音乐学院承办，举行了“中国音乐史学史专题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界专家，就中国音乐史学史的史实、史观及书写范式等议题，展开了集中深入的讨论。

为什么选择“中国音乐史学史”作为专题会议的议题，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通过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将对我们中国音乐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学科、学术发展关键在于需要不断思考研究的大方向和研究不断变迁的学术观念及方法，以便我们能够在已有传统的基础上更为全面、深入，特别是多元视角地来理解和认识问题。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无疑对于学科的学术历史的回顾、梳理和审视这是必须的前提。

那么，中国音乐史作为一门学科对于它的回顾、梳理和审视毋庸置疑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显而易见，中国音乐史学史，仅从字面上就可以得知，它是一项关于中国音乐史学的历史。有些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论题，不少人似乎不太清楚其概念或范畴。在“ 中国音乐史学史专题学术研讨会”之前，在筛选参会回执所递交的演讲论题时，注意到，不少议题都很好，但遗憾的是没有紧扣“史学史”这个问题。同时，我通过“中国知网”的搜寻，也发现仅有很少的论文是关于中国音乐史学史及其研究的。题目完全对应“中国音乐史学史”的文章仅有1/2篇！为什么仅有一篇，而且还是1/2呢？（其实另有一篇冯长春的新作，尚未出现在“知网”上[i]，将在后文中详述。）

这篇是郑锦扬教授的文章《先秦中国音乐史学的历史进程（上）——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之一》，发表于《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至今正好30年。三年后，《交响》（1988年第4期）刊登了《先秦中国音乐史学的历史进程（下）》，题目中没有了“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的字样。因此，该文（上）成为了“中国音乐史学史”文章仅有的1/2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音乐学术文章是以“中国音乐史学史”为题，更没有以“中国音乐史学史”为主题进行过讨论。

众所周知，音乐学界一般都将20世纪初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1922年）视为中国音乐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标志性著作，也因此，大家的共识中国音乐史学史发端于此。然而，我们从仅有的郑锦扬教授的1/2篇文章所看到的论题是《先秦中国音乐史学的历史进程（上）》，文章将“中国音乐史学史”的范畴追述到“先秦”。这就涉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即“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什么？其概念、范畴、观念及书写的范式是什么？

01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状况

中国音乐史学的众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学科特性，即音乐的声音特点及其研究的技术性，造成了知识结构和思维观念的“封闭性”，过于关注“声音技术”和“音响形态”分析与论证，拘泥于此的结果导致对于一般史学的理论、发展思潮及其成果的学习和关注匮乏，也由此形成对于大史学界的发展了解关注度很低。在此，我们来看看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状况。

梁启超曾说:“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了。”[ii]学者乔治忠对梁启超这句话有一段解释，“这就是说，史学史研究的深入，是整个历史学系统‘明了’的必备条件；史学各专业研究历程的总结、评析，是各专业学科系统‘明了’的必备条件。以经过加强了的史学史研究为龙头，带动史学各个分支专业、重要史学专题的学术史研究，即可组成一个历史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体系，这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iii]

中国史学史源于“五四”时期，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不断输入的影响，当时一批有识之士诸如梁启超、李大钊、傅斯年等打破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术格局，提倡西方科学化的学术分类体系，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这门学科史提供了开拓性的思路，使得中国史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也由此，“史学史”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体现了其重要意义。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了“史学史”的概念，撰写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和《史学史的作法》成为了中国史学史的奠基之作及学科的标志。也因此，梁启超被称之为中国史学史的“教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初期的十余年间，先后产生了十余种史学史的著作和大量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1941）、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1942），以及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1944）。之后，由于社会各种动荡和变化，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有一段停滞期。直到20世纪晚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动力，学科的生命力得到了恢复，特别是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1980）和刘节《中国史学史稿》（1982）的出版，开启了中国史学史的新一轮发展周期。自此之后，大量史学史论著问世，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例如瞿林东多篇文章《中国史学史：20 世纪的发展道路》《中国史学史研究五十年的进展及未来的前景》《走向中国史学深处——近2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全面论述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谢保成《中国史学史》（三卷本2006）、杜维运《中国史学史》（三卷本2010），以及白寿彝六卷本的《中国史学史》（2006），成为目前规模最大、内容最全的中国史学史著作。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界有过两次关于“史学史”的专题讨论。第一次是《学术月刊》于2012年1月组织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专题讨论会。会议的主旨为，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硕果累累，但在知识不断更新的今天，其学术创新滞后于学科发展。创新是知识更新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助力。这种创新既有对史学内涵研究的拓展，也包括方法、视角的调整更新，更为关键是研究模式的创新。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借助新的史学理念，对传统史学研究的模式作清理与整合，使之更加理论化、科学化。当期《学术月刊》刊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四位专家的专题讨论内容，希望学界有更多的人树立创新意识，应对史学领域内外变化的挑战，呼应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展趋势，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水平的提升。“编者按”中对四位专家的发言作了介绍：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另一次是2014年11月1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史学史研究》期刊2015年第1期刊出了此次“中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的综述，来自北京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位学者，以及《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和《人大复印资料》等期刊的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在会议上，专家学者对“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与沟通”“历史视野与历史研究方法”“后现代主义史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最近的一次是2017年11月4~5日，在北京召开第20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史学理论重点学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9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当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的前沿问题”。[iv]

注释：

[i] 在2017年9月下旬举行“中国音乐史学史专题学术研讨会”之前及2018年8月撰写此文时，冯长春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史巡礼》（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尚未在知网上出现。就在写作期间，冯文上了知网，因此，将在后文叙述冯文。

[ii]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史之改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iii] 乔治忠：《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iv]详见《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