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泰琐忆：初为人师

初为人师（十七）

自1977年恢复高考带给我短暂的希望和无比的失望后，日子陷入与粉碎四人帮之前一样的沉寂，后来才知道历史走进了“两个凡是”的死胡同。到1979年春，团里又有了新消息传来，说是因上海、天津支边青年闹腾着要返城，有些担任着连队中小学教师的，也撂下工作，回老家找门道想办法去了，团里中小学教师严重不足，要在家属中通过考试录用一批临时代课教师。只说在家属中招考，不是歧视职工，而是职工中但凡能做教师的，都早安排到学校去了。这个消息并没带给我多少喜悦，说明白了的，是“临时”，随时可以解雇，但我还是报名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要说考试，也没费太大的力气，为准备高考曾摸过书本的，算有一点基础。听说我考了第一名，团部中学还有意要我去教高中，距7连最近的15连有所初级中学，要求团里就近将我分给他们。团教育科问我的意见，我想，自己才一个高中学历，何况已丢下书本15年，敢去教高中？疯了吧！教初中都惶恐得很呢。我表示愿去15连。有老乡笑话我，说：“团部不去，傻呀！什么教不下来？没听人说吗，人家二年级教一年级，还剩一年级呢。有人用我的话，别说做个高中教师，叫我上北京当总理我都敢去，干不好我还干不坏吗？”现在回想起这些话，有两点感受：一是反映了文革十年对教育的摧残真是无以复加了，尤其是边远地区，教师的青黄不接严重缺编到了何等地步；二是当时社会氛围确实宽松了不少，那位老乡已敢于开这样的玩笑，要在文革中，谁敢胡说当总理，肯定先当反革命。

到了学校，我真正感受到了“二年级教一年级”的捉襟见肘。当时我教初三数学。关于数学，有两则故事不能不说。一是，念高中时一次参加数学竞赛我得了满分，老师表扬说：“数学竞赛，得第一名不难，难的是得满分。”二是，到7连后，一次，一个做小学教师的天津青年来问我：“大姐，一个字母，或一个数字，两边划两条竖道道，那是什么意思？”我硬是答不上来。有人说，苦难是财富，苦难造就人才，我相信这样说话的人，肯定是站着的。

还说教学的事。记得那天下午放学后，一个学生问我一道解析几何题。我上学的时候，解析几何是高中课程，而且不是每所学校都开，我高中时就没有学过。80年代初，人们出人才的愿望很迫切，把一些高一级学校的教材压到低一级学校，初三数学中就有了一章解析几何的内容。我搜寻到一本高中解析几何课本，靠刻苦自学和认真备课对付着教，也还没出过什么问题。但这个学生不是普通学生，聪明，用功，嫌课堂上学得少，还自己往前学。他父母曾惋惜把他生在了教育落后的边疆，说如果在内陆，他们不吃不喝砸锅卖铁也要供他去上科技大学的少年班。那天，他问的就是一道虽未超出高中范围却确实超出了初中范围的题目。

题目看似不难，我边想边往黑板上写，这样解，那样解，写了擦，擦了写，眼看天黑下来了，思路却越来越像一团乱麻。我尴尬地对他说：“你先回去吧，我再想想。”

埋怨十年浩劫也没有用。匆匆吃过晚饭，点亮油灯，铺开稿纸，又开始冥思苦想。解题方案一次又一次碰壁，座钟的嘀嗒声单调而急促，催得人浑身燥热。我想，这样蛮干怕是没有效果的，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取出那本不知翻阅过多少次的高中解析几何课本，从第一页开始，像读小说似地一目十行往下读。二百来页的课本，读完了。我倚在藤椅靠背上，眼望着顶棚，脑子里再将课本内容系统过滤......炉子里的火光，透过炉盖上的小圆孔，在顶棚上映出一团光亮，闪烁着，跳耀着。突然，一条定理从纷繁的思绪中凸现出来，就像漆黑的天幕上亮起一道闪电，我的思路豁然开朗！我拿起笔，一气呵成写出了清晰的题解，像诗人们描绘自己灵感附身时的情景一样，我的手都微微打颤......

灯捻上结了两朵大大的灯花，灯光黯淡了。曙色从窗口透进来。我起身走到门外，带著寒意的晨风使我神清气爽，极目望去，东边的地平线上映出一抹红霞......真是一个美丽的早晨。

那一年全师举行初三毕业班统一考试，我那个班的学生取得了数学科目最好成绩，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

前面说到1979年我通过考试作了代课教师。1979年，还有另一件大事发生。这年6月，我突然收到父亲原来工作的四川某县县委组织部（是不是这个单位记不十分清楚）发来的关于父亲的平反通知，说以前加给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好像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分子、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罪名，皆为“不实之词”，予以撤销，恢复党籍，恢复名誉。签署这份通知的时间是1979年1月。另有短笺，说因辗转寻找家属去向，通知未能及时寄出云云。通知一式三份，那时复印机不普及，大概是准备给当事人备用的吧。现在已记不得刚读到这份通知时是什么心情，大概一是悲哀，二是漠然。“迫害致死”的已经死了，受株连的已经受过各种株连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新疆兵团有很多大城市来的支边青年，好像没有接受过下乡知青，这也是兵团独特的体制所致。兵团似乎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它可以接受农村人口迁入，这在城市是不可思议的；当兵团人需迁往城市时，它又可以出具城市户口。所以关于下乡知青的种种政策，团场没有作为重点传达。我将父亲平反的事告诉重庆的同学，他们立刻回信，告诉我一条重要的消息：在解决知青问题的某号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话：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株连到农村的子女，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待，就地安排工作。——就是说，我是有可能获得正式工作的！

我到团部问，答复类似文件可能只下发到师部，他们不了解这一情况。到师部找到相关部门一查，还真有这么一份文件，该文件中还真有这么一句话。我当然很高兴，但师部的人说，因为这是特殊个例，他们也没处理过，还得请示研究。后来，我大概又去过师部两三次，工作就批下来了，批的是“农工”，团里给我的名分是“以工代教”，再不是“临时代课”了。

说到批工作，最深刻的感受是，我能否升学，能否就业，与我本人的优秀或顽劣无关，决定的因素是父亲。因为他被判有罪，我不能升学，不能就业；现在他虽然已去世多年，因为他被平反，依靠他的荫庇，我得到工作的机会。现在年轻人机会不均等，有一个好父亲能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已成社会痼疾，广受诟病。但仔细想想，这由父母的社会地位决定子女命运的恶例，开自何时？如果不能从头厘清，怎么能正本清源、改革这混蛋的陋习？

说到到师部跑工作，有一个不能不提到的朋友——四川渠县人：文。原谅我不想写出她的名字。她给我说过，她们家在渠县是有名望的，她的父亲创办了渠县中学，文革中“迫害致死”。她的哥哥是那个与中国建交的美国总统的对华顾问，她曾给我看过薄一波访美时与她哥哥会见的照片。她曾考取四川林业学校，但1962年，她被“精简”了，回家待业。为了改变命运，她也远嫁兵团，而且嫁的是苗正根红的转业军人，这个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过两次一等功。她给我说，黄继光立的特等功，下来就是一等功了，以此来说明她的丈夫非常英雄。但这位英雄的丈夫脾气古怪，喜怒无常，好的时候对她呵护备至，不好的时候拳打脚踢，甚至会挽着她的长发把她从房子里拖到院子外。不知是战场上的惨烈厮杀使他受了刺激，还是现实中的拮据生活让他苦恼，妻子成了他唯一的宣泄对象。我跑工作时，文也正拿着包括她哥哥的有关材料在内的一应手续跑工作，于是我们结伴而行。因为1962年那次精简（包括城市居民精简到农村，部分中等学校学生精简回家）一直没有“改正”，她的问题无文件可依，是稍后于我才作为统战对象批工作的。文的能否念书，能否就业，也不以她本人的优秀或顽劣来定，还要由国家对她远在美国的哥哥的态度来定。后来，她全家调回渠县，安排在林业局，文还做了科长、县政协委员。她稍长于我，也早该退休了。

呜呼！余何言哉！余何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