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秦赋》背后的历史真相：史家为什么要妖魔化的五代秦王？
作者：许云辉
（秦始皇）
热播剧《大秦赋》的作者显然熟读《左传》《史记》《战国策》这三部史学巨著，故能将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和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重现在影视剧中，为后人留下厚重真实的历史影像。
但是，许多观众公然无视“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的历史事实，罔顾“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的文治武功，将历代秦王妖魔化，视为暴戾恣睢、凶残无道、阴险狡诈、色厉内荏的反面形象，以反衬各诸侯国使臣智勇双全和大义凛然。
其实，剔除史书作者们字里行间对秦国的贬抑之词，平心公允审视，颇具代表性的五代秦王颇具胸怀四海、深谋远虑、忍辱负重、以德服人的仁君风采。
一、秦襄公：开国有德
秦国先祖非子为“秦始封之祖”，因于西周初年替周孝王将马养得“大蕃息”而“分土为附庸”，被赏赐“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于是这个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白手起家，总算拥有一块虽方圆不足50里却足以安身立命的附庸封地。
这颗被播撒于西北荒漠大野的胡杨树种，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征程。至周王朝江河日下的春秋初年，兴国的接力棒传到了秦非子的第五代孙秦襄公手中。
司马迁将秦国登上历史舞台定位于襄公之时,鲜明表现出对其历史功绩的肯定:“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冠带之伦。”秦襄公雄才大略，在“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时，审时度势“以兵送周平王。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受封诸侯，标志着秦已甩掉周王朝“大夫”之职的附庸国帽子，理直气壮与其他邦国分庭抗礼。秦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成为秦开国之君。
史载，周王室司徒郑植公曾与太史伯讨论“姜、嬴其孰兴？”史伯对曰：“齐侯、秦仲、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齐为姜太公所创之老字号大诸侯国，支撑着周王室半壁江山。
秦草创之初，岂可与齐相提并论？但太史伯慧眼独具，认定秦国具备了雄起的潜质：“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齐国强大有目共睹，秦却仅有立锥之地，连封地“岐、丰之地”尚在西戎手中。周平王开的是空头支票：“秦能功逐戎，即有其地。”所以秦国的当务之急是“伐戎而至岐”，然而秦襄公终其一生功败垂成，“伐戎而至岐，卒”。
可见，太史伯断言秦国必将兴盛的理由，就只剩一条：“有德”！因史料付诸阙如，仅见于《史记.秦本纪》，故秦襄公之德难以具体阐述，然秦以德立国，却是不争的事实。
（秦穆公）
二、秦穆公：德出福反
秦襄公立国后，文、宪、武、德、宣、缪诸公，戮力东向，蚕食关中。孟子云：“春秋无义战”，周室式微，群雄割据，相互攻伐，无可厚非。但秦穆公在“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过程中，始终保持先祖仁德之心，在尔虞我诈的诸侯国君中显得鹤立鸡群。
——仁助三公。
秦穆公力助小舅子夷吾，并力助其归国成为晋惠公。小舅子主动提出将秦河西八城作谢礼割让姐夫，但继位后“朝济而夕设版焉”。适逢晋国大旱，哀鸿遍野，秦穆公不计前嫌，慷慨赈灾；两年后，秦国饥荒，颗粒无收，小舅子恩将仇报，趁火打劫，反被生擒。秦穆公既往不咎，反将女儿许配其在秦国做人质的儿子公子圉。公子圉不辞而别潜回晋国做了晋怀公。
秦穆公将流亡在楚国的重耳接到秦国，将女儿怀赢及四位宗女嫁其为妻，力助女婿回国推翻公子圉，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左为重耳）
——德遇三将。
秦晋的政治蜜月随着晋文公去世戛然而止，兵戈相见。秦晋崤山一战，秦将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乞丙全军覆没，仅以身免。秦穆公“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检讨自己一意孤行以致战败：“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
三年后，秦穆公又遣孟明视等发动彭衙战役，再次败北。
厉兵秣马年余，秦穆公亲率精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殽之役”，秦穆公为殽山战役牺牲的将士筑坟发丧，痛哭三日，“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缪公之与人周也。’”一个“周”字，字面浅释为周到细致，内涵深意却就是有仁有义。
——礼贤下士。
秦穆公求贤若渴，"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他采纳由余之计，蚕食西戎十二国，开辟国土千余里，“遂霸西戎”，周王特别赏赐金鼓，希望他敲响战鼓一往无前。
“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内修国政，外图霸业，统一了大西北，开始了秦国的崛起。
——宽厚仁爱。
秦穆公心爱的几匹骏马走失，被岐山三百多饥寒交迫的百姓大饱口福。官府逮捕了这批胆大妄为的饥民，准备绳之以法。秦穆公“乃皆赐酒而赦之”，百姓们感恩戴德，“闻秦击晋，皆求从”。
当秦穆公危在旦夕时，“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
刘向在《说苑》里如此评价：“此德出而福反也。”
但史书中的秦穆公形象并不高大，他利令智昏轻信“郑人有卖郑于秦曰：‘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不纳忠言，劳师远征偷袭郑国。《吕氏春秋.悔过》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及《国语.周语中》均有“王孙满观秦师”的记录，这支奔袭郑国的秦师途径周天子都城北门时轻佻逞勇无威仪，“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以此断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秦师的轻慢无礼，折射的是秦穆公的踌躇满志和治军无方。《淮南子.人间训》更让郑国商人弦高“以十二牛劳之”，使秦三将误判郑国“守备必固，进而无功”而悻悻撤兵。这三名能征惯战之将，竟被一介商人哄得找不着北，智商基本为零，足见秦穆公的老迈昏庸和有眼无珠。
最直接的描写，在《左传.僖公三十年》中,秦穆公随晋文公气势汹汹围困郑国，郑国老臣烛之武临危受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瓦解了秦晋联盟，这就是著名的《烛之武退秦师》。文中的秦穆公褪尽了英明神武的光环，变成鼠目寸光、见利忘义的无耻之君。
更有甚者，作者为斥责秦穆公背信弃义，还让晋国大臣子犯义愤填膺，请求晋文公下令攻击秦穆公，再通过晋文公之口指桑骂槐大谈“仁、知、武”大道理，将不仁、不知、不武的屎盆子扣到秦穆公头上。所以，南宋学者吕祖谦在《东莱左传博议》中指责“秦穆背晋亲郑，弃强援、附弱国；……弃晋如涕唾，何有于郑乎？”，并冷嘲热讽“他日利有大于烛之武者，吾知秦穆必翻然从之矣！”
秦穆公真如此不仁不义吗？否！
晋国发动这场讨伐战争师出有名：“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但与秦国何干？虽说秦国的战略目标始终是东征扩张，但以秦穆公及群臣之智，岂能看不出“越国以鄙远”这般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事无异“阙秦以利晋”？故此秦穆公态度消极，只为舅子兼女婿晋文公撑门面壮声势，纯粹就是来打酱油。若非如此，在秦晋齐心协力东西夹击郑国都城之时，风烛残年的烛之武何以能从秦军围攻方向奇迹般“夜缒而出”并顺利“见秦伯”？
我认为，这是秦穆公巧妙部署的一招妙棋。
此时的秦穆公正需要烛之武这类郑国使者出面议和，借郑国使者之口替自己申述罢战缘由。一旦协议达成，既给了郑国天大面子，更因为国家利益退兵而对晋国有了交代。秦穆公欣慰地发现，烛之武送来了超出自己想要的礼物，所以他喜悦溢于言表，立刻与郑国结盟，同时指派三名秦国大臣带兵协助郑国保卫国土。
这支留守部队堪称秦穆公一箭双雕的神来之笔，既体现出秦国结盟诚意，更起到监视和阻击郑国与晋国的作用。如此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不战而屈人之兵，秦穆公再次以施行仁德而得到福分。
三、秦孝公：西域雄狮
“战国时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秦穆公去世到秦孝公继位的二百六十年间，“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致使“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孝公横空出世后，发愤图强，“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颁布“求贤令”。
秦孝公之仁，表现为旗帜鲜明，始终如一为秦国的强大而不遗余力支持商鞅改革，“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终我一世，绝不负君！”他四见商鞅，直到商鞅“以强国之术说君”时，秦孝公才正中下怀，“语数日不厌”；他兼听则明，民主集中，召集群臣辩论，商鞅舌战群儒，甘龙等理屈词穷，秦孝公一锤定音，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左起：秦孝公，商鞅）
在商鞅辅佐之下，秦国“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先秦这场最彻底的内部变革，使得秦孝公“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在秦国“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自信满满的强秦君臣们，终于有足够的底气在崤函雍州一隅将战略目光投向中原，并开始“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阳”，将咸阳作为攻击出发阵地。“十九年，天子致伯（赐予霸主称号）。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经过秦孝公励精图治，秦国迅速由羸弱小国一跃而为战国七雄之首，这头威风凛凛的西域雄狮开始对中原虎视眈眈。
（秦昭襄王）
四、秦昭襄王：问鼎中原
秦孝公的孙儿秦昭襄王再接再厉，将秦国治理得政治廉明高效，社会风气淳朴恭俭，被荀子高度赞美为“治之至也”的理想国家。
他任命李冰修建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无坝引水工程都江堰，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他重用魏冉、范雎、白起等人，消灭了名义上的最高宗主国，威震诸侯，“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
通过政治军事斗争，秦严重削弱楚、齐、赵三强，使得“天下来宾”，“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历史学家翦伯赞高度评价秦昭襄王的文治武功：“秦对六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然而，这个为秦统一大业奠基的君王，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被司马迁的生花妙笔描写成什么样？在完璧归赵故事中，秦昭王贪婪阴险，“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他言而无信，在偏殿召见并戏弄蔺相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他愚蠢可笑，被蔺相如机智夺回和氏璧。他自取其辱，“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并设九宾礼隆重接见蔺相如，却被“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
秦昭王“负其强，以空言求璧”的战略目的为何，另当别论，但一定有政治目的，绝对不能归结于个人品质。他有足够的理由在章台接见赵使者，因为蔺相如出身低微，出使前仅为“宦者令舍人”。赵国火箭式提拔这样低贱的人作使者，焉知不是对强秦的羞辱？秦昭王在蔺相如准备玉石俱焚时，他“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如果秦昭王真以空言求璧，岂能即刻召来有司，在地图上指明准备交换的十五座城？秦昭王“舍相如广成传”，《史记索引》注：“广成是传舍之名。”“传舍者，脱粟之饭，免其饥馁，出入听其自便，下客居之。”
这么个下等宾馆，三教九流杂居，使得蔺相如的随从得以换上粗布衣服怀揣和氏璧溜出宾馆，再穿过戒备森严的国境线归璧于赵。明知宾馆是鱼龙混杂之地，秦昭王却不广布眼线多派便衣严加盯防，是愚蠢自大还是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显然是后者！
因为“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庭，引赵使者蔺相如”，秦昭王一诺千金，蔺相如却先声夺人，劈头盖脸咒骂“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且直言已完璧归赵，“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诚心易璧的秦国君臣始料不及、面面相觑，不由自主发出惊异声音，更说明秦国交易的诚意。秦昭王审时度势，为了不“绝秦赵之欢”，“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秦昭王过而能改，遵守承诺，斋戒设礼，忍辱负重，处处彰显出仁君风范。
而渑池相会中的秦昭王，更是居心叵测、气焰嚣张，阴险毒辣“令赵王鼓瑟”，羞辱赵国。在蔺相如“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威胁下，又贪生怕死，无奈“不怿，为一击缶”，以致“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
反观之，则是秦昭王忍辱负重，秦群臣同心同德。
蔺相如跪请秦昭王击缶并扬言以死相拼时，两人相距不过五步，蔺相如手中并非刀剑而是瓦罐，秦昭王即便不避不闪被击中头部，也无性命之虞，何来贪生怕死？况从“左右欲刃相如”间可看出，秦国卫士完全可以将蔺相如当刺客格杀。
但卫士们为何不出手？司马迁的理由充满了文学家的浪漫想像：“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一帮武林高手居然被蔺相如一嗓子镇住了！如此夸张描写，堪与《三国演义》中张飞“当阳桥前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媲美！秦昭王被这声怒吼喊醒，意识到此行目的和身份责任，才隐忍退让击缶。
秦国群臣与君王配合默契，赵王鼓瑟后，秦御史立刻上前记录此事。秦昭王无奈击缶后，秦之群臣齐声高呼：“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反观赵国，赵惠文王忍气吞声，被迫鼓瑟，赵国群臣中惟蔺相如挺身而出扳回一局，形只影单一人应战秦国群臣：“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有此比照，高下立判：秦昭王能屈能伸，赵惠文王窝囊猥琐，秦得天下，理所当然。
（秦始皇）
五、秦始皇：千古一帝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贾谊气势如虹，以如椽大笔讴歌秦始皇统一大业后，笔锋陡转，竭力抨击“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的《六国论》不是历史，而是发挥文学家丰富想象力的散文。他不遗余力将秦始皇塑造成暴君形象，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作为文学家和政治家，他有权根据创作目的对历史进行取舍剪裁。但史书上秦始皇的几次出面，却使得贾谊苦心塑造的暴君形象不攻自破。
《唐雎不辱使命》中，秦嬴政被描写得骄横狂暴、盛气凌人，直到唐雎声称“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并“挺剑而起”时，才狂傲之气顿消，前倨后恭。此文出自《战国策·魏策》，今人多疑为伪作，真伪姑且不论，但平心而论，秦嬴政对唐雎“色挠，长跪而谢之”的言行，绝非生命受到威胁的违心表演，而是对唐雎发自肺腑的敬佩尊重，正好表现出秦嬴政的宽容仁德。
《荆轲刺秦王》中，荆轲以燕国使者身份入秦，“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秦嬴政穿上庄重的朝服，设九宾大礼，在咸阳宫隆重接见荆轲，如此礼遇，固然因为荆轲手中有“樊於期头，及献燕之督亢之地图”，但也从侧面描写出秦嬴政的谦恭有礼和博大胸襟。图穷而匕首见之际，电光火石之间，秦嬴政处变不惊，与紧握剧毒匕首的荆轲“以手共搏之”，拔剑后“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
以上记录出自《战国策.燕策三》,司马迁写《史记.刺客列传》时大致实录,但荆轲被卫士们乱刀砍死后，对秦嬴政的细节描写却大相径庭。
《战国策.燕策三》：“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意在突出荆轲的余勇使得秦嬴政心有余悸、头晕眼花，秦嬴政的形象胆小如鼠、外强中干；而在《史记.刺客列传》中，“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怡”本义为和悦，“不怡”即为不乐。荆轲死后，秦嬴政因劫后余生而闷闷不乐，如此理解当属望文生义，一窍不通。
联系前后文可知，在荆轲正破口大骂时，“执兵皆陈殿下”的卫士们蜂拥上殿，杀死荆轲。秦嬴政在生死搏击中，只杀伤而不将其一剑穿心，目的就是生擒审讯。而荆轲却被卫士们乱刀杀死，所以秦嬴政的“不怡者良久”绝非针对荆轲，而是不满眼疾手快的卫士们。司马迁刻画的秦嬴政冷静睿智、处变不惊、真实可信，真正具备了其他诸侯国君难以企及的王者风范。
贾谊攻击秦始皇即为伊始就施行暴政，“执敲扑而鞭笞天下”，死后仍“余威震于殊俗”。司马迁借陈胜之口说出“天下苦秦久矣”，目的就是为证明秦国暴政由来已久，“失期，法皆斩”更是大泽乡起义的导火索。
然细读《史记.陈涉世家》,疑窦有二。
其一，将尉仁而非暴。
“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作为戍卒中的小头目，他们密谋起义时“乃行卜”，将尉不知。鱼腹丹书，将尉不查；吴广半夜装神弄鬼学狐狸大叫“大楚兴，陈胜王”，将尉不疑；将尉不动手，起义无借口。于是吴广使出激将法，在将尉喝醉后，“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将尉在吴广数次撩拨之下失去理智，“尉果笞广”。
此处描写非常细致且耐人寻味：“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将尉在抽打吴广时，腰悬之剑柄恰好“挺”到吴广手边，绝非将尉打累了扔了荆条拔剑想杀吴广，对剑挺与挺剑的理解，关系到对将尉的评价。将尉作为秦王朝的最下层军官，非但不是秦暴政的化身，反倒是秦官吏文明执法的代表。
其二，秦法仁而非暴。
陈胜鼓动起义的理由是：“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云梦秦简·徭律》：”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及诣水雨，除兴。”误期五日内，处罚仅是当面训诫，批评教育。十日之内，处于等同于购买盾牌的罚款。十天以上，处于购买铠甲的罚款。如遇大雨，可免除征发。
身为屯长的陈胜故意曲解法律后，又画蛇添足道：“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戍边服徭役者即便真如陈胜虚构那样，也好歹十有四三有活路，但扯旗造反在历朝历代都是灭族的不归路。
所以大泽乡九百戍卒起义的原因，并非官吏残忍，法律残酷，而是陈胜为实现其“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鸿鹄之志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这从他称王后翻脸无情斩杀“其故人尝与佣耕者”导致“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足以看出，但与本文无关，不论。
春秋末期的“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被司马迁称为“鲁君子”的《左传》作者左丘明身为“大启尔宇，为周室辅”的鲁国人，自然对秦嗤之以鼻，故在《左传》中描写秦穆公时语带嘲讽。
《战国策》作为国别体史书，记载的是战国时期各国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除《战国策.秦策》外，其余国策均充斥着对强秦的丑化和讥讽。刘向只是本书的命名者与编订者，基本忠实保留原文；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作为秦朝最基层干部，他犯上作乱，最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
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而胜利者永远是正义的化身，所以大汉有道，秦朝必须无道，大汉仁德，秦朝必须暴虐。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为的就是使《史记》“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而要通过统治者审查，惟有将秦朝描绘得暴戾恣睢，方显出汉朝的顺天承运。而要将秦写得残暴无道，将历代秦王妖魔化，无疑是史学家们的终南捷径。
【作者简介】许云辉，男，1984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云南省保山一中教育集团高级讲师。曾出版专著两部，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文章六十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