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汉和新莽建都长安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多个政权先后亦以长安故城为都。从西汉到北朝，长安城在城郭布局上变化明显。西汉和新莽时期，长安城内南部有未央宫、长乐宫等多座皇宫，外围城墙，城墙以外分布墓葬区以及主要居民区，属于典型的多宫一城、内城外郭的布局模式；至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宫殿区移至城内东北角，宫城内皇宫与太子宫一墙相隔，城墙丧失防守功能沦为郭城城墙，城区退化为郭城，城郭布局以多宫共一宫城，外围郭城为主要特色。这些变化的产生，与这段时间里社会状况、自然条件的变迁有着明显的关系，并且对以后隋唐时期的都城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陕西省西安市号称十三朝古都，其中九朝以汉代的长安城（下文统称长安城）为都。公元前206年，西汉王朝建立，长安城的建都历史由此开端。公元8年，王莽篡政，新朝继续以长安城为都。新莽政权灭亡（8年）后，长安城作为国都的历史暂时告一段落。东汉的最后四年（191～195年）和西晋的最后三年（313～316年）也曾以长安城作为国都。以后的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又有前赵（319~329年）、前秦（351~394年）、后秦（384~431年）、西魏（535~557年）和北周（557~581年）先后建都长安城。直到582年隋朝迁都大兴城，长安城作为国都的历史才终告结束。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长安城的位置、范围基本未变，但其城郭布局产生了明显的差异。笔者拟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归纳长安城从西汉至北朝时期城郭布局的变化，并分析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后代的影响。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指正。汉代至北朝的长安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部。主城区位于朱宏路以西、西三环以东、北二环西段以北和北三环以南，基本上处于未央区的未央宫、汉城和六村堡三个街道办事处范围之内，城西的建章宫和城南的礼制建筑则分别属于三桥街道办事处和莲湖区的辖区（图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1956年开始进行了六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对长安城遗址的位置、范围、布局、形制、时代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遗址区内，从西汉、东汉、十六国直到北朝和隋代，各个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均有发现。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笔者将长安城遗址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汉及新莽时期（公元前206年~25年），第二个阶段是东汉至北朝时期（25～581年）。每个阶段的长安城，在都城布局与形制方面均有程度不等的差异。下面分别进行概括。
西汉及新莽时期的长安城平面大致呈方形，周长25700米。城墙断面呈梯形，上窄下宽，城墙底部宽约16米。根据已有的研究，汉长安城城墙高度约为11.02米，加上城堞的高度1.84米，总高度约为12.86米左右。城墙的外侧，距离城墙约30米处，有宽40～45米、深约3米的城壕（图一）。汉长安城每面三个城门，一周共有十二个城门。城门由城台、门洞和城楼组成。城台是城门的巨大基座或台基，左右两端与城墙相接；城台的进深一般比城墙宽度要大（20米左右），高度也大于城墙的高度。城台下面开三个门洞，门洞为抬梁式木结构，各宽约8米，门洞两壁外侧各设纵向础石一排，上铺纵向木地栿，地栿上密布排叉柱，支撑顶部的城台；排叉柱以内的门道宽度约为6米；城门安装于门洞的外缘附近。门道之间相隔一般4米，正对宫门的城门之间则相隔14米。城台内外两侧有汉代砖瓦等建筑材料分布，推测上面原来应建有大型木结构瓦顶城楼。登城的马道位于城台的左右两侧。城门外壕沟收窄至8米，上面应该架有木结构桥梁。城内共发现8条大街。除距离皇宫过近的覆盎门、霸城门、西安门和章城门外，各城门均有一条大街直通城内。大街宽度为60米左右，两边有路沟，路面分为三部分，中央为驰道，专供皇帝使用，两侧供一般官民行走。大街相互交叉，把城区分成若干个区域，长安城的各宫就分布于这些区域之中。宫内也有道路，宽度远小于大街，一般不超过20米。城内的宫院建筑主要有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明光宫及城西的建章宫。另外还有武库、礼制建筑、手工业区和市场等。未央宫位于长安城西南部，平面方形，东西2250米，南北2150米。宫内主要的建筑是前殿、椒房殿、少府遗址、中央官署遗址、天禄阁与石渠阁、沧池、明渠等。宫墙基础宽8米左右，在内外两侧均有汉代瓦片堆积发现，还有少量瓦当、铺地砖、陶质五角水管道残块等。推测宫墙的顶部应有瓦顶建筑。宫门经过发掘，形制一般较为简单，系在宫墙开一个缺口，缺口处再建筑一个木结构的门楼。门道内没有倒塌的夯土堆积，上面应该没有墩台之类的设施，门楼直接建在地面以上。宫内道路经过试掘，宽度为8~12米，最宽的20米左右。长乐宫位于未央宫以东，面积约6平方千米，宫内发现道路、宫殿、凌室等遗址。宫墙宽5米左右，两侧分布有汉代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应该也是上有瓦顶的葺墙。宫门没有发现。直城门大街与霸城门之间，有一条东西向宫内道路，经试掘宽度为17.7米左右。桂宫位于未央宫北，平面呈长方形，南北1840多米，东西900米，宫墙宽约5米。南宫门经过试掘，门道分两期，早期宽4.8米，晚期宽5.65米，出土有空心砖、门臼砖、板瓦、筒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显示原来建有门楼。宫内道路宽10～13米，两侧有排水沟。宫内发现有宫殿、仓储、大型排水涵洞等遗迹。武库位于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平面为方形，东西710米，南北322米。北宫位于未央宫之北，桂宫之东，南北1710米，东西620米，宫墙宽5～8米。桂宫与北宫之间为北阙甲第，主要是汉代一些重要人物的宅邸。北阙甲第以北，是东市、西市和手工业作坊区，分布有铸铜、铸币、制陶作坊。建章宫位于未央宫西城墙以外，地面现存的遗址有前殿、凤阙、神明台、太液池等。南郊礼制建筑包括王莽九庙、社稷和明堂遗址，位于长安城南城墙以南1千米处。墓葬区位于墙外附近，四面都有发现，以东面和南面分布集中，北面和西面较少。汉代长安城的特点有四。其一是多宫，除了未央宫和长乐宫外，还有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城外还有离宫分布。其二是是皇宫选址以靠南为特色，未央宫和长乐宫位于城内最南部，其北为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城内北部基本没有宫室分布。其三是宫门为不设墩台的木结构门楼，这种门楼只能直到礼仪和管理进出的作用，并不具备军事上的防守能力。其四特是皇宫的围墙规模较小，墙基最宽8米多，一般仅有4—5米。这种墙只能起到分隔内外的围护作用，也没有抵抗军事进攻的功能。在王莽末年的战火中，长安城受到严重破坏。东汉以后至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的一些建筑得到了维修，但规模应该不大，只是有选择的对一些重要的城市设施进行了修缮。城墙继续沿用，历年的勘探没有发现西汉以后历代城墙修补的痕迹。城门被破坏后，有的门道废弃不用，有的门道则在修缮后继续使用。原来城南部的宫殿区，沦为普通的城区，分布居民区、作坊区和寺院等。道路布局也有所变化。长安城的东北部，新修了一个小城，应是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宫城（图二）。
从勘探和发掘的情况来看，长安城的城门有些废弃，有些则在修补以后继续使用。经过发掘的宣平门、霸城门、霸城门和西安门遗址，均可见到类似的情况。宣平门在新莽末年的战火中被焚毁，以后又经历了多次修复。第一次维修发生在东汉时期，系在南门道和北门道崩坏的南北两壁外侧各加筑一道厚约80厘米的夯土墙，墙内分布一排柱槽，平面方形，面宽约40厘米，进深约20厘米。门道的总宽度缩短到6.5米左右，但由于排叉柱置于柱槽内，实际宽度与西汉时的6米相差不大。中门道内没有发现东汉时的修补痕迹，原因待考。第二次维修发生在十六国时期，存在于中门道和南门道。中门道的南北两壁内侧各加筑1.3米厚的夯土，内侧包砌粗绳纹砖，砌法为一顺一丁层层而上；南门道则是在东汉夯土的内壁包砌一排土坯，砌法是顺向平铺。门道之间的城墙外侧，也有一层包砖。门道的内壁各有一排柱槽，面宽25厘米，进深20厘米，间距1.15米，两壁基本对称。门道内实际宽度约为5.3米。中门道最后毁于火焚，时间可能是在后秦末年（417年），焚毁后没有再加修补，而是在门道外侧筑了一道宽1.7米的土墙，将这个门道封堵废弃。北门道内没有发现后赵时的修补痕迹，但也没有填塞，有可能继续沿用至隋代。此后的宣平门实际上只有南门道和北门道在使用。霸城门三个门道中，南门道在新莽末年毁于战火后，遂告废弃，倒塌的夯土，被火烧成红色，在门道内堆积厚达2.5米。其他的两个门道均已破坏无存，但从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霸城门内存在大街来看，霸城门至少有一个门道还在使用。西安门在新莽末年被焚毁后，中门道和东门道内的堆积经过清理，残存的烧土层厚度分别为0.7米与0.3米，烧土层上面还分别有0.25米与0.5米的路层。因此应该是还在继续使用，因此应该是还在继续使用。西门道已经被破坏无存，因此情况不明。直城门的中门道和南门道内堆积着崩塌的大量夯土块，已经被烧成红色，还夹杂着灰烬、炭屑、碎瓦片之类。南门道的堆积层厚3.9米，中门道的堆积层厚2.9米，说明这两个门道在焚毁之后，再没有经过维修和使用。北门道的门道两侧在后赵时期加筑了一道砖壁，系由绳纹长方砖平铺砌成，发掘时残高20～50厘米，砖壁与门道南北两壁之间用夯土填实。砖壁之间，门道的宽度仅有5.6米，进深也缩短到13.5米。门道内的红烧土堆积层经过清理，厚度仅有50厘米，上面有厚达35厘米的路土层，可见一条东西向的车辙，间距为1.3米，压在唐代堵塞城门的夯土下面，时代应为隋代，可见北门道一直沿用到隋代。2008年第二次清理时，在路土层上还发现了一条东西向的排水沟，开口在门道的中部，向东流到城墙外面。可见在这条路土的使用时期，门道的上面已经没有了城楼，雨水可以直接降落到门道里。砖壁内侧没有发现柱础、柱槽的痕迹，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与此同时，城内的大街格局也有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例证是霸城门内的东西向道路，东起霸城门，西至安门大街，与直城门大街相接。根据最近的试掘成果，这条道路在西汉和新莽时期属于长乐宫内的道路，宽度只有17米左右；到了北朝时期，变成了60余米宽的东西向大街，从南向北分为三股道，南侧和北侧路土层较厚，显示使用较多；中间的一段则路土层极薄，显示使用很少，应为专供皇帝使用的驰道。说明随着长乐宫的废弃，这里已经沦为一般的城区，原来规模较小的宫内道路也拓宽变成了宽阔的城内大街。城内的布局也发生了变化。汉长安城南部的未央宫和长乐宫，全部废弃，所在区域变成了一般的城区。未央宫前殿故址的东侧出土过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长乐宫内的中部偏西北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北朝窑址，北部还多次出土过佛教造像，说明附近有寺院存在，应该是一般的居民区。城区的其他地方也多次出土不同质地的佛教造像。桂宫的中部有一座北朝时期的夯土建筑，东西155米，南北30米，夯土外面有包砖，台阶的两侧也有包砖，出土有北朝时期的莲花纹瓦当。皇宫位于汉长安城的东北部，东起东城墙，南到宣平门大街，西到洛城门大街，北到北城墙。北墙和东墙系利用了原有的北城墙和东城墙再加修补而成，西墙和南墙为十六国以后新筑。皇宫平面长方形，东西1236米，南北944～988米，中部有一道南北向隔墙，将其分为由东、西两个小城。西城东西长1214～1236米，南北宽972～974米，墙宽8～10米。东小城东西944～988米，南北972～990米。经试掘，墙体建筑于西汉文化层之上，两侧有十六国、北朝各时期的地层堆积。从二小城的位置、地层堆积等情况看，它们应是十六国时期前赵、前秦、后秦以及北朝时期西魏、北周长安城的东、西二宫城。东宫为太子宫，西宫为皇宫，二宫之间的隔墙上有一门址。经过发掘，门址只有一个门道，南北宽4.4～4.6米，东西进深约13.2米。门道南北壁包砖，南壁和北壁各有12个壁柱槽，其中北壁残存了4个壁柱和部分包砖，壁柱槽下面均有青石质础石。发掘清理出4层路面，其中三层路面上有车辙遗迹。车辙间距约1.25米（与隋代的车辙相近）。这一时期皇宫的围墙及隔墙都宽度较大，门址更是明显采用了城门的形制，因此这座皇宫的墙和门是按照城墙和城门的规格建设的，与汉代未央宫、长乐宫等的宫墙和宫门的形制形成明显的区别。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从东汉开始，直到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逐渐形成了一些与汉代及新莽时期不同的特色。其一，城墙虽然还是原有的城墙，但大部分区域后期修补的痕迹不见，城墙的防御能力因此因此明显降低，只能起到控制普通人进出的作用，成了以“守民”为主要功能的郭城城墙。第二，除了宣平门以外，其余的城门大多只沿用部分门道，其余门道门道倒塌废弃，倒塌的堆积在门道内没有清理，形成的缺口也没有进行封堵，形成两面斜坡状的堆积，城门附近的防御能力几近消失，城门基本上只剩下进出通道的功能。第三，城内南部的宫殿区废弃，成为一般的城区，长乐宫内东西向道路进一步拓宽，成为城内大街。皇宫的位置移到城区的东北部。最后，这一时期皇宫的宫墙使用了城墙的规格，宫门也采用了城门的形制。原来没有防守能力的皇宫，变成了具备一定军事防御能力的宫城。最后，多宫的现象仍然存在，但原来分处城内各处的多个宫室集中到一起，外围高大的城墙，皇宫的安全与防御能力大大增强。长安城的一些城市设施，如城、郭（郭城）、宫（宫城）、城墙、城门、宫墙、宫门等，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相关的记载在历代史籍中屡见不鲜。从文献上来看，这些设施在古代都城中的出现，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长安城从西汉到北朝的布局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一发展历程的物质反映。城的概念，最初指围绕都邑的高墙，也就是城墙。《淮南子·原道训》曰：“夏鲧作三仞之城”。后来一般指有高墙围绕的居民点。如《说文》曰：“城，以盛民也。”根据文献，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了最早的城。《史记》云：“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吴越春秋》记载：“鲧筑城以卫君。”城墙的主要功能是抵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此规模巨大。《周礼》：“王城隅高九雉，城高七雉。”王城城墙高度达七雉，约合今12.86米。除掉一雉的牒高，净高约11.02米。城外还有城壕，高城深池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重要特征。郭指城墙以外的区域。《说文》曰：“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管子》：“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城的四面都有郭的分布。如《左传》：“（十二月）己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壬寅，焚东郭、北郭。”《管子·戒第二十六》：“管仲又言曰：'东郭有狗嘊嘊……北郭有狗嘊嘊……西郭有狗嘊嘊……’”。郭产生于远古时期。《吴越春秋》曰：“（鲧）乃筑城造郭，以为国固。”甲骨文与金文中都有郭字，说明此类城市设施在商代与西周已经存在。郭的性质主要是居民区，另外农业区和手工业作坊、市场、礼制建筑等也有分布，不少墓葬也在这一区域之内布局。郭的功能是加强对居民的控制。《管子》：“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郭周外通，则奸遁踰越者作。”明代朱伯辰说得更加明白：“臣窃见城外，居民繁伙，无虑数十万户。又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宜有以围之。”郭的外面有围垣，称为郭垣，在特定的地方设有郭门，以控制进出。但除郭门以个，仍有别的地方可以进出。如《家语》曰：“子羔为卫之士师，刖人之足。卫有蒯瞆之乱，子羔逃至郭门，刖者守焉。谓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逾。’又曰：'彼有窦。’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彼有室。子羔入焉。追者罢，子羔乃去。”既然郭垣上有缺、有窦、有室且在郭门关闭的情况下亦能进出，说明其非封闭的围护设施。因此郭垣的作用主要是监控居民的内外交通，并不具备军事防守的能力。郭城的概念开始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宋书·卷七十七》：“众并造陕下，即入郭城，列营于城内以逼之，并大造攻具。”《南齐书·卷五十七》：“其（平城）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郭城的功能与郭相同，主要是管理控制居民进出，维护治安。因此郭城的外缘虽然有城墙围护，但其规模一般较小。如隋唐长安城、洛阳城以及后来的明清北京城，其郭城城墙的高度据文献记载均为一丈八尺，与“三丈六尺”的城墙规模差距明显，很难起到军事防御的功能。汉代的国都长安，在历代的文献中都以“汉长安城”为名，其城墙根据《三辅黄图》的记载，“高三丈五尺”，合今10.8米，加上城堞，高度在12.6米，与七雉之高的制度基本吻合。加上高大的城门，城外的城壕，形成了良好的防守能力。而后代沿用的故城，则城墙失修，城门不完备，防守能力大为减弱，只能发挥控制进出、监督民众的作用，与后代郭城的功能并无二致。宫一开始指人们的居室，上有屋顶，周有围墙。《周易》：“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后来逐渐指周围墙垣的封闭式建筑群。《墨子》：“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待霜雪，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汉长安城的未央宫、长乐宫，十六国至北周时期的东、西小城，均在周围发现了围垣，内有各式宫殿建筑，明显属于宫的范畴。
宫城的概念出现则较晚。在文献记载中，南北朝以前的都城基本上不见宫城的说法。偶有提及，都是指的皇宫及城的合称，与后来的宫城概念不可同日而语。十六国时期，文献中开始出现宫城的说法。《晋书》：“（后赵石虎）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这项工程的对象是未央宫，但在行文上却使用了修建城墙的“城”字，说明宫外围垣应是城墙。宫外筑城墙，可以说是宫城制度的开端。南北朝时期，关于宫城记载才开始增多。《宋书·卷六》：“三月壬戌，制大臣加班剑者,不得入宫城门。”《南齐书·卷五十七》：“截平城西为宫城。”这里宫城已经开始成为国都皇宫的习惯称呼。按古制，统治者家族的不同的成员应该居住不同的宫内，多宫的传统由此产生。《礼记·内则》：“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南齐书》：“古有异宫之义。”《新唐书》：“今太子与陛下异宫。”《元史》：“父子异宫，祖祢异庙。”汉长安城的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等分处城区各处，各自独立，是异宫的早期形式。北朝长安的宫城内，也有东宫、西宫之分，二者共处一个大城圈之内，是异宫传统的后期形式。宫外有围墙，称为宫墙。据《墨子》：“宫墙足以男女之别则止。”宫墙的主要功能是界定范围与分隔作用，与城墙的防御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其规模较小。如《魏史》记载统万城“宫墙高五仞”，折算成今天的尺度单位，不过8米左右。宫城外也有围墙，从文献记载来看，宫城城墙的规模很大，一般采用与内城城墙相近的制度。如隋唐长安城，称为宫城城墙，“宫城……其崇三丈有半”，隋唐洛阳城，“宫城……其崇四丈八尺。”与城墙的规模相当，后者比城墙更高。汉长安城的皇宫，宫墙的宽度经发掘者一般只有五米左右，高度亦不应超过5米，应属宫墙；而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故城的皇宫，外筑城墙宽度在10米多，明显应该属于宫城的范畴了。从上面的归纳可以看出，十六国乃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内皇宫的围垣，由汉代及新莽时期规模较小的宫墙变成了规模较大的城墙，宫门也采用了城门的形式，宫城形成。多宫的传统依然存在，却已经集中到了一个宫城之内。城墙失于维护修补，城门仅有部分经过修复后使用，“卫君”的军事防御功能基本丧失，只能直到控制进出与监督民众的“守民”作用，城墙在功能上已经等同于郭城。城内在西汉和新莽时期宫室、仓储、手工业区之外居民不多，到北朝时也演变成大量普通民众遍布、寺院众多的主要居民区，原来的城区也就变成了郭城了。综上所述，从西汉到北朝，长安城城郭布局多个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变。汉代和新莽时期，长安城外围高大城墙，内有若干皇宫，皇宫主要分布于城内南半部，各宫自有宫墙。除皇宫外，城内还有武库、太仓、高官宅第和手工业区等设施。居民主要居住在城外的郭内，大量墓地也分布于此。此时的长安城是多宫并存、宫外为城、内城外郭的布局模式（图四）。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的布局发生了重要的改变。首先是在长安故城的东北角修建了新的皇宫，包括西宫和东宫，分别为皇帝宫和太子宫。第二，与汉代多座皇宫分列各处不同，这时的皇宫与太子宫集中分布，东西仅一墙之隔，宫外围以城墙，成为宫城，宫门也采用了城门的形式。第三，城区原来宫殿区废弃，大量分布官署、市场、民居与佛教寺院，成为长安主要的居民区，具有了郭的性质。最后，经过长期的废弃与破坏，城墙已经残破不勘，不少城门塌毁后未再修补，有的甚至仅存进出的缺口，军事防御功能丧失殆尽。城墙不再具有“卫君”的性质，沦为外郭的界限和的控制民众的“守民”的围垣，变成了郭城的城墙。原来的城区，到此时也退化为了郭城。
从西汉到北朝，长安城从多宫共一城、城外有郭的形制，逐渐演化为多宫共一宫城，外套郭城的规制，宫室的布局也有显著差异。这些变化的产生，根据笔者的分析，与这段时间里社会状况、自然条件的变迁有着明显的关系，并且对以后的隋唐时期的都城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自然环境的变化与长安布局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关系。西汉时期的气候相对温暖湿润，降水丰沛、附近的河流径流量大，由此补给的地下水量也大。这一地区的地下水位普遍上升，埋藏较浅。受此影响，地势较低的区域地下水位更浅，水量更大。地势最低的地方地下水位最高，地下水量最大，在降水增加、气温升高、气候温暖湿润的年份，很大可能已经处于相对过量的状态，使得低处处于一个潮湿的氛围，地下水的水质也较差。高处由于地势的升高，地下水的埋藏深度加大，水量减少，反而处于一个相对干爽且地下水位高低适当、水质宜人的状态。汉长安城的南部，地势高耸，是当时布置皇宫的最佳区域。西汉以后，气候逐渐向干冷的方向发展，到了十六国时期，气温比西汉时期更加寒冷，降水也比西汉时期更少。长安城虽然还在沿用，但城内的地下水量和分布情况已经产生了变化。受降水减少的影响，河流径流量也随之减少，地下水量减少，地下水的埋藏深度也大大增加。在整个地区地下水量普遍较少、埋藏较深的情况下，长安故城的最高处，地下水量过少，埋藏过深，汲取最为不便。没有井水可饮不便生存，因此不再是地下水条件最好的区域。反而是地势最低的区域，地下水位相对较高，埋藏相对较浅，地下水量相对较多，反而成为一个地下水条件相对更好、适宜人们生活的地方。因此，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政权在布局皇宫时，选择了城内最低处的东北角。其次，社会状况的变化也对汉长安城城郭布局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汉以后，长安城不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其重要性大大降低，国家对其城市建设的重视程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东汉时期虽然进行了一定的修缮，但基本上是小规模和局部性的，只对个别极为重要的设施进行了维护，城墙、宫墙以及一般的建筑，都不在考虑之内。东汉末年和西晋末年，长安故城作为首都的时间很短，加之在战乱中，统治者内忧外患，朝不保夕，也就没有精力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因此这两个阶段基本上是沿用原有的城市设施，没有明显的变化。后赵时，长安作为军事重镇，原有的城墙破败不勘，无法发挥应有的防御功能。故城的城墙又规模太大，全部加固修整工程量过大，因此在故城的东北角又重修一个小城。小城借用故城原有的东城墙与北城墙，新筑的只有南城墙与北城墙，工程量相对较小。以后的各个朝代，也大多国祚不长，且属地方性政权，财力与人力有限，加之又面临不断的战争，除了当时认为必不可少的设施外，无力建设新的宫城和大规模的修补城墙。新莽敗亡以后的700多年里，历代对汉长安城的城墙失于修缮，城门也大多逐渐废弃，城墙的防守功能慢慢地变弱，终至于无。加之时局十六国以来的时局动荡，最高统治者面临的威胁前所未有。政变频仍，不少皇帝被威胁、被控制甚至被弑杀，对于皇宫里面的皇室来说，城墙以内的威胁并不比城外的小多少，因此加强皇宫的防御至关重要，宫殿区外围修建城墙就因此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汉代的皇宫散布各处，宫墙低矮，难以防守；且分布范围过大，修建一周城墙将之全部围护又力有不逮，因此皇宫规模缩小后集中到一个宫城之内，更容易维护皇室的安全。十六国至北朝的几个政权建都长安时，长安以已有的小城恰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因此各代的皇宫就布置在了这里，再修建隔墙分出东宫和西宫，多宫共一宫城的格局终于形成。宫城以外，故城的城墙因为丧失了军事防御的功能，“卫君”的性质不再，只是郭区的围护与分隔设施——郭城了（图四）。这种城郭布局方式对以后的隋唐两代产生了重要影响。隋代的大兴城（唐长安城），基本上照搬了北朝长安城的格局。在城区的北部布置宫城，围垣与门道分别采用了城墙与城门的规制；太极宫、东宫与掖庭宫等多宫共处一宫城；宫城以南再设皇城。宫城皇城以外，再布置居民区、市场。寺院、礼制建筑等于郭城，是多宫共一宫城，外套郭城的典型案例。纵观中国古代都城史的发展来看，这一变化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尝试。隋唐长安城的郭城虽然面积很大，但城墙规模太小，既低且矮，军事方面的防守能力不大；宫城和皇城虽然城墙宏伟，易于防守，但范围太小，宫殿、官署占据了大部分面积，无法布置大量的军事力量，实际上防御能力也不容乐观。长安城在面对外来的军事进攻时，有唐一代几乎全无胜绩；在面对内部威胁方面，唐高祖也无法保住自己的皇位。因此可以说，隋唐长安城的这种布局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无法起到都城应有的军事防御作用。因此在唐代以后，这种宫城套郭城的布局就为人们所抛弃。后来的都城在此基础上又多次加以改进，皇城移至宫城的外围，其外和郭城之间再加一圈内城（内城的围垣和门道分别采用城墙和城门的制度），最后形成了多宫—宫城—内城—郭城的模式，终于产生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最佳城郭布局方式。中国的最后一座古代都城——明清北京城，采用的就是这种由宫到宫城、皇城、内城最后止于郭城层层嵌套的布局形式（图五）。
（作者：张建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3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