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编者按]
中西方文明比较，是个绵延于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常见话题。自1840年中国被西方打开国门，面对强势的以工业化为表征的西方文明，有为的中国人便不断以西方为参照，试图寻找中国富国强兵的根本之道。
文明的比较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含意。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中西方文明比较是为了克服自身文化传统弊端，向西方学习，以图完成现代化赶超的任务。21世纪初，最突出的全球现象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它已经成为打破世界体系平衡的关键变量。在此巨大变量的冲击下，不独中国人的文明观、世界观为之调整，一向作为强势一方的西方人的文明观、世界观也被迫进行调整。西方一向以自身的历史文明作为普适性价值向全世界推广，而今天它却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按照西方模式行事的中国也同样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
执拗的西方精英仍然深陷于“民主VS专制”的传统思维框架，而明智的西方人已经开始认真评估可与西方价值体系并列的中国文明价值系统。这一波及西方价值深处的文明冲击波，将会由于中国崛起的不断展开而深刻动摇三百多年来西方铸就的文明叙事。
潘岳同志的这篇文章，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的中国文明叙事的新开端。它是中国精英重新解释历史、重新评估中西方文明互鉴互融的最新尝试。为此，本刊特发此稿，以为正努力构建中国文明主体性而奋斗不辍的人们提供思想参考。
一、前言
（一）
今天，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在科技层面，我们已经了解西方。在制度层面，我们能部分了解西方。但在文明层面上，彼此的了解却远远不够。
现代文明蕴含着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欧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与波斯文明;土耳其和奥斯曼文明;俄罗斯和东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犹太文明。种种关系连着种种基因演化成种种道路。
中华文明和其他古典文明，既有相通又有不同。中西文明比较，是个浩如烟海的学术领域，写全了不可能，只能针对问题做个简要的历史讨论。
亨廷顿说，我们需要通过定义敌人，才能认识自己。这是西方的习惯。中国人是通过定义朋友来认识自己。希腊古典文明是朋友。
现代欧美文明认为自己的政治秩序，是融合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精髓为一体。其中，古希腊文明是源中之源。比如，古希腊不光为罗马提供了艺术和科学，其政治实践更为罗马提供了经验教训。比如，古希腊宗教神话和哲学是基督教基础教义的重要来源。比如，古希腊思想家对世界客观本源的追问，对实验和逻辑的偏好，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比如，古希腊在政治上贡献了自由、民主、人文主义，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主要精神源头。读懂希腊古典文明，才能读懂欧美现代文明的内心世界。
希腊古典文明与中华古典文明，同时存在，同样伟大，各成体系。
政治制度方面，希腊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的民主制，又有斯巴达的双王制。中国先秦时期，则是由周代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政治观念方面，古希腊视城邦的独立自由为最高价值，中国先秦时期视大一统为最高价值。
共同体构建方面，古希腊没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的共有核心，也从未建立超越各城邦的国家。而先秦时代先是建立起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统一秩序，又在战国时代建立了统一国家。
政治认同方面，古希腊城邦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先秦時期，华夏人和异族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夷夏转化交融，为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所有的不同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而带出了其他许多不同。
（二）
古希腊文明以分散的城邦形态而著称，但它内部也曾产生过统一的冲动。它曾以城邦联盟的形式诞生过强大的地中海霸权;它曾建立过横跨亚非欧的亚历山大帝国。亚里士多德说，希腊人像欧洲大陆人一样尚武，又像亚洲人一样尚文;既保持了自由的生活又孕育出了最优良的政体;只要能形成“一个政体”，它就具有统治一切民族的能力。然而，希腊最终未能做到真正统一，被后起的罗马逐一吞并。
与古希腊同时期，中国正逢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战国和古希腊面临相似的历史境地。
第一，都陷入了内部极度战乱。春秋列国制度已经崩盘，陷入了长达213年的兼并战争，被称为战国时代。古希腊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陷入了长达200年的内斗，被称为“城邦危机”。
第二，战乱中都出现了统一运动。战国出现了七雄争相统一天下的战争。希腊出现了呼吁城邦停止内斗，团结一体对外扩张的“泛希腊主义运动”。
第三，统一运动的积极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国家，而是军事强大的边缘国家。对战国而言是秦国，对希腊来说是马其顿。二者都被视为“夷狄野蛮”。
第四，大批知识分子为统一运动上下奔走。在希腊，是哲学家、雄辩家、戏剧家;在中国，是儒家、法家、道家、纵横家。他们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危机，都提出了大量哲学、政治、道德命题。
而统一运动的结果不同。
希腊统一运动形成的，是亚历山大帝国，仅七年即分裂，其后的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斗100年，被罗马逐一兼并。罗马留下了希腊的文化艺术，却抛弃了它的政治制度。
战国统一运动形成的，是大一统秦王朝，虽14年后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制被后来的历代王朝所继承，整整两千余年。
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结果，我们通过同时期几个思想家的命运来探索答案。
二、战国
（一）
1975年12月，中国刚搞过“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接着刮起。而在湖北的偏僻小县城云梦，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史学意义深远之事——修建水利工程的农民在一块叫作“睡虎地”的农田里，挖出了一座秦国小吏的墓。墓主人尸骨之下枕满竹简，竹简上书满秦法。这就是著名的“睡虎地秦简”。
出人意料的是，考古学家在这些法家竹简中，发现了一篇官吏思想培训教材《为吏之道》，核心思想居然是儒家。
——“宽俗忠信，悔过勿重，和平勿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
——“临财见利，不取苟富。临难见死，不取苟免。欲富太甚，贫不可得。欲贵太甚，贱不可得。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
这非孤例。陆续出土的王家台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中都有类似文字，说明秦朝晚期已不完全排斥儒家。这和后人对秦“焚书坑儒”“纯任法家”的绝对化定论不一样。
不一样的，不只是秦国，还有六国。
通常认为专属秦国的法家制度和精耕农业，实际是魏国发明的;通常认为自由散漫的楚国，实行“县制”比秦国还早;通常认为商业发达的齐国，其《管子》中也含有与秦相似的“保甲连坐”元素。
可见，儒法并行、刑德同用，才是战国晚期的整体潮流，政治观念亦基本趋同。这个政治观念，就是“一天下”。谁也不甘于小区域的分治，都要去争夺完整的天下。不是争要不要统一，而是争由谁来统一。他们相互比的是，谁的生产力发展更快，谁的政治家集团效率更高，谁更能代表天下正朔。对整体“天下”的执着，是历代中国政治家群体最为独特之处。
思想家们也是如此。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自由的第一个高峰，亦是仰慕西方的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盛景。但大家只注重了“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融”的一面。几十年来陆续出土的战国简帛印证了“诸家杂糅”相融相合的现实。郭店简中，可以看到儒家与道家混同;上博简中，可以看到儒家与墨家混同;马王堆帛书中，可以看到道家与法家混同。“德”不为孔孟独享，“道”不为老庄专有，“法”不由商韩把持。在秦征服六国之前，诸子百家的思想融合已经开始。
诸子百家虽然哲学体系差异极大，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的礼乐道德秩序，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的权力法律秩序，墨家强调“尚同”与“执一”的社会行动秩序。即便强调极端自由的道家，对统一秩序也是认同的。老子的“小国寡民”，经常被说成主张分治。但实际上，“小国”只是政治过渡的单元，“邦国”之后还有“天下”这一最终秩序——“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他还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王”的奥秘。只是他对“天下王”要求太高了，光有权力不行，必须是圣人，“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类似于哲学王。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经常被解读成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庄子反对的是儒家瞎折腾的“有为而治”，推崇道家更高明的“无为而治”，但“治”的本身是统一的，“万物虽多，其治一也”。
在这个共同基础上，战国成了思想制度的熔炉。秦国的法家贡献了大一统的基层政权;鲁国的儒家贡献了大一统的道德秩序;楚国的道家贡献了自由精神;齐国将道家与法家结合，产生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和以市场调节财富的“管子之学”;魏韩贡献了纵横外交的战略学与刑名法术的治理学，赵燕贡献了骑兵步兵合体的军事制度，如此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汉朝。汉的政权结构来自秦，意识形态来自鲁，经济政策来自齐，艺术文脉来自楚，北伐匈奴的军事力量来自赵燕旧部。
大一统，不是秦并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
（二）
秦汉的道路选择，不是命运的偶然，而是前有夏商周历史经验，后经春秋战国几百年博弈思考。关键是在战国最后50年。
秦并天下，虽完成于公元前232～前221年的秦王政时代，但奠定统一压倒优势的，是50年前的昭襄王中期。当时齐楚两大国战败衰落，只剩下赵国勉力独支。秦采取“远交近攻”战略，准备全力突破赵国。这是秦国征服天下的最后一道关口，同时也是六国联手抗秦的最后机会。
战国志士谋臣们因此分成两大派。函谷关内的秦国，活跃着法家与纵横家。函谷关外的六国，活跃着儒家、道家、兵家、阴阳家、刑名家。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东方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地，相当于古希腊柏拉图学院。从商鞅变法开始的100年里，这里一直是与秦国对峙的另一个精神世界。
稷下学宫早期由阴阳家主导，孟子游齐后，儒家渐成主导。到后期，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荀子，成为学宫的祭酒。一干就是三任，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
然而，这样一位儒学大师，却突然去了遵行法家的秦国。
据《荀子·强国》篇记载，公元前269年至前262年之间，60多岁的荀子，一边观察一边记录，穿过秦国座座乡邑城镇，一路走入了都城咸阳。
秦相问他：你来秦国，印象怎么样？
荀子回答：秦的百姓淳朴，不追求声色犬马，尊重官府，像古代的人民。秦的基层小吏忠诚勤俭，办事尽心，不偷奸耍滑，像古代的官吏。秦都城的高级官员，出了家门就是官府，没有私事，不搞朋党，贤明而有公心，像古代的士大夫。秦的朝廷，处理政事速度极快，没有积存的事务，像古代的朝廷。
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古之治”就是古代圣王的治理，是儒家努力的最高目标。对秦政如此高的评价竟出自儒家大师之口。如果不是两千几百年后出土的秦简，荀子这段话会被打成巨伪。
从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到里耶秦简，随处可见秦政权从上到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一道文書最终发现有错，过手文书每一个环节的官吏都要负责。各乡养牛要定期比赛，排名末尾的乡官要被流放到远方工作。行政出了差错，主官要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赔偿公家。断案判罚不公平，审判者会被脸上刺字罚为刑徒。秦法对行政环节设计之精密，对官僚制度约束之严格，历代王朝居首。
相反，同一时间，荀子对稷下学宫所在地齐国的政治评价则是，“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齐国是奉行儒家的大国，思孟学派主要在齐国传承，但用儒家理想操作出的政治现实却走了样。
荀子总结道，秦国走到今天，不是幸运，而是必然。“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作为稷下学宫的主持者，说出这样的话，不仅是对六国政治立场的背叛，更是对儒家的背叛。
但荀子还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尽管秦国具有如此多的优势集于一身，却忧患不可胜数，远远没能达到'王者’的境界，原因是因为缺'儒’。”
怎样才算是“有儒”呢？
荀子回答：“节威反文，用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秦制以吏为师，荀子却希望用君子治天下。这是后世“王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雏形。
荀子认为，只要秦国补上了这一点，统一天下方可持久。
他认识到，儒家虽然有着统一的道德秩序，但没有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法家虽然能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却在精神道义上有着极大缺陷。如果秦国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贤能政治与信义仁爱，才能成为未来天下正道。
秦昭王没有理会。荀子返回东方。
几年以后，荀子的话通过一场大仗得到了印证。长平之战，战国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秦国在赵军投降后，背信坑杀了40万赵军。即便在血流成河的战国，这也突破了道义的底线。
秦国从来靠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取天下，又岂会用仁义道德自缚手脚。
（三）
长平之战后，荀子思想极度痛苦，他放弃了政治，不再周游列国，迁到了齐楚交界的兰陵，从此著书立说、教学授徒。
他教出两个大有名气的学生，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一个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一个是法家实践的设计者。讽刺的是，他们不是被商鞅法家学派教出来的，却是被儒家教出来的，体现了荀子兼容复杂思想的底色。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本恶”，所以只能用严刑峻法，这符合法家学说。
儒家的“天”是惩恶扬善的义理之天，而荀子的“天”却无所谓善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以，世人才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这是中国最早的唯物主义。
儒家崇尚王道，鄙视霸道。而荀子认为虽然王道最佳，但霸道在乱世中也很有用，应该王霸兼用。
儒家只谈义不谈利。荀子却要“义利兼顾”。他认为，义与利是人类两大并列天性。再高尚的制度也不能消灭人的图利之心，而再黑暗的现实也不能泯灭人的求义之心。应同时发挥两者作用。
儒家崇尚礼治，而荀子崇尚礼法兼治。礼不是典章礼节，而是以“度量分配”厘定各自的本分和责任，其中蕴含着法家原则。
儒家崇尚法先王，而荀子认为应该法后王。这给后来的王安石、张居正们的改革以精神底气。
只有这样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系，才能教出李斯与韩非。
荀子这个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体，是因为处于大乱之世。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最大的战争死亡不过10万（艾陵之战与马陵之战），而且几十年才发生一次。但荀子生活的战国末期，死亡10万的战争几乎年年发生。死亡几十万的大战20年之内就发生了三次（五国伐齐、白起伐楚、长平之战）。在这样超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中，没有力量的道义和没有道义的力量，都不能回答眼前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