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拧巴，就不怕尴尬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啊？”
2017年是文化类综艺崛起的一年，节目内容从诗词歌赋到书信朗诵，再到文物鉴赏。央视爸爸带领节奏，卫视小弟也一路跟进。
另一边，视频网站则主打中年知识分子的文化类谈话节目，高晓松和窦文涛等人继续着自己娴熟的商业模式。
一个摇把扇子，古今中外侃侃而谈，另一个焚一炷香，三两好友“胡说瞎道”。
让你于轻松的聊天氛围中缓解知识焦虑，岂不妙哉？
相对于高晓松、蔡康永、窦文涛、马东等人的圆润通透，以及他们对观众舒适区的完美掌控，小十君今天更想聊聊以“尴尬”和“偏见”著称的《十三邀》。
《十三邀》是腾讯新闻联合“单向空间”出品的文化对谈节目，主持人是作家许知远，他也是单向街书店的老板。
许知远是谁？很多人并不熟。但是前段时间他也火了一把。
《十三邀》第一季的第九集，许知远对谈俞飞鸿。
节目播出之后，在女性自媒体中引起了震动，许知远被贬斥为一个丑陋、猥琐的直男癌形象。
对谈马东时，许知远直言不讳地批评《奇葩说》低俗、喧闹，也被视作自恋、情商低的表现。
这些断章取义的片段，描绘了一个鄙俗而又自大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
完整看过俞飞鸿这期节目后，你会发现许知远谈论电影《喜福会》中的相关情节，被移花接木成了耸动标题中的“调侃初夜”、“满口是性”。
而在许知远的认知里作为浪漫主义存在的两性关系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则变得陷阱重重。
俞飞鸿在这期节目中，表现优雅得体，但并没有完全打开内心。
她尽可能避免谈论男性在自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表现出了一个女性主义者的防御心理。
相比之下，张艾嘉在谈论自己的生活转折点时，她少女般地笑称自己“交太多男朋友”，在我看来是一种更加自然的性别自信。
其实俞飞鸿这一期中令人不适的偏见，并非来自许知远作为男性的性别优越感，而是来自他作为文化精英的审美趣味。
他认为俞飞鸿这种见识过好东西的聪明女性应该更加喜欢《喜福会》这种充满“文化意识感”的作品，而非《小丈夫》这种家庭通俗剧。
当年在《喜福会》迸发出的内在张力，在如今充满“秩序感”和“平衡感”的俞飞鸿身上已经鲜少再见。
许知远一厢情愿地认为文艺作品中的俞飞鸿才是真实的她。
就像他一厢情愿地认为马东应当是和他一样的人，面对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充满不适。
他问马东对这个时代有没有抵触的情绪，结果马东连用三个“没有”回绝了许知远的灵魂取暖。
紧接着一句“我没那么自恋”更是深深刺痛了这个天真的文艺青年。
虽然最后马东说：“本质上咱俩是一样的， 就你表现成为愤怒，我表现成为悲凉”，在看客眼里依然有种安慰与和解的味道。
在马东机敏的反应能力的衬托下，这期的许知远似乎显得有些狼狈。
许知远对谈马东也被外界形容为“马东在智慧上碾压许知远”的一期。
梁欢在脱口秀上将马东形容为“精明的犬儒主义者”，将许知远形容为“实诚的怀疑主义者”，在价值观上倾向于许知远。
但是许知远并不领情。在他看来，他与马东的对谈是愉快的，他们之间不过是人与人之间非常自然的价值观差异。
而“犬儒主义”与“怀疑主义”这种简单的标签对抗只是公共空间思维简单化、浅薄化的一种延伸（心疼梁欢一秒钟）。
这种简单化、浅薄化的思维倾向也是他对大众文化的偏见、批评和试图改变的地方。
同为文化精英，许知远有了解大众文化的好奇心。但他永远无法像马东那样真正融入95%的大众文化。
就像他去采访二次元时观看cosplay展览，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也质疑罗振宇在《罗辑思维》中，向大众传达的速成知识碎片有失真之嫌▼
而与诗人西川谈论80年代的诗歌热、战国诸子等白衣飘飘的年代，他能聊得日薄西山，临了对西川感叹“你是我碰到过的，在内心深处有最强共鸣的人”。
《十三邀》这个节目是许知远的知识与趣味的延伸。
每一季节目中13个模板人物，都是许知远用来窥视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标本。
焦虑，是他发问的核心关键词。
在每个光鲜的外表下，许知远努力想挖掘出他们在追赶时代变迁时所面对的生存焦虑。
而每个人应对焦虑的不同方式 ，则让他感到好奇与兴奋。
贾樟柯面对焦虑，他越来越对形成共识没有兴趣，在创作上逐渐变成一个更加专断的人；
俞飞鸿面对焦虑，她认为生命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自己能做的只是当个凡人；
李诞面对焦虑，他把自己变成一个为别人而活的人，随时准备烟消云散；
罗振宇面对焦虑，他把自己拧上发条，成为一个向前奔跑、永不停歇的人......
而许知远自己的焦虑，则是他享受的壮丽、忧伤，以及他相信的社会责任感、英雄主义，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少有人应和。
曾经作为70后精神偶像的罗大佑，他的歌曲里那些充满批判和人文主义的光辉成为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繁荣的都市，过渡的小镇
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
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
子子孙孙永保佑，世世代代传香火——《鹿港小镇》收录于罗大佑1982年首张专辑《之乎者也》
2000年，罗大佑的首次大陆演唱会就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文艺青年前来瞻仰。
其中包括《三联生活周刊》的苗炜、《读库》的老六，许知远以及他当时还不认识的《十三邀》出品人李伦。
素不相识的人在一起畅聊，与自己的偶像近距离见面。这是许知远无比怀念的理想主义的青春岁月。
▲上：年轻时的许知远；下：还没吃东西的罗大佑。
《十三邀》中再次见到罗大佑，他已经从“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变成了如今享受家庭温暖的老年人。
面对精神偶像对时代的妥协，许知远不死心地追问罗大佑是否羡慕米克·贾格尔、莱昂纳德·科恩这种终生摇滚、终生创作的状态。
▲上：滚石主唱米克·贾格尔；下：民谣诗人莱昂纳德·科恩
这种提问当然让罗大佑感到压力，但也说明在许知远心中，罗大佑是国内最接近这些伟大歌手的人。
许知远当然明白，这些固定时代带来的创造力已经随着天真岁月的逝去而慢慢枯竭。
这不仅是罗大佑一个人的问题，是整整一两代人的问题。
许知远对英雄主义的寻找，也体现在对谈蔡澜这一期。
蔡澜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另外三位：金庸、倪匡、黄霑），早期在邵氏打拼，是一个有人文追求的电影制作人，但最终也无法抵抗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商业浪潮。
出走邵氏后，蔡澜多方跨界、游玩人间，最后成为一个奉行享乐主义的美食家。
面对严肃话题的探讨，这个面似佛陀的老人家一再闪躲。
当许知远抛出柳北岸（蔡澜父亲，著名诗人与作家）的那句“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蔡澜也唯有承认自己力量有限，只能逃避于美食之中。
同样的追问也发生在对谈“华大基因”总裁汪建以及解构英雄主义的导演冯小刚那里。
这些有着丰富人生阅历和智慧的人，在如今的时代，同时对崇高、壮美的东西缄口不言，转而坦诚或自私、或自毁的一面。
这让对人性充满信心、相信历史进步的许知远，感受到了一丝孤独。
与在这个时代游刃有余的行业引领者相比，许知远就像古希腊典故里的那只“刺猬”，他对时代的观察于“狐狸”们而言是单一而落伍的，甚至天真。
如果说，许知远对采访嘉宾所惯用的那套话语体系——对自我的剖析、对时代的感知，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偏见”，并非适用于每一个社会大众。
那我很感谢，在这个被娱乐喂养、人人都愿意待在舒适区的阶段，还有一个人愿意用特别真诚的姿态，来表达自己带刺的态度。
有些人为了更真切的感受而活着，有些人为了更轻松地活着而放弃感受。
我们无法轻易去讴歌或批判其中任何一种生活态度，但起码在大部分人选择后者的时候，对前者保有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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