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大数据与创新发展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17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据开放共享与政府管理创新”论坛上的发言）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在座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就大数据与创新发展做一个发言。
首先谈一下我作为研究者怎么看待相关的趋势和意义：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革命前沿概念所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很明显在与日俱增，表现着新技术革命大潮的汹涌澎湃，以及和它同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中央要求引出的是协调、绿色、开放发展和落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而我们在这个发展思路上，一定要充分认识大数据的意义。我认为在信息革命的进展中，大数据表示的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以这种能力的不断提升作为依托，大数据会从供给侧使我们在认识视角上进一步把握住需求侧的具体情况进而做出前所未有的迅捷反应，进而一定会引出和推动有效的供给侧的创新，并且会进一步引导和创造新需求、适应用户体验的升级，成为强有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引擎。
第二个层面，要谈一下怎么看待大数据的功能和我们对它的发展愿景。海量的大数据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中间，日益表现出来可以消除所谓“信息不对称”的功能作用，它能有力支持科技创新，以及使科技创新与能够打开它潜力空间的制度创新结合在一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个全要素生产率又是我们在引领新常态、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现在非常明确地强调的一个核心概念。现实生活中间的发展愿景体现在，以大数据和相关的信息技术的支撑，我们要打造智能化的共享经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实业界的、市场一线的创业创新人员，以及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在互动中探讨和推进这个共享经济。印象很深刻的，有我在阿里巴巴公司看到的互联网金融概念之下的小额贷款的发放，它的一面显示屏不断表示出这个程序里怎么样在所谓“零人工操作”的情况下不断发出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贷款。众多贷款的申请那边在线上做，软件运行中这边就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引出决定：这笔贷款可以放，还是不可以放，或者做出什么必要的调整。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我看到在一两分钟之内发放出大量的贷款，高达20万的有三笔，小的可以低到六千块钱。
另外，我们注意到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的创立，比如大家现在还在观察的怎么在创新中去解决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性问题的共享单车，如没有大数据和相关的信息技术支持，这是无法想象的一种新事物，但现在做得风生水起。我们不敢说它就不出毛病，不遇到一些什么挫折，但是要特别注重它所代表的创新。还有我们未来的电动汽车它会兼具消费单位和生产单位的特点，已经注意到，以后可能不太遥远的将来，大量的电动汽车晚上停在自己停车位的时候，接上充电桩，这时候可用电网里最低成本的电力供应来充电，而到了第二天白天的时候，每个车主的智能手机会跳出一个页面提醒他，如果不开车出去，他可以在留下一个备用电量的同时卖出去多少电，而且这个电可以卖出个好价钱，这个消费单位又变成了生产单位、赢利单位，而每一个这样的单位和电网、和它相关的方方面面，在这里面没有谁受损，大家一起在共赢。这样一个共享经济的前景，似乎已经就展现在我们的前面了。
还有政府治理方面“智慧城市”的愿景，我理解就是要用大数据、云计算支撑来前所未有地提高我们的治理水平，方便所有的社会成员，实际上也使政府更好履行应履行的职责。当然，我想提到的还有政府工作部门转型的一种革命性倒逼。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千年之交前后，上海市的一位财政部门的领导跟我讲，在世行的推荐和软贷款支持之下，上海的财政部门要建立计算机联网的办公系统，他了解情况以后说给他的震撼是，这个计算机系统带来的是财政部门运行模式的革命性的变化，因为计算机一个一个环节的连接都是透明的，有在线的记录的，计算机不讲人情，一个一个环节处理这样的衔接中间，原来那种靠拉关系、处关系去处理的事情，一下子变得没有操作空间了，作为财政部门的领导，他特别认同这样一种由计算机信息技术倒逼而来的变化，按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对政府的廉政建设和政府运行中管理绩效提高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另外一个，我到这次会议参会的路途中间看到一条消息，就在今年5月中旬，中国建筑业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上线，它意味着全中国建筑工地上的这些工人，大量的是我们所说的临时工、农民工，他持出入卡每一次出入工地时的信息，都马上进入平台的信息库，而且信息库是在管理部门那里联网的，上线的这个信息是不可被更改的，相关的用工单位、劳务公司和支付工资的那个银行，对平台是三方共管相互监督的，于是有望非常现实地解决拖欠工人工资这样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这些当然对我们来说是带来一些令人欢欣鼓舞的创新，和非常值得肯定的这样继续创新的方向。我认为这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我们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率的提高，使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产力可以按照现代化战略决策的意图去追求整体跃升。
再有第三层，肯定还有一系列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大数据与信息革命这个机遇正带来“反梯度推移”、超常规发展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比如说这些年贵阳、贵州的崛起之势，和这边的决策层非常具有战略思维地抓住信息革命大潮，争取弯道超车、反梯度推移，是不是有内在的关系？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继续看看它进一步的发展。但另外我们要注意到，打开创新空间的挑战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中国的制度创新怎样才能打开科技创新的潜力空间，我们在这方面注意到，2016年开始是国办发文，后来是中办、国办联合发文，要求优化学术环境，要求激励一线的产学研结合的人员，给他们应有的获得感和荣誉感，这种文件精神所指的其实就是问题导向下的纠偏。在中国非常遗憾，我们实际上一直憋着劲要学硅谷，但对比一下，硅谷的科研人员绝对不会碰到像中国这种大行其道的、按照官本位和行政化规则来约束科研人员、来加强所谓科研经费管理的一些带着荒唐意味的事情。我们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中间怎么样真正遵循科研规律？中国的改革任务可能跟别的经济体相比真的是特别繁重和艰巨的。
另外我们注意到，在大数据运用中，政府和市场主体、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势在必行，比如个人征信体系建设，但到底在思路上怎么样掌握好这种合作，仍然不太清楚。我们的银行在过去已经形成的央行的管理系统之下已经有个人信贷等的信息，但是现在大量的银行之外的其他的征信信息，是由很多市场主体地位的公司的手里掌握着，这些信息难道不应该进入一个大的海量信息库和实现联网来更好地发挥作用吗？但现在总体来说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还有，就是信息安全概念之下的风险防范。我知道国家层面对计算机芯片的重大专项攻关早就在强调，这个事情还希望能够通过特定的举国体制之力来实现真正决定性的突破。我们民众生活层面要防范像e租宝等等诈骗风险，还有现在大行其道的很多的电信诈骗，个人信息安全问题，黑客攻击问题，现在还有种种新生的犯罪行为。我们必须遏制住这些破坏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发展主潮流正面效应的不良因素、破坏因素。
再有，对新经济引出的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法律盲区，要早早开始研究加以解决的方案设计。比如我自己就不太清楚：虽然以后自动驾驶汽车可以极大幅度地降低事故率，但是它毕竟有可能出事故，在美国已经出了这种事故，那么出了事故以后这个事故的责任怎么认定和分担，现在看来还是一团糨糊。
另外，就是对人工智能发展，研究者必须讨论现在网上已经说得很热闹的它有没有奇点，即是不是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人们创造出来的大数据、云计算支撑的人工智能就反过来统治、管制住我们人类。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有它们的不确定性。
第四个层面，关于应对思路我简单说一下：解放思想创新发展，别无选择，唯改革创新者胜--那么我们就要以制度创新为龙头，打开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一定要依托于大数据推动、倒逼、引导全面创新发展。要领似乎有这样几条：
1、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必须追求守正出奇，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大数据所带来的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新机制值得深入研讨。我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能简单说它会带来计划经济的重新确立，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间我们怎么更好地融入必要的计划机制。一定不能走极端，以为我们依靠中国特色和信息技术就可以再搞出一个新计划经济，那一定会把我们的改革开放引入歧途。
2、发展中规范与规范中发展要合理权衡把握，一开始看不清楚的领域要给出弹性空间，在发展中去试探着怎么样做出规范，而看清楚了风险的，一定要强调规范了以后才能发展。
3、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适当超前，保持高水平的规划。
4、大数据时代对人文传承、社会和谐的积极研讨和问题导向下及时的总结交流和改进，是非常重要的。
5、还有一条，所需的创新型的人才和大数据专业人才的加快培养，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来在这方面做出应有的努力。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