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序跋來源：北宋時書序已普遍放在書前

編按   今日圖書之「序」居於書前，此「序」字原寫作「敘」，如「說文解字敘」；而「序」與「敘」、「緒」僅作為文體名時可通用。序文古代常殿於書末，本文指出「至遲到南宋，序已不再置於書後了」。通讀此文，令我們對於古今書籍之變化，有更多一些瞭解。

序跋作為一種文體，都是敘述一書作意（包括宗旨、目的或寫作動機等等）的文字，以今人習慣而論，冠於一書之前的稱序或敘，有時也稱作序言、題記、弁言、前言等等；而置於一書之末的稱跋，有時也稱「後序」、「後記」、「題跋」、「跋尾」等等，如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文天祥〈指南錄後序〉等就屬此類。

序有作者的自序和旁人的序兩種，跋亦相同。旁人的序一般多出自師友或名家，這種序通常冠以作序者的姓氏，如「趙序」、「錢序」等等，寫序的人並在文末署名。

古代的書序不在書前，而是在書後。如《史記》一百三十卷，其最末一卷為〈太史公自序〉；再如《漢書》一百卷，其最末的〈敘傳〉，即作者班固的自序。漢王符著《潛夫論》三十六卷，末卷〈敘錄〉，即其自序，也在全書之末。直到齊梁之間，劉勰著《文心雕龍》，仍遵循古例，全書最末一篇為〈序志〉，正是劉勰的自序。

在簡冊時代，書籍大都以單篇流行，就是說，那時的書籍，大都是以一篇為一個裝訂單位，取閱不受原著篇目先後次第的限制，故書序在前抑或在後，對人們閱讀並沒有什麼影響。但書籍進入冊頁裝訂以後，無論是包背裝還是線裝，篇目的先後次第在裝訂時已經固定，而這種裝訂，又決定了不可能單獨抽出一篇來閱讀，故讀書應當先讀的序言置於全書之末，從閱讀角度說，就已顯得不便，於是人們逐漸改變古例，把一書的序移在了全書之前。如楊雄的《法言》，其「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置之篇首」（見[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四庫全書總目》說，司馬光注釋《法言》時，尚存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祕的注本，並說：《法言》「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不知《書》序為偽孔《傳》所移，《詩》序為毛公所移，乃謂『子云新旨，反列卷末，甚非聖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治學謹嚴的司馬光默認了宋咸的做法，沒有把宋咸錯誤地置於書前的《法言》序移到書後去，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時書序已普遍在書前的事實，故司馬光尊重了現實。至於李清照、文天祥等特冠以「後序」二字，就更說明，至遲到南宋，序已不再置於書後了。

宋 歐陽脩〈集古錄跋尾〉（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對於古籍來說，除書稿完成時有自序、旁人寫的他序之外，往往還有整理者、刊刻者的序。刊刻者的序極似今日的《出版說明》，這對瞭解其書的特點及其版本源流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如清阮元《刻〈山海經箋疏〉序》，其中說：「郭景純（按：即晉人郭璞）注，於訓詁、地理未甚精澈，然晉人之言，已為近古。吳氏《廣注》（按：即清人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徵引雖博，而失之蕪雜。畢氏（按：指清人畢沅）校本，於山川考校甚精，而訂正文字尚多疏略。今郝氏（按：即本書作者郝懿行）究心是經，加以箋疏……博而不濫，粲然畢著，斐然成章，余覽而嘉之，為之刊版以傳……嘉慶十四年夏四月揚州阮元序。」

這段序文歷述《山海經》的各個注本、校本，評其優劣，要言不繁，一箭中的，甚有參考價值。特別是序文的寫作年月，對考察古籍的流傳及刊刻情況尤其寶貴。

至於跋，明人徐師曾《文體明辨》說：「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簡末，而總謂之題跋。」序一般是對全書的總體說明，跋一般只是有感而發。跋的內容亦較靈活，或抒情，或考訂，或議論，長短不拘。跋的作用與序大體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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