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楚文化

灿烂楚文化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支独立于中原文化又继承和发展了中原文化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诞生于长江以南，在古时称“鄂”的鄂氏部落的地方，在公元前877年楚国缔造者熊渠到了鄂氏部落后向世人宣布：“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随后，分封了三个诸侯王的楚国。

楚国从现在往前计算，在2895年前。当时，熊渠是一名巫师，带着手下的家人和信徒，从中原腹地开始向南征战，到了长江以南鄂氏部落地区之后才开始宣告独立于周王室之外，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他这一举动要早于战国时代其他诸侯国。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历史。楚国从公元前877年建国至公元前223年前灭亡，在长达654年的历史中，楚文化在当时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

据《楚艺术史》著作者皮道坚所说：“鼎盛时期的楚文化，其影响不仅涉及了当时的整个南部中国，而且还向北移，给中原文化以强劲的冲击。”近些年来，一系列精美的楚艺术品出土，皮道坚在《楚艺术史》中对楚艺术品发出赞叹：“由于一些无法说清的历史机缘，这么多杰出的楚艺术品在埋没了两千多年之后，才得重见天日。这使我们对楚艺术的认识和研究还只是处于一个初级起步的阶段。”皮道坚列举了英国的亚瑟·华利的《中国绘画导论》（1923年，伦敦），率先指出楚国文化在中国古代艺术创造与想象力方面具有领导地位。

　大卫·霍克斯的《楚辞一南方之歌》（1959年，牛津）指出，当我们从考古发掘中去进一步了解楚国伟大及楚国文化的噩运之时，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楚辞中一部分早期诗歌所描写的景象，并不是孤立不可解的文学表现，而是一种极为精彩的文化表现。

1972年，新西兰的汉学家诺埃尔·巴纳德敏锐地指出，真正的楚文化以其独创的形式，从各个方面表现了自己。他认为楚国的漆器、木刻艺术、木工艺术、器具与房屋建筑等，相对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已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

　楚史专家张正明在《楚文化史》说：“春秋中期是楚文化际会风云之时，从此，它便领异标新，而与中原文化竞趋争先，竟有后来居上之势。整个交融、衍生勃兴、转化的过程所体现的文化演进规律，是引人入胜的。”然而，“从楚文化形成之时起，华夏文化就分成了南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这北南两支华夏文化是上古中国灿烂文化的表率，与时代大致相当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遥相辉映。人们对楚文化的认识，随着资料的增多而加深。从上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所知道的楚文化在近半个世纪内逐步推进的。”

　在春秋战国时代，在楚文化方面有老子、庄子的道教代表了南方的哲学思想，屈原的楚骚代表了南方的文学。把有限的传世文献和近代出土文物相结合，对楚文化作全面的研究，它不仅跨过长江奋力南进，还要将其开疆拓土的战刀威风凛凛地砍向南方民族，而且携强势执意北上，欲与气数渐尽的东周王朝和纷纷迭起的中原霸主们一决高低。楚国的诸君们或僭号称王，或问鼎中原，或北上争雄，一度发展成为疆域最大，人口最多，势力最强的独立于周王室之外，与中原文化并驾齐驱的南方文化。

　　《中国文学史》卷一记载，“战国时代后期，七雄并峙，以秦、楚、齐3国为最强，都有统一中国的可能。而楚国幅员广大，物产富饶，自然条件远比秦、齐为优。”“到楚威王灭越，其地东至于海，北至河（黄河），西有巴蜀（四川、重庆），南有黔巫，几乎占有当时大半个中国。”

　　研究和挖掘楚国文化和楚国艺术来龙去脉，对提高南方文化底涵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查阅广泛的历史资料，并将相关资料按照年代序列，周王室所分封的诸侯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被楚国相继占领后版图，进行了绘制，使真实的历史进程展现出来。通过挖掘整理后发现，楚国作为一个具备独立于周王室之外与周王室并驾齐驱的国家主体特征出现，建国时间和地点较为准确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扑朔迷离的楚国发祥地最终得到证实，实际上早在汉代，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得很明确：楚国缔造者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国首个以“楚”字称王的楚武王熊通要求周王室承认楚国，于是说“请王室尊吾号”。两代君王相隔一百几十年后还在谈谥号并表达不同意见，前者要独立，后者要求归顺，而周王室的傲慢导致楚王胆敢问鼎之事。显然，楚国当时与周王室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于是才有问鼎中原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