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颉刚案，此文为演讲前所作之底稿，临时因时间不足，改换题目，删减若干，故与《民钟报》所载略有参差。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记。
今天讲演这个题目，似乎是很可笑的，孔子只有一个，为什么会变做两个呢?唉，孔子哪里止两个，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例如战国时的孟子和荀子所说的，宋代的朱熹和陆九渊所说的)。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害得一般人永远摸不清头路，不知道孔子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
我数年来，心中常有一个问题要求解决，这个问题是“孔子何以成为圣人?”这个问题给信仰孔教的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们知道孔子的本质是圣人，不必别人帮助他成功。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这样，我们对于一件事情，要知道他的原因，要知道他的结果。孔子的本质固然可以说是圣人，但何以孔子以前不用圣人的名来称后世所承认的几个古帝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又何以孔子以后再没有圣人出来?在这上面看，可见圣人的出生不是偶然的，必须在孔子这个时候，就是春秋之末。
孔子以前没有圣人吗?不然，孔子以前的圣人多得很。但孔子以前的圣人不即是孔子时及孔子以后的圣人。我们可以从古书里寻出一点材料。
我们先看《诗经》。《诗经》的《大雅》、《小雅》都是西周后期的诗。《小雅·正月篇》说：“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这是说故老和占梦者都把自己看做圣人。又《十月之交篇》是骂卿士皇父的，其中说“皇父孔圣”，孔，甚也。这是说皇父自以为甚圣。又《小旻篇》说：“国虽靡止，或圣或否。”这是说国虽不定，然而做官的人也有圣的，也有不圣的。《小宛篇》说：“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这是说，齐(肃)圣的人喝了酒，还能够保持温文的样子，那种昏乱不知的人，就一天比一天的醉得利害了。在这些材料里看，圣似乎只有聪明的意思，并没有道德怎样好的意思。在西周时无论哪个人都可以自居于圣人，正和现在无论哪个人都可以自居于聪明人一样。北京地方有一句话，叫做“您圣明”，意思是“你是明白人”，就是这个意思。
最显明的，是《大雅》中的两首诗。《抑篇》说“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僭。”哲，知也。这是说有知识的人，告了他话，他就可以顺了德而行；没有知识的人，若告了他，他就要反说我错了。《桑柔篇》说“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这是说圣人所看见的所说的可以烛照得很远，愚人不知祸患将临，反要狂而喜了。《抑篇》以哲人与愚人对举，《桑柔篇》又以圣人与愚人对举，可见圣人和哲人的意义相同。哲也是只有聪明的意思，并没有道德好的意思。《大雅·瞻卬篇》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那时人是不要女子有知识的，所以说聪明的男子造成了城，给聪明的女子推倒了；聪明的女子乃是恶鸟。圣哲只是本能的敏捷，不是德行的美满，说的非常明白。
再看《尚书》。《多方》说“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这是说圣人没有了念虑就要变作狂人(这狂人便是“覆狂以喜”的愚人)，狂人能够动念也就变了圣人。可见圣人和狂人只是有念与无念的分别。《秦誓》说有容量的人是“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这是说对于有技艺的人看作自己有的一般，对于彦圣的人心里边便喜欢他。彦圣与有技并举，而且这种人是很容易碰见的，可见圣人不是“旷世而不一见”的人。《洪范》里以“貌、言、视、听、思”列为五事，而曰“思曰睿……睿作圣”。貌、言、视、听、思是个个人有的，只要把“思”用得好，就可以睿，就可以作圣。下边列休徵咎徵，以圣列休徵，与蒙的咎徵对举。蒙，愚昧也；在它对面的当然是聪敏。
圣人只是聪明人，是极普通的称呼，为什么后来会得变做“神化无方”的不可捉摸的人呢！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我且简单的说一点。
我们读《论语》，便可捉住它的中心问题——造成君子。一部《论语》，提出君子的有七八十条，但说到圣人的不过五条。把这七八十条提出君子的话归纳起来，可以得到几条主要的观念：(一)有礼貌(恭、敬），(二)有感情(仁、惠)，(三)有理智(知，学)，(四)有做人的宗旨(义，勇)。这实在是切实的人格陶冶。但君子一名也是由别种意义变化来的。《先进篇》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照这条看，似乎孔子不赞成君子；其实这个君子便是君子一名的原始的意义。君子，是国君之子，是一国中的贵族，与“公子”“王孙”等同义。因为是贵族，所以君子可以与野人(平民)对举。但后来意义变了，凡是有贵族的优美的风度和德行的都可称为君子，于是这君子便成了陶冶人格的目标。凡《论语》中所载，都是向着这方面走的。
《论语》中的圣人，比了《诗》、《书》中的圣人确是改变了意义了。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夏道：“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可见他们确以圣人置于君子之上。君子既是陶冶人格的目标，而圣人又在其上，可见圣人成了理想中的最高的人格，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子贡问道：“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又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在这两条上面看，可见圣在仁上，虽以尧、舜这样伟大的人物，而对于博施济众的这种圣人的事情还感受困难，可见圣人的高不可攀。
但《论语》中有一条似乎还沿着《诗》、《书》中的圣人的原义。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在这三个人的说话中，孔子是自居于君子，谦言君子不必多能。子贡说天要把他做成一个圣人，多能不过是些余事。太宰的话则以多能为圣人的标征，因为他看见孔子多能，所以疑心他是一个圣人。这三种话是三个意思，毫不连接。以多能为圣，似乎奇怪，其实也平常。试看周公，孟子是把他列为三圣之一的，但《尚书·金縢篇》，他自称“旦多材多艺，能事鬼神”，《论语》上又说：“周公之才之美”，可见才美的人也是可以做到圣人的。和《诗》、《书》的话合看，可见一个人只要有知有才就具备了圣人的条件。但这是古义，我们不必再讲。
我们所要知道的，何以子贡会说“固天纵之将圣”一句话?我们知道，天是空的，所谓“天纵之将圣”实即是“人纵之将圣”。春秋、战国间，因为交通的便利，土地的开发，社会的文化和人民的知识渐渐地高了起来。但因为邦国很多，终年征战，国内阶级又不少(《左传》昭七年，楚芈尹无宇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人民苦痛得很。自从春秋末期以至战国末期，这三百余年之中，他们长有统一天下的要求，有刬除阶级的要求。因为要求统一，所以有禹的分画九州，有尧的协和万邦之说。因为要求平等，所以有尧、舜禅让，墨子尚贤之说。孟子要求以王政定天下，又好说“舜发于畎亩之中”等故事，即是代表这两种要求。春秋末期人民的苦痛固然没有像战国时那样利害，但仪封人已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可见那时苦于天下无道，大家希望有一个杰出的人来收拾时局。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人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蘧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门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大得志，他收的门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从孔子没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自春秋末到秦、汉，儒家之外有势力的只有一个墨家。儒家以孔子为圣人，墨家以墨子为圣人(《庄子》上说墨者“以巨子为圣人”，巨子即墨家中之首领)。
孔子被许多人推做圣人，这是他自己料想不到的。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不像孟子，他终日汲汲要行王政，要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是时代的关系，我们是很了解的。但那时的人哪能这样，他们以为孔子也是像孟子这般的。恰巧有一部儒家所传习的鲁史记《春秋》，说是孔子所作，于是就在这一部书上推求孔子的政治见解。在《论语》上，我们绝没有看见《春秋》二字。在《左传》上，我们也没有看见孔子作春秋的事。但《孟子》上却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后人更从他的话上阐发，于是说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就是孔子受天命，他受了命，自号素王，于是作《春秋》，变周制，自作新王。他是不肯直言的，私把这番意思告给弟子，唤作“微言”。弟子口头相传，到汉始写出，即是《公羊传》。这种话可靠不可靠，我们现在不必去讨论，我们只要知道古代的儒者对于孔子曾经有过这一种揣测罢了。
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很切实的人。他对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所不说的有四种：“怪、力、乱、神”。又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又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说：“未知生，焉知死。”在这种地方，都可见他是一个最诚实的学者，不说一句玄妙的话，他决不是一个宗教家。他自己既不能轻信宗教(“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作一个宗教的信徒，又不肯自己创立一种宗教来吸收信徒。他只是自己切实的求知识，更劝人切实的求知识。但是以君子自待的孔子固然可以持这样的态度，而以圣人待他的一般人却不能如此。他们总觉得圣人是特异的人，应当什么都知道，不能说“无知”；应当多说宇宙间的神秘现象，不能说生死和鬼神之事是不愿讲的。因此，当时对于他的传说就有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前知，一方面是博物。《左传》上说鲁国的桓、僖庙灾，孔子在陈，闻鲁火，说道：“其桓、僖乎?”《国语》上说季桓子穿井获羊；骗孔子道，吾穿井而得狗；孔子答道，以我推来，是土怪羵羊。吴伐越，获大骨，去问他，他又说这是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之，其骨节专车。这种话都是和《论语》上的孔子绝不相同的。推其所以致此之故，实在是当时一般人对于圣人的见解本是如此。《庄子·胠箧篇》道：“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朱晓按：盗有五德。这是一套斗嘴皮子的传统模式。另有一段笑话，《事林广记》中记有“疥疮五德”：一位陈姓官员患了疥疮，被人取笑，陈却煞有介事地宣称：“所得疥疮，从不上人的脸，这可以说是'仁’了；有了疥疮后，最喜欢传染给别人，这称得上'义’；像作揖一样叉开手指搔痒，这叫做'礼’；生在指节间的缝隙处，这就是'智’；痒起来还有一定的时间，这真叫做讲'信’啊。”）这几句话里，以圣与知分立，可见圣与知的意义不同。妄意室中之藏，即是未卜先知之术。以未卜先知为圣，可见民众对于圣人的信仰的真谛。孔子既是圣人，孔子也应当未卜先知。
这还是战国时的话呢。到了汉朝，真是闹得不成样子了。我们只要把纬书翻出一看，真是笑歪了嘴。他们说，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他们说他的头像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方高。身长九尺六寸，人皆称他为长人。他的胸前有“制作定，世符运”六字之文。他坐如蹲龙，立如牵羊；海口，牛唇，虎掌，龟脊，辅喉，骈齿，面如蒙倛。他们说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赤雾于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于庭，则五星之精。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故苍龙绕室，五星降庭。”徵在知其为异，乃以绣绂系麟角而去，至鲁哀公十四年，鲁人■商田于大泽，得麟以示夫子，夫子知命之终，乃抱麟解绂而去，涕泗焉。他们说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书》北向。孔子斋戒，簪缥笔，衣绛单衣，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拿这种话和《论语》上的话一比，真要使人心痛，痛的是孔子受了委屈了，他们把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浸入怪力乱神的酱缸里去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孔子若不受他们的委屈，给他们作弄，孔教的一个名词是不会有的。经他们这样的造作了谣言，于是孔子便真成了黑帝之子，真成了孔教的教主。到现在，你去随便问一个乡下人，“文字是什么人造的?”“是孔夫子。”“书籍是什么人做的?”“是孔夫子。”“礼仪是什么人定的?”“也是孔夫子。”这便是孔教的势力。倘使永远从《论语》中去看孔子，民众所需要于孔子的乃一无所有，孔子决不会得到纤毫的势力。
但是，孔教是一个没有完工的宗教。何以说没有完工?这和汉朝的经学很有关系。西汉的经学本来就是宗教：董仲舒是《春秋》大师，而他会求雨止雨。翼奉是《诗经》大师，而他会用时辰卜来客的邪正。王莽之时，假借符命以图篡位，图谶大盛。有一人名哀章，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他衣了黄衣，持匮到高庙。明天，王莽到高庙，拜受金匮神禅，下书曰：“皇天上帝隆显大佑，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诰告，属予以天下兆民。予甚祗畏，敢不钦受！”遂即真天子位，定国号曰新。哀章封为国将，美新公。因为这种事做得太多了，又太显明了，所以一般的民众有了觉悟，每每相戏道：“独无天帝除书乎?”向来这种话集中于孔子，倒很可加增人民的信仰；到这时成了日常的事情，于是大家不由得怀疑起来。恰巧这时经学方面有一个新派——古文家——起来，于是这一个派里就绝对不收进神话的材料，只顺着经书的文字释义，把经书看成了历史。经这样一干，孔教的大本营就覆灭了。宗教一面的材料没有寄顿之处，只得改拉了老子做教主，成就了道教。有了道教，于是民众的信仰一齐流了进去，孔子就纯粹地成了士大夫们的先师了。
我们在这一讲里，可以知道：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孔子成为君子并不是薄待他，这是他的真相，这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我们要崇拜的，要纪念的，是这个真相的孔子！
1926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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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当春秋季世，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故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此种势力，全由学说主张，足动当时上下之听。有与之分庭抗礼、同为天下仰望者，墨翟是也。有诋其道不足救国而沮之者，齐之晏婴、楚之子西及陈蔡大夫是也。所以孔子只能谓之显学，不得称以素王。其后弟子众多，尊崇其师，贤于尧舜。复得子夏教授西河，为魏文侯师。子贡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孔门学术，赖以发扬。然在社会，犹一部分之势力而已。至秦始皇摧残学术，愚弄黔首，儒宗亦在坑焚之列。孔子弟子，善于革命，鲁诸儒遂持孔氏之礼器，往奔陈涉，此盖以王者受命之符，运动陈王，坚其揭竿之志。远孙孔鲋，且为陈涉博士，与之俱死。刘季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项羽授首，鲁竟不下，荐绅先生大张弦诵之声。汉高祖震于儒家之威，鉴秦始覆辙，不敢再溺儒冠，祠孔子以太牢，博其欢心，是为孔子身后第一次享受冷牛肉之大礼。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时则有赵绾、王臧、田蚡、董仲舒、胡毋生、高堂生、韩婴、伏生、辕固生、申培公之徒，为之倡筹安会。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孔子之两肩。全国上下，方且日日败坏风俗、斫丧人心，腐朽学问。此三项退化，至两汉以后，当叹观止矣!而曹丕之尊孔实较汉武有加。其诏曰：
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泗洙之上，凄凄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尊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
更以孔羡为宗圣侯，修旧庙，置吏卒，广宫室，以居学者。不知汉高帝、武帝、魏文帝皆傀儡孔子，所谓尊孔，滑稽之尊孔也。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孔子不可复生，安得严词拒绝此崇礼报功之盛德耶?就社会心理言之，昔之丈夫、女子延颈举踵而望者，七十子之徒尊崇发扬者，已属过去之事。国人惟冥行于滑稽尊孔之彀中，八股试帖，俨然衣钵，久而又久，遂成习惯。有人诋此滑稽尊孔者，且群起斥为大逆不道。公羊家接踵，谶说坌起，演成种种神秘奇谈：身在泰山，目能辨吴门之马；饮德能及百觚；手扛国门之关，足蹑郊坰之虎；生则黑帝感召，葬则泗水却流；未来之事，遗于谶书；春秋之笔，绝于获麟；几若天地受其指■，鬼神为之使令，使人疑孔子为三头六臂之神体!公羊家之邪说，实求合滑稽尊孔者之用心。故历代民贼，遂皆负之而趋矣。乃忧时之士，犹思继续演此滑稽之剧，挽救人心。岂知人心、风俗即崩离于此乎?
中国二千余年尊孔之大秘密，既揭破无余，然后推论孔子以何因缘被彼野心家所利用，甘作滑稽之傀儡，是不能不归咎孔子之自身矣!试分举之：
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君主独裁，若无范围限制其行动，势将如虎傅翼，择人而食。故中国言君权，设有二种限制：一曰天，一曰法。人君善恶，天为赏罚，虽有强权，不敢肆虐，此墨家之说也。国君行动，以法为轨：君之贤否无关治乱；法之有无，乃定安危。此法家之说也。前说近于宗教，后说近于法治，皆裁抑君主，使无高出国家之上。孔子之君权论，无此二种限制，君犹天也，民不可一日无君，犹不可一日无天(《尚书大传》孔子对子张语)。以君象天，名曰天王；又曰：帝者，天称也；又曰：天子者，继天理物，改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万民，皆以君与天为一体，较墨翟以天制君者绝异，所以不能维持天子之道德。言人治不言法治，故是尧非桀；叹人才之难得，论舜治天下由于五臣，武王治天下由于十臣；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孝经》、《论语》之大义微言，莫不主张人治。荀子言，有治君，无治国，有治人，无治法，即师承孔子人治之义，彰明较著以言之也；较管、商、韩非以法制君，又迥然不同，所以不能监督天子之行动。天子既超乎法律、道德之外，势将行动自由，漫无限制，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空论，果假何种势力迫天子以不得不遵?孟子鉴及此弊，阐明君与国之关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晓按：孟子的这一思想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人权大于主权，主权又大于政权）。于是弃孔子之君治，以言法治，谓先王之法，犹五音之六律，方圆之规矩，虽有尧舜，舍法取人，不能平治天下。其言得乎邱民为天子，舜禹践位，亦由民之讴歌，非孔子所敢言也。
一、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诸子并立，各思以说易天下，孔子弟子受外界激刺，对于儒家学术不无怀疑，时起问难。孔子以先觉之圣，不为反复辨析是非，惟峻词拒绝其问。此不仅壅塞后学思想，即儒家自身学术，亦难阐发。盖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也。宰我昼寝，习于道家之守静也，则斥为朽木；樊迟请学稼圃，习于农家并耕之义也，则诋为小人；子路问鬼神与死，习于墨家明鬼之论也，则以事人与知生拒绝之；宰我以三年之丧为久，此亦习于节葬之说也，则责其不仁。宰我、樊迟、子路之被呵斥；不敢申辩，犹曰此陈述异端邪说也。乃孟懿子问孝，告以无违，孟懿子不达，不敢复问，而请于樊迟；樊迟问仁、智，告以爱人、知人，樊迟未达，不敢复问，而请于子夏；孔子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门人未达，不敢直接问孔子，而间接问曾子。师徒受授，几杖森严，至禁弟子发言，因此陈亢疑其故守秘密，询异闻于伯鱼。一门之中，有信仰而无怀疑，有教授而无质问。王充《论衡》曰：“论者皆云孔门之徒，七十子之才，胜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见孔子为师，圣人传道，必授异才，故谓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谓之英杰，古以为圣神，故谓七十子历世希有。使当今有孔子之师，则斯世学者皆颜、闵之徒也；使无孔子，则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验之?以学于孔子，不能极问也。圣人之言，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皋陶陈道帝舜之前，浅略未极，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盖起问难。此说极而深切，触而著明也。”(见《问孔篇》)王充责七十子不能极问，不知孔子不许极问也。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惟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朱晓按：孔子杀少正卯给弟子看。）因争教而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至于叩原壤之胫、拒儒悲而歌，犹属寻常之事也。
一、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藉口。孔子圣之时者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其立身行道，皆抱定一“时”字。教授门徒，亦因时、因地而异。韩昌黎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夫孔、墨言行大悖，岂能相用?盖因孔子讲学无绝对主张，言节用、爱众，颇近墨家节用、兼爱之说。虽不答鬼神之问，又尝言祭鬼、祭神，颇近明鬼之说；虽与道家背驰，亦称不言之教，无为之治；不谈军旅，又言教民即戎；主张省刑，又言重罚；提倡忠君，又言不必死节；不答农圃，又善禹、稷躬稼。此讲学之态度极不明了也。门人如子夏、子游、曾子、子张、孟子、荀卿，群相非谤，各以为圣人之言。岂非态度不明之故，酿成弟子之争端耶?至于生平行事，尤无一定目的。杀身成仁，仅有空论。桓■一旦见陵，则微服而过宋；穷于陈蔡，十日不食；子路享豚，褫人衣以沽酒，则不问由来而饮食之；鲁哀迎飨，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沽酒不饮；从大夫之后不敢徒行，视陈、宋之时，迥若两人。求如宗教家以身殉道，墨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商鞅、韩非杀身行学，皆不可得。美其名曰中行，其实滑头主义耳!骑墙主义耳!胇肸见召而欲往，南子请见而不拒，此以行道为前提，小德不逾闲，大德出入可也。后世暴君假口于救国保民，污辱天下之名节，皆持是义。
一、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是为儒门安身立命第一格言。孔门之学在于六经，六经乃先王治国政典，管子谓之六家，君与民所共守也(见《山权数篇》)。孔子赞《易》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遂有儒家之六艺。孔子尝执此考察列国风俗政教，其言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
孔子因此，明于列国政教，故陈说六艺，干七十二君。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六艺者，孔子之质也，亦孔子之政见书也。孔子尝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干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见《庄子·天运篇》)是孔子虽干说诸候，一君无所钩用。昔言禄在其中，已失效验，忧贫之事，其何可免?既不屑耦耕，又不能捆屦织席，不能执守圉之器以待寇，不能制飞鸢车辖以取食。三千弟子中，求如子贡之货殖，颜回之躬耕，盖不多见。然子贡常相鲁、卫，游说列邦，不专心于货殖；颜回且说齐君以尧舜、黄帝之道，而求显达，其志亦非安于陋巷箪瓢、鼓琴自娱者矣。儒家生计，全陷入危险之地，三月无君，又焉得不皇皇耶?夫孔子或志在救民，心存利物，决非薰心禄饵，竦肩权贵，席不暇暖，尚可为之原恕。惟流弊所趋，必演成哗世取宠、捐廉弃耻之风俗。李斯鉴于食鼠窃粟，遂恶卑贱而悲穷困；鲁诸生各得五百斤金，因尊叔孙通为圣人。彼去圣人之世犹未远也，贪鄙龌龊，已至于此，每况愈下，抑可知矣!
以上四事，仅述野心家利用孔子之缺点，言其学术，犹待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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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止就着排他一点来说，不能笼统的说是好或是不好。要看他抱的是什么态度、用的是什么方法手段；后来社会受了这种影响，得的是什么结果，才能下好不好的批评。
自秦以后，古代哲学忽然中绝，思想界没有进步。许多人都晓得儒教独尊，是内中一个大原因。但是这个原因，要分做两面观察。一面是利用儒教的人，拿一种权势，拥护儒教，罢黜百家。一面是儒教自身也有传统一尊的性质、深闭固拒的政策。两面合来，才弄到思想界没有进步。这不是儒家末流才有这等毛病。我们可将孔子孟子荀子三个人的学说来考究。
第一，孔子生平不见得有什么排斥他家的话，却是《论语》只有一句话：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就是孔子排他的态度，是一味封门的教条。据这个意思，要是和儒教不同的学说，都可以束之高阁。看是消极的态度，但远要比积极去排斥他家的更要利害——何晏《论语集解》、皇侃《集疏》，都说攻治也。任昉《王文宪集序》、孙奕《示儿篇》，解“攻”为攻伐，训“已”为止。说是孟子距杨墨的意思。但一部《论语》，没有辟异端的话。可见孔子自己取消极的态度，教人也取消极的态度。——什么是异端，本无一定的界说。尊用旧闻的人，只有愈趋愈窄。一家传授的师说以外，都可以叫做异端。汉儒的抱残守阙，有时可算是他的长处。那党同妒真，究竟是他的坏处。《汉书·儒林传》载：“江翁曰：经，何以言之？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曲也”，讲鲁诗的人，听见人家讲礼，就有这种态度。樊迟请学稼学圃，孔子竟直骂他小人。秦相李斯，用“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依着孔子消极的态度，几乎是先定了一尊，更不必别人家的黑白了。
第二，孟子的时代，各家已经很有攻击儒教的议论。孟子排他的态度，也就与孔子不同。不是笼统说个异端就完了事，他将各家分别指出，一一排斥。他说：
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是排斥兵家、纵横家、农政家的话。他如驳许行的并耕、讥陈仲子避兄离母，是排斥无政府主义的话。但是孟子所最起劲、引做自家最大的使命的，还是距杨墨。他说：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这是“传统一尊”的态度，和市面上掛的“止此一家言无二价”的招牌一般。因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非距杨墨，不能承继三圣人的事业。是表明自己的宗旨责任。甚至推到极广，凡是能言距杨墨的，都不惜引为同志。认杨墨是最大的强敌。所以有这番说话，问杨墨有什么罪状，就说他一个为我是无君、一个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就是禽兽。照三段论法，孟子的话应该分析排列如左：
凡为我兼爱者无君无父者也
杨墨为我兼爱者也
故 杨墨无君无父者也 凡无君无父者禽兽也
为我兼爱无君无父者也
故为我兼爱禽兽也
禽兽没有人类的知识，所以无父无君。兼爱为我充类至尽，可以无父无君。把杨墨的无父无君说是禽兽，这因媒语不当，生出错谬。比方说：
凡杀人者当死
士师杀人者也
故士师当死
常人以自己的意思杀人，士师执行国家的刑法去杀罪人，本来是两样性质。拿杀人来做媒语，就会有士师当死的判断。孟子拿无父无君做媒语，斥杨墨为禽兽，正犯了这个谬误。——媒语的意义暧昧，一语而有两样性质，就等于两语。三段论法，止限于三语。故此种谬误，叫做“四语谬误”，为暧昧语之似而非推论。孟子是不讲名学的人，关于一语两义的地方，有时不错，如说“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是很有分别的话，有时错了，就如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上一个社稷，有代表国家的意思；下一个社稷，不过社稷神的坛位。没有分别就不对了。——孟子排他的头脑太热，判断上固然犯了名学的谬误，而且就着社会的好恶偏癖，翻弄人家的感情。无父无君，已是极端的推论，跟着就下禽兽的判语，又夹杂说些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话，全是煽动感情的作用。后来韩愈一辈人，说孟子距杨墨，功不在禹下。他们又想拿辟佛老来承受孟子的道统。夷狄禽兽，都是排他最有力的名词。越排得凶骂得恶，越要算儒教的正宗。这都是从孟子学得来的。不过孟子根本儒教，就于伦理、政治，有很大的创造发明，故此能取得他的地位。后人不看重这些地方，专要学距杨墨的半边孟子，所以没有什么价值。
第三，荀子在战国时晚出，又讲究名学，他的书排斥各家的话最多。有就他家一个论点来驳正的。如《富国篇》驳墨子的节用论、《乐论篇》驳墨子的非乐、《正论篇》驳宋子的学说、《性恶篇》驳孟子的性善、《正名篇》驳名家各说，依着严正的论理方法，破反对者的论旨，很不失学者的态度。有就他家学说下概括的批评的。如《天论篇》说：“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解蔽篇》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静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也还是冷静的头脑、平允的议论。到了《非十二子篇》，就露出偏激的态度，开首说“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是把十二子笼统的骂倒；以次论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五处都说他“足以欺惑愚众”；论到子思孟轲，说“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茲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比之前十个人，还加一重罪案，和曾子责子夏说“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尔罪一也”同一口气。我不是说荀子不应该议论到子思孟子，但是他所指斥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用了许多形容词，和子思孟子的书并不切当；又拿人家推重思孟两人的，都归入两人自身的罪案，如何能叫思孟两人心服呢。我看荀子传统一尊的意见很深。杨子云说是“同门异户”，所以排斥思孟，更比他人利害，恨的是“案饰其词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不许他两人认了儒教的真传，这个态度，更比孟子狭隘得多。汉时的儒生，许多是荀子再传私淑的弟子，他们门户之见互相水火，未必不是受荀子的影响。
我们在儒家以外，拿庄子的《天下篇》来看他批评墨子和各家的话。除却老子是他最所推崇的不计外，凡揭人家的短处，总不没人家的长处。攻击反对之下，都有赞叹可惜的意思。这种平和博大的气象，不但荀子所无，就连孟子也是不及。固然是因为儒家带的宗教臭味，和庄子不同。还有一层，庄子是抱出世主义的，儒家是抱用世主义的，儒家的头脑就比较的难得冷静。儒家要行其道于天下，他家之说盛，足为自己的妨碍。就不能不极力排斥他家。高的是卫道济世的功夫，低的就是干禄求荣的本领。同一儒教，同一宗派，尚且往往不能相容，对于此外各家，更没有什么稀奇了。
讲到儒教排他的手段以荀子的话说得最为明白。他的《解蔽篇》说：
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为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传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谓合王制与不合王制也。
以圣王为天下极则，绝对统一，不容有不合王制的学说，是一个专制手段。后人对于李斯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攻击得不遗余力，对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的条陈，就不说什么话。这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其实两个人都是实行荀子手段的。荀子的《正名篇》说：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辩说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
荀子的意思是，如果有势有刑、可以禁绝百家异说，是最好的事。用不到和他辩说，辩说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事。可见荀子的手段，专制霸道得很，既认为极合理的办法，所以《非相篇》又说：
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谵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
照荀子所胪列的罪状，未见得就应该宣布死刑。却说他比盗贼还坏，要先得诛杀。这是《正名篇》“刑以禁之”的一种手段。《宥坐篇》载孔子为鲁摄相，七日而诛少正卯，就是举的实例。孔子数少正卯的罪状说“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彊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完全可以做《荀子·非相篇》一段话的证佐。《左传》《孟子》，都没有说孔子杀少正卯。《史记·孔子世家》说“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大抵是本于《荀子》。如果孔子的话，不是荀子假造的，就真要开后人凭借势力、诛锄异己的恶例。只要一派人得志，就可以将许多罪名加到别派人身上。所以有人疑心这事不是孔子做的。更有人就说是孔子和少正卯争传教授徒的势力。或者荀子要假讬前人来证他“势临刑禁”“圣王先诛”的话，像庄子的寓言重言一样。看他下文所说七个杀人的故事，只有一个周公诛管叔，有得稽考，余外都不见经传，可见他的话靠不住。但是荀子守着传统一尊的主义，又用专制的手段，动手就要杀人。自然有李斯一种残酷的人，做他的弟子。苏子瞻说“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行刧”，指他不该言性恶、及排斥子思孟子。我看还是荀子爱讲专制杀人的手段，才叫后人受很恶的影响。那好奇立异的性子。到不要紧。
以上所述儒教排他的态度手段，我们都不敢赞成。本来他家学说衰微，并不是儒教当然得的胜利。——《史记·儒林传》很有微词——儒教占胜之后，因袭的性质和专制的性质化合，想有进步更不容易。我们不是专去挑孟子和荀子的眼，因为汉以后的儒者，都绍述他们的学说。他们的态度，有不公平的；手段又有过酷烈的，后人受他的影响很大。——荀子的书只有《正名篇》说“有兼听之明，而无奋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讲得最好，不似他处的偏激。——就他生出的结果，更可证明这种态度手段的好丑。如果要求学术的真正发达，就要向这里痛切改良，不是一件小事。由汉一直到宋，儒教合着印度哲学的潮流，才有异样新鲜的色彩。也是亏宋儒讲学的工夫，彼此辩论，不厌求详，有时持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的态度，也不曾倚恃势力排斥异己。即如辟佛，也没有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那种粗暴的口气，可算是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了。